「臭老九」突然成為「通天片」導演
對我來說，在1976年奉命為重病在身的毛澤東主席拍攝「內片」，完全出乎意料。
當時，我正處於「賦閒」狀態。1976年5月初，根據來自北京的指示，上海成立「內片」攝製組。已經復職的上海科教電影廠廠長洪林以及派駐的「工人毛澤東思想宣傳隊」領導找我談話，突然宣佈我被任命為上海「內片」攝製組組長兼導演。
這一任命，完全出乎我的意料，且使我的同事們都驚訝萬分。因為我在「文革」中被打成「文藝黑線干將」「大毒草作者」，遭到抄家，在「五七幹校」度過三年，然後去「深挖洞」——挖防空洞及做煤渣磚。這樣的「臭老九」，怎麼可能去拍攝「內片」呢？
在當時，所謂「內片」，也就是保密性極高的影片。進入「內片」攝製組的每個人，都必須經過嚴格的「政治審查」。接受任命之際，我理所當然提出自己的疑問。經過解釋才明白，這一「內片」是「中央直接交辦」的，必須限時限刻完成。這些「內片」，並不是關於原子彈、導彈、人造衛星之類的保密片，而是專為「中央首長」拍攝的娛樂性影片——代號為「文集內片」。
當時對「內片」的要求是質量高、速度快、限時限刻完成。在任務下達後，必須在半個月以至一星期內完成影片——這在當時簡直是不可想像的速度。
後來才知道，這些「內片」專供病重的毛澤東觀看，在北京與上海兩地各成立「文集內片」組。由於是專供毛澤東觀看的「通天片」，所以提供的拍攝條件是很好的。
上海的「文集內片」組，一共成立三個攝製組，呈「三足鼎立」之勢。我所負責的上海科教電影廠的攝製組有50多位工作人員，趕拍《馴獸》以及《京劇唱腔音樂》。另外兩個上海電影製片廠的攝製組，則拍攝京劇「舊戲」——才子佳人戲。這在當時簡直是不可理解的事。
拍攝京劇「舊戲」的兩個攝製組，由張天賜、岑范兩位老導演負責。跟這樣的老導演「三足鼎立」，而且又是「中央交辦」的攝製任務，我不能不加倍努力。那些日子，我沒日沒夜、全身心投入地工作。
後來才知道，我作為「臭老九」，突然被起用，是廠長洪林提名。派駐的工宣隊並不了解我，而是洪林對我十分看重。
洪林，清瘦的小個子，文質彬彬，講話總是慢慢的。即便是在三伏天，他仍穿長袖白襯衫，領口、袖口的紐扣扣得緊緊的，整整齊齊，卻並不出汗。他原名繩曾，安徽涇縣人，生於1917年，是來自延安的老幹部。
在「文革」前，洪林已經調往上海電影局任副局長，「文革」開始後，造反派把他「揪」回廠批鬥。他是建廠元老，所以作為「祖師爺」遭到惡鬥毒打，以致一度服安眠藥自殺，幸虧夫人及早發現，送醫院搶救。洪林雖被關押在「牛棚」多年，但他在那裏靜靜地觀察着廠里的各色人等。
洪林由於沒有歷史問題，在「文革」末期終於被「結合」到領導班子之中，人們笑稱「紅廠長」（洪廠長）官復原職了——因為在「文革」中拍攝的電影裏，總是把「走資派」廠長取名為「白廠長」。
我跟洪林只有工作上的交往而已。據說，他曾仔細看過我的作品，所以對我的創作能力相當了解。在1976年，儘管廠里資歷比我深、經驗比我豐富的老導演多的是，洪林卻決定起用我這個36歲的青年導演。
洪林以為，為了確保如期完成「中央直接交辦」的「文集內片」，必須挑選「手腳快」、年富力強的導演。我在同行中向來有着「快手」之譽，不僅劇本寫得快，拍攝影片也快。
我明白，在廠里，能夠被任命為「內片」導演，表明在廠領導眼中，我已經是「強盜」了，即「強導」的諧音。在電影廠，習慣於把最拔尖的導演稱為「強盜」——「強有力的導演」。
於是，在毛澤東病重的那些日子裏，我變成了「忙人」，兼編導於一身——自己寫劇本，自己導演。我又兼任組長，負責攝製組50多人的日常工作。
從1976年5月接受任務，到9月9日毛澤東去世，短短4個多月中，完成了9部影片。
「文集內片」參與者的回憶
自從擔任「文集內片」導演之後，我的「頂頭上司」是上海電影製片廠副廠長齊聞韶。他的名字取自「孔子在齊聞韶」的典故。他是老一輩電影人，編導出身。當時，我喊他「老齊」。齊聞韶是一個和善的老頭兒，常常一聲不響來到拍攝現場。他有很豐富的現場工作經驗，會給我很多寶貴的指點。
我在工作中遇到問題，他會及時向上一級領導——另一個老齊報告，即齊英才。齊英才是上海京劇院副院長，著名京劇演員。他的夫人是有着「中國京劇第一女武旦」之譽的張美娟，而他的妹妹則是在京劇《智取威虎山》中扮演「小常寶」的齊淑芳。
由於「文集內片」的拍攝處於極端秘密之中，關於其中內幕，我只在1992年第2期的《炎黃春秋》雜誌上，見到齊英才的一篇回憶文章：《「文化大革命」中秘密拍攝傳統戲始末》。齊英才回憶道：
1975年深秋，天氣特別地陰冷。一天上午，當時上海市文化局負責人孟波同志突然來到我家，很神秘地對我說：「老齊，咱們倆有些事要馬上去北京。」他這沒來由的話，把我弄得如墜雲霧，不着邊際。那時，我剛被宣佈解放，雖然說是讓我和陸漢文、胡冠時等同志負責上海京劇團（即現在的上海京劇院）黨委工作，但我是心有餘悸，處處小心，大事小事都請示，生怕再被靠邊批鬥。
出于謹慎，我問：「是什麼事情？」孟波不露聲色地說：「到了北京就知道了。」他秘而不宣。我更加要刨根問底：「你不說清楚，我就不去！」他犯了急：「瞎，你這個人真死心眼，告訴你，是搞傳統戲的事。」一聽說是搞傳統戲，我這腦袋轟的一下就像炸開了。
這八九年來，為了帝王將相、才子佳人的傳統戲，我吃的苦頭還少嗎？現在是什麼時候，八個樣板戲唯恐大樹特樹還不夠，搞傳統戲，豈不是黑線回潮，復辟倒退嗎？這可是拿政治生命開玩笑呀！我急忙搖頭說：「這個事情我不能去，打死我也不去。」
孟波見我如此頂真，便朝我面前湊了湊，輕聲說：「你放心，這是中央最高領導要看，不會有問題。」他特別強調「最高領導」，使我感到有了幾分安全感，於是便點了點頭。孟波見我同意，便交代了第二天去北京的事宜，留下機票後告辭了……
登上飛機，孟波和我相鄰，待飛機升空，他瞧瞧前後左右，對着我的耳朵悄悄地說：「是毛主席要看，因為你熟悉京劇，所以非你莫屬。」我這才恍然大悟。在當時的政治形勢下，也只有他老人家能作出這樣的決定……
主席指示要搞傳統劇目的錄音、錄像、拍電影。這個決定使江青等感到為難，頂着不辦，主席那裏交代不過去；辦，等於是自己打自己的耳光，否定了這十幾年來的所作所為。所以江青幾次找于會泳等商量對策，結果是打出「給中央負責同志作調查研究」、「給今後文藝革命古為今用，推陳出新留下寶貴資料」的旗號，來掩蓋他們的空虛，並且儘可能縮小範圍、對象，嚴加保密。
在我拍攝「唱腔音樂」影片時，上級指定上海音樂學院教授連波先生為影片的音樂顧問。連波總是笑臉迎人，很客氣。他很細心、很耐心向我講解「唱腔音樂」的特性以及種種京劇唱腔知識。
後來，劉惠恕在《〈毛澤東晚年存藏詞曲〉析疑及搶救這一歷史文獻的學術意義》一文（載《炎黃子孫》2004年第2期及《上海戲劇》2004年7月號）中，寫及連波先生對「文集內片」內情的一些回憶：
這批劇目彌足珍貴，拍攝的目的，是供毛澤東欣賞的。這一工作參與人數甚多，不會少於百人。而在北京為古詞譜曲及演唱工作則始終是處於高度的保密之中，前後參與人數不會多於30餘人，參與者各司其職，工作（作品陸續拍攝）完成後，交當時的文化部長于會泳審定，然後再交江青覆審，最後呈送毛澤東主席欣賞。這一工作一直持續到毛澤東去世後終止。
跟不聽話的「演員」打交道
在「文集內片」組，我導演了多部《馴獸》影片。《馴獸》是有趣的影片，它的主角是猴子、狗熊、熊貓、狗。給這些不聽話的「演員」拍電影，曾發生許多有趣的故事。
在影片《馴獸》中，猴子穿着鮮艷的背心和三角褲，狗熊穿着漂亮的背帶尼龍紗裙。動物們穿上這些別致的衣裳後，顯得好看多了。特別是狗熊，本來渾身黑不溜秋的，很難看，穿上艷麗的衣服，色彩就豐富多了。可是，要給猴子、狗熊做衣服，可不是件容易的事，哪有給動物做服裝的裁縫師傅呀？
我們跑了好幾家服裝店，都找不到這樣的裁縫。後來，我們想起來了：在美術片中，那些小貓、小狗木偶，不也穿各種服裝的嗎？於是，就到上海美術電影製片廠求援，他們熱情地答應了。
不過，木偶是死的，可以用尺子精確地量好大小，可是狗熊一看見生人走過來量它的腰身，立即嗚嗚大叫，張牙舞爪撲過來，把裁縫同志嚇了一跳。好在做衣服的是老裁縫，富有經驗，用眼睛一看，就大致估出了狗熊的腰身，做出了合身的衣裳。
平時，我們都是給人拍電影。拍攝前，請演員一遍又一遍地做着重複的動作，進行排練，一直到合乎要求，才開始拍攝。給動物拍電影，起初拿拍人的一套辦法拍，反反覆覆地排練。可是，動物是不聽話的「演員」，排了兩遍就開始不耐煩了，再排下去就發脾氣了。
再說，動物平時一直在舞台演出，習慣於演完一個節目就演另一個節目，形成條件反射了，而拍電影卻反反覆覆拍其中一個節目，它們給弄糊塗了，越來越不高興。
有一天晚上，我們給一隻名叫「力力」的猴子拍攝「繞紅燈」的節目。平時，在舞台演出時，力力總是十分輕鬆地騎着自行車繞過一隻只紅燈。可是，在拍攝的時候，由於反覆排練，力力每次從紅燈繞過時，總是把紅燈碰倒了，拍了好多次，沒拍成功，弄得力力越來越緊張，而越緊張便越是碰倒紅燈。這時，馴獸演員給力力按脈搏，發現它每分鐘心跳達180下，不能再拍下去了。
吃一塹長一智，第二天晚上，我們把一切準備工作做好之後，一次也不排練，就讓力力騎三輪車繞紅燈，結果力力表演得非常好，一個紅燈也沒碰倒，我們一次就拍成功了。
還有一次，拍攝一隻名叫「扎利」的黑熊表演「蹬火把」的節目。為了使火把能拍得更清楚一些，我們特地在火把上加了許多汽油。在拍攝時，扎利看見那麼大的火，嚇得逃掉了。拍了好幾次都沒成功。
後來，在馴獸演員的幫助下，想出了巧妙的辦法來對付這個不聽話的「演員」：在火把上澆足汽油後，先不點火，給扎利蹬。扎利十分輕鬆地蹬着。這時，我們突然用點火棒點着了正在旋轉的火把。扎利雖然吃了一驚，但不敢甩掉正燃燒的火把，怕弄得不好燒着自己身上的毛，於是竭力用四隻腳迅速地轉動火把，想把它轉滅，火把卻越轉越旺。我們開動攝影機，拍下了這個精彩的鏡頭。
拍攝《京劇唱腔音樂》的青年才俊
在「文集內片」組，我還導演了多部《京劇唱腔音樂》影片。所謂「京劇唱腔音樂」，是用樂器模仿京劇唱腔，使樂器演奏人聲化。這是很細心的創作，要學得像，要有韻味，要體現出京劇唱腔中的不同流派、不同風格。
拍攝《京劇唱腔音樂》，跟拍攝《馴獸》全然不同。《馴獸》是充滿動感的影片，而《京劇唱腔音樂》是動作幅度很小的影片。動有動的難拍之處，靜又有靜的難拍之處。
最為難忘的是為後來被譽為「二胡皇后」的閔惠芬拍攝舞台紀錄片。在「中央交辦」的一系列拍攝任務之中，有兩集閔惠芬的節目，即用二胡演奏唱腔音樂《柴桑口》和《文昭關》。閔惠芬接到通知，拿着二胡來到上海泰興路的政協小禮堂來找我。當時，為了「保密」，電影不在電影製片廠的攝影棚里拍攝，而把空置的上海政協小禮堂作為臨時攝影棚。我帶領50多人在那裏日夜兼程拍攝。我跟閔惠芬就在那裏第一次相見。
在我的印象中，二胡仿佛是男人的「專利」。我所熟知的二胡演奏家劉天華、瞎子阿炳，都是男性。當31歲的閔惠芬出現在我的眼前，我感到驚訝，哦，女性也能成為二胡演奏家。
我請她奏一曲《二泉映月》，立即被她指間瀉出的琴聲所征服。我們聊起了二胡，非常投機。我年輕時喜歡用二胡演奏《病中吟》《良宵》《光明行》《二泉映月》《空山鳥語》，所以跟閔惠芬有着共同語言，一見如故。她在奏畢《二泉映月》之後，又應我之求拉了一曲《病中吟》，琴聲如泣如訴，深深感動了我。
接着，我們的談話進入正題。當時我還接受了另外3部京劇唱腔音樂影片的拍攝任務，即湯良興用琵琶模擬余叔岩、譚富英演唱的《空城計》，項斯華用古箏模擬程硯秋演唱的《文姬歸漢》，還有韓鳳田用擂胡模擬新艷秋、言菊朋演唱的《游龍戲鳳》。當時我並不知道，由於毛澤東喜歡這些京劇唱腔曲目，中央有關部門指令民樂演奏家們排演京劇唱腔音樂。
聽了閔惠芬演奏的《柴桑口》和《文昭關》，我的直感是閔惠芬用二胡模擬京劇唱腔是最成功的。閔惠芬說，這是因為二胡比琵琶、古箏、擂胡更加接近於人聲的緣故。琵琶、古箏是彈撥樂器，聲音不連續。擂胡雖然是二胡的變異，但是音調過於高亢。
閔惠芬告訴我，京劇名家楊寶森的唱腔雄厚，她用二胡粗獷的音調來表現。閔惠芬又講述京劇名家言菊朋的演唱特點。她講一句，就用二胡拉一句。她給我提供了《柴桑口》《文昭關》樂譜。閔惠芬向我講解演奏的內容時，還把唱詞寫在我的導演筆記本上。
7月正是上海的大熱天，那時候上海政協禮堂沒有中央空調，閔惠芬常常汗流浹背，她仍不厭其煩地配合我們反覆演奏。直到正式拍攝，她換上演出服——淺藍色的連衫裙，補好妝，擺好姿勢演奏。
在完成影片之後，閔惠芬很高興地說：「導演懂二胡，所以影片能夠很好展現二胡的演奏特色，我很滿意。」我沒有想到，小時候對二胡的愛好，竟然在電影導演工作中派上了用場。
當時選用演奏京劇唱腔的演奏家，頗有眼光，在年輕演員中選擇了最優秀的才俊。閔惠芬後來成為中國的「二胡皇后」，而項斯華後來則成為「中國古箏第一人」「箏樂大師」。當時36歲的項斯華用古箏模擬程硯秋演唱的《文姬歸漢》，深沉而悲涼，曲終意未盡，餘音繞樑。
2007年，我應邀到澳大利亞講學。在悉尼，我拜訪了音樂家楊明先生。他知道我認識項斯華，便從書房裏取出項斯華所著的古箏琴譜。在古箏琴譜中，最後一曲，便是《文姬歸漢》。楊明先生告訴我，他非常崇敬項斯華。他就是以項斯華所著的古箏琴譜作為教材，教授學生學習古箏。從楊明先生的談話，也可以一覷項斯華在古箏演奏中的大師地位。
「文集內片」停止攝製
1976年9月9日，我正在拍攝現場，突然接到通知，收聽重要廣播，中止拍攝。廣播裏傳出哀樂，毛澤東主席病逝！
「文集內片」的攝製，隨之戛然停止。
在毛澤東去世後，我除了把已經拍攝的內片完成收尾工作，又奉命寫攝製小結。在我寫完攝製小結，過完國慶節休假後，便從北京傳來振奮人心的喜訊：粉碎「四人幫」！
《同舟共進》2016年6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