八九年運動爆發初期大字報揭露了中共官有制的一些特徵。圖為1989年四二七大遊行，上百萬北京學生和市民參加。（圖：六四檔案）
1989年民主運動和六四屠殺已經過去了34年。34年以來中共官方將八九民主運動和六四屠殺的歷史視為禁忌話題，監視或監禁中國境內活躍的參與者，對相關資料實施嚴格檢查，大量相關資料被隱藏，這對民間深入全面了解這次運動構成了障礙。從1989年民主運動的背景入手可以幫助了解這次運動。本篇從經濟角度粗略梳理1989年民主運動的相關背景。
1.中共放鬆對農業家庭經營的部分管制，變換增加剝削機制，製造大量廉價勞動力
中共在毛時代將農業作為快速工業化的工具，通過土地政策、戶籍制度和人民公社制度束縛和奴役農民，限制農民向城市流動，排除農民享受與城市居民平等的社會福利，農業政策包括高比例地強征公糧（農業稅），強制農民低價出售其他農產品，限制農民自主生產，農民處於長期極端貧困和饑荒之中。雖然中共在這期間大量投資其控制的工業部門，但是這些部門的生產力增長率極為低下。在毛死亡前的十幾年內經濟增減搖擺不定，逐漸停滯。
毛死後，農民利用中共權力鬥爭鬆動的社會控制，開始了家庭承包，在完成上交公糧之外，可以出售其他農產品，甚至通過在中共控制交易之外的管道，高於指定價格出售。中共元老包括鄧小平為與毛指定的接班人華國鋒爭奪權力，獲取民心，從1980年初背書家庭承包。
中共元老鞏固權力之後，農業再次作為外貿和工業現代化的輸血機器。同時，中共將人民公社改建為鄉，增加了新的黨國行政梯隊。鄉級機制既增加了農民負擔，也成為進一步有效控制和壓榨農民的工具。1985年之後，中共徵收的農業稅費高居不下。從1980年代中期開始，農民人均現金收入增幅下降，1988年，在扣除物價上漲後，農民人均純收入比上一年下降。此外，中共各級政府對農民交公糧打白條的現象在1980年中後期也越來越普遍，農業生產資料上漲、物價全面上漲，造成農民支付生產資料和生活費用困難。
中共為應對就業壓力將社隊企業轉化為鄉鎮企業，放鬆了部分管制，可以解決部分農村勞動者就近就業。但是大量農民仍無法依靠農業和當地鄉鎮企業養活自己，數億農村人口只能到城市尋找工作。由於戶籍制度繼續存在，排除了農民與城市居民的平等的權益，農民工淪為中共國家壟斷資本主義剝削經濟中最缺乏保障的勞動階層之一。
2.以經濟部分開放增強中共一黨獨裁能力，太子黨開始參與控制黨國體制
除了農村的大量廉價勞動力，由於知識青年大量回城以及大量城市中學生畢業後缺乏就業機會，中共使用子女頂替制度解決就業壓力，但是這種措施只能解決少部分年輕人就業，並不能解決絕大部分就業問題。於是官方開始在城市允許個體戶註冊。中共繼續以「社會主義意識形態|建構它的合法性，挖出了馬克思在《資本論》舉例說明僱用七人以內不會出現再生產的資本剝削，將僱用八人以下的小型企業都允許作為個體經營註冊，而更大規模的私營企業按照「集體企業」或國營企事業掛靠方式註冊。個體經營或「集體企業」僱用的工人往往是短期或臨時工，缺乏基本的勞工權益保護。1988年人大通過憲法修正案，「允許私營經濟在法律規定的範圍內存在和發展」，以及「土地的使用權可以依照法律的規定轉讓」。
此外，中共也開始了轉變在國營工廠的控制方式，從恢復「利潤留成」，到實施「利改稅」、「價格雙軌制」、「企業承包製」，中共各級管理者利用這種轉變的「國營」特權尋租。國營工廠普通工人較少從經濟增長中獲益，不過可以繼續維持企業單位內的基本福利。
中共為解決生產力低下問題吸引外資、技術和管理，建立了沿海經濟開發區，在優惠關稅的條件下從事來料加工以及轉口貿易。由於對外貿易制度仍然受到許可證和外匯管制的限制，儘管出口增長，但中國在1980年中後期出現了大量的貿易赤字。這類赤字也與「官倒」的走私經濟有密切關係。
截至1984年下半年，中共黨政軍幹部及子女建立了兩萬家公司，不少是走私公司。即使在短暫的1986年治理後，其趨勢並無改善，僅在1988年就又建立了18萬個這類公司。這類「官倒」公司利用雙軌制，倒買倒賣，也使用特權獲得批文，走私牟取暴利，引起國營和集體企業大量虧損。中共通過包括銀行系統的監守自盜、債務轉嫁以及提升物價，使工薪階層的勞動者承擔虧損後果。
3.官有制經濟體系及其演變
[四項基本原則]中第一條是「堅持社會主義道路」，其目的是掩蓋中共剝削和壓迫的經濟制度。從毛時代到鄧時代，中共將[公有制]作為社會主義的基本特徵。但是這種[公有制]僅是名義，實際上不變的是官有制。這種官有制在1989年運動爆發之前開始轉變為中共太子黨全面世襲控制黨國體制中的黨政軍、產學媒。八九年運動爆發初期大字報揭露了中共官有制的一些特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