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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四年的私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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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久我與曉玉結婚。雖然兩家離得不太遠,為了遵守對妻兄的承諾,平日我們是不串門的。他的三個孩子出生,我和曉玉都是晚間去看望。兩家的孩子也從來不來往。有一次,路上一個童音在背後喊「姑父」。我回頭一看,見一棵大樹背後露出了半張小圓臉。我一注視他,他就又羞怯地縮了回去。 我趕忙走過去,蹲下身拉起他的小手問道:「你是誰家的孩子?」他抬手指着對面的院子。通過矮牆,我看到開着的窗扇里,有位老嫗在向我招手。我抱起孩子進了院子。進屋後才發現,這不是嫂子的老祖母嗎!

1980年1月11日,車間黨支部安排了隆重的公議表決大會。與會的三十多名黨員,一致通過我和房師傅為預備黨員。我倆各自宣讀的自己登記表中社會關係一欄的內容,引起大家的興趣,因為我岳父和我愛人的姓名在我倆的社會關係中都出現了。這一欄的內容顯示,我是他妹夫,他是我妻兄。這個對外保守了十四年的親屬關係的秘密,此時終於大白於天下了。

文革開始那年,春節剛過,房師傅把剛從師範學校畢業的堂妹曉玉介紹給我。正當我倆相處得如膠似漆的時候,曉玉告訴我:「不知為啥,我哥想拆散咱倆。他非要再給我介紹一位鐵中的老師。」我十分氣憤,找到房師傅當面質問。他說:「我這都是為你好。最近我聽厂部議論,說你們這批畢業生數你最有發展,群眾口碑好,根紅苗壯,我怕我妹妹的家庭出身影響你的前途。那時你會恨我的。長痛不如短痛,就此拉倒吧。」「要是我不同意你的意見,你還會做下去嗎?」他略作忖度:「你家裏什麼意見?」「還沒到向家裏說的時候。」「你要認準了曉玉,那我只有祝福你們了,但有兩點你要記住:1、對任何人都不能說我是你們的介紹人;2、任何時候不要說咱倆是親戚關係。」我答應了。

房師傅和曉玉的爺爺有四個兒子。土改時,曉玉的父親被劃為富農,其餘三個兒子皆被劃為地主。房師傅三歲時,父母先後亡故,四叔——曉玉的父親把他接到家裏撫養。

文革期間,我被分到房師傅的車間。為了遵守承諾,我盡力避免與他直接接觸。有時走路迎面碰上,他會突然一拐,走向他處。有時實在有事找我,他會拿一張圖紙做掩護,比比劃劃中與我談私事。不久,他與相處一年多的女友(我廠化驗室的小杜)分手了,原因是二人出身都不好,怕影響下一代。一個星期天,在曉玉家,我倆碰到一起。他說:「我要像曉玉那樣,非找個紅五類出身的對象不可——咱老房家的血脈純度要改變。」曉玉媽媽道:「你還想入黨提干呀,那麼看重成分?小杜哪點不配你,你跟人家吹了,看你不打一輩子光棍才怪呢。」他說:「嬸,你不知道現在是出身決定命運的時代,咱自己的是改不了啦,怎麼也得設法改變下一代一半的血統吧。」不久,他真的找到了改變老房家血脈純度的人,又很快舉行了革命化的婚禮。這個嫂子,人長得很清秀,父親在抗美援朝中犧牲,媽媽改嫁,與花甲的奶奶靠政府每月那點撫恤金生活。

1966年9月,房師傅偷偷告訴我:「已接到通知,我四叔家今天要被趕回農村。我去不方便,請你去幫他們搬家,好嗎?」說着掏出十元錢,叫我轉交給他的四叔。曉玉的父親很不滿意,埋怨這個侄子在最需要他的關口不露面,拒收那十元錢。78天之後,曉玉全家又被她父親的單位接了回來。

不久我與曉玉結婚。雖然兩家離得不太遠,為了遵守對妻兄的承諾,平日我們是不串門的。他的三個孩子出生,我和曉玉都是晚間去看望。兩家的孩子也從來不來往。有一次,路上一個童音在背後喊「姑父」。我回頭一看,見一棵大樹背後露出了半張小圓臉。我一注視他,他就又羞怯地縮了回去。

我趕忙走過去,蹲下身拉起他的小手問道:「你是誰家的孩子?」他抬手指着對面的院子。通過矮牆,我看到開着的窗扇里,有位老嫗在向我招手。我抱起孩子進了院子。進屋後才發現,這不是嫂子的老祖母嗎!老人趕忙將另外兩個孩子也圈攏過來指着我說:「這是你們的姑父,快叫。」孩子們馬上齊聲喊道:「姑父好。」看着這些長得一個比一個壯實的小小子,我感慨地說:「這可辛苦您老人家了。」「有啥用,一幫小地主。」接着老人抱怨起來:「你們可是實在的親戚,怎麼也不串門走動,是不是有啥隔閡?」我笑着作了解釋,告訴她這是大哥定的規矩。她聽了無奈地說:「小心點也好。」接着又神秘兮兮地說:「毛主席發動的這場運動,時辰選的不好,丙午年的丙午日。老人家翻錯了皇曆,自古以來年逢丙午都被稱為紅羊劫,兩個丙午碰到一起,就是雙羊劫,更遭殃了,所以你們得格外小心。」瞅着那三個衣不遮體的孩子,我趕緊掏出身上僅有的幾元錢給了他們。在回廠的路上,憂傷不斷向我襲擊。這下一代孩子,難道也要淪為低種姓的小賤民嗎?

林彪之後,鄧小平復出,我廠也開始步入正規,妻兄被任命為車間副主任。這是我廠唯一的一個出身地主的非黨幹部。為了表示祝賀,我邀他小聚,遭他婉謝。「毛主席說了,文革每隔七八年再來一次,小心為上。」把我搞得很尷尬,好像我在巴結他。

1970年10月的一天,舅哥打破慣例,一大早高興地告訴我:「昨天區裏的領導一大幫人到我家來看望老太太,還帶來禮品。區長與我握手照相,又給了一套精裝毛選四卷。」我還沒來得及問詳情,他已走開了。後來聽他鄰居說,今年是「紀念抗美援朝勝利20周年」,區領導下來慰問軍烈屬。

1978年冬,我到鐵道部開會,聽說中央馬上要發佈《關於地富子女成分問題的決定》。回去後我告訴妻兄,他極為興奮:「你能不能再說得具體點。」「可以。等我高興時再說吧。」說完頭也不回地走了,作為上次的報復。

1979年1月11日,中共中央正式下達了《關於地主、富農分子摘帽問題和地富子女成分問題的決定》。妻兄十分激動,主動邀請我晚間去他家小酌。席間我打趣他:「毛主席對華主席可是有『你辦事我放心』的政治遺囑。兩報一刊也說過,凡是毛主席作出的決策,我們都堅決維護;凡是毛主席的指示,我們都始終不渝地遵循。你不怕他們也遵循『文革每隔七八年再來一次』?」「我不管這些。既然今天把我這頂帽子摘了,我堅信不會再給我戴上。哈哈,我終於看到我們房家血統改變的日子了。」當晚,我倆都喝得酩酊大醉。

謹以此文獻給那些在1949-1979三十年間,因出身而淪為低種姓、被唾棄的5000多萬政治賤民。

(選自《黑五類憶舊》第四期,2010-09-16)

責任編輯: 李廣松  來源:黑五類憶舊 轉載請註明作者、出處並保持完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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