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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首相,為啥要為自己遇刺向國民道歉?

我差點被殺,給大家添麻煩了。

——題記

當地時間4月15日上午11時30分左右,日本首相岸田文雄在和歌山縣和歌山市一處漁港視察後,正準備進行演講時,現場突然傳出爆炸聲。炸彈在距離岸田文雄一米的地方爆炸,差點讓岸田重蹈了去年安倍的覆轍。

這個新聞昨天傳的沸沸揚揚,但我覺得更耐人尋味的,其實是岸田虛驚一場之後的那個表態。

稍微安頓下來,擦擦額頭上的冷汗之後,當天下午,岸田立刻在當地發表演講說:「(我的遇刺)給大家帶來了擔憂和麻煩,我深表歉意。」

都知道日本人喜歡道歉,但這個道歉由頭吧,在咱中國人的眼中,還是挺無厘頭的——你都差點被殺了,你自己道什麼歉呢?

我想這個事情如果倒給一個其他國家首腦,八成會感謝其支持者的慰問,或者指責一下刺殺者,誓言要與恐怖主義鬥爭到底什麼的,但絕對不會說什麼「我遇刺給大家添麻煩了」之類的話。

但這類奇葩事在日本,還真就很常見,這讓我想起來前些年,德仁的女兒愛子還上小學的時候,因為遭遇同學欺負而留下心理陰影,結果「不登校」,事情爆出之後當時還是太子的德仁夫妻兩口子一起給公眾道歉,什么女兒的事情給大家添麻煩了之類的,堂堂公主受了欺負,家大人連鬧到學校告老師的覺悟都沒有。這事兒也挺匪夷所思吧。

這種在我們看來很顛倒的「道歉」觀,真的是一種「作秀」麼?其實還真未必,這件事涉及到日本文化中一個很有意思的問題;日本人的權力決策究竟是怎樣的。

昨天剛好有一位朋友在知識星球上問了我一個很類似的話題:小西,我對上世紀日本天皇的權力一直比較迷惑,簡單的說如果他想在37年或41制止戰爭,他有這個能力嗎?

我的回答是這樣的:

如果你理解能日本人的曖昧思維的話,就知道這個問題不能明確的說有或者沒有。很少有人注意到,裕仁1945年宣讀終戰詔書那個「玉音放送」,那就是他第一次用廣播跟臣民講話。在此之前,日本天皇一直是避免直接對具體事務做出明確表態的,以便免責。而他說了以後,全體日本人立馬從玉碎改下跪,很多日本史研究者(甚至包括日本本土的半藤一利先生)就據此認為,天皇是有這個權力的,1945年他就說了一句別打了,大家就真的不打了。你早說不就得了麼?

但這個邏輯其實不能套用到1937或1941年。原因恰恰在於天皇也是一個典型的日本人。

日本人是什麼?

他們是典型的稻作文化,強調群體意志,極端反對甚至仇視個人見解。

你看日本企業到現在都是這樣,我記得富士康郭台銘有次和日本一家大手談收購的事兒,本來各項條件都談妥了,就差一言決之。日本人說郭總您稍等,我們回去研究一下。

三天以後,那家企業在研究,

一個星期以後,他們在研究,

一個月了,還在研究。

仨月了,還在研究。

最後一次談判,郭台銘氣的摔門而去,老子不買了,你們等死好了!

為什麼日本企業在決策被收購這種事這麼磨嘰呢?跟日本當年投降犯了一個毛病。

因為沒人願意擔責任,

也沒有人能獨自擔得起這個責任,

哪怕是一把手也沒這個背責能力。

日本人推動決策的方式,一定是先動用自己的影響力,製造一種「空氣」,然後讓大家都讀懂這這種空氣,趨向於那個結論。

而不同人物地位和權力的不同,只在於他們對「空氣」影響力的不同。

如果你是「取締役」(董事長,但你琢磨琢磨這名字的別有韻味),你也就是對空氣的影響力強一點罷了。你不能夠直接像歐美或中國董事會一樣明確自己的觀點,一言決之。那是災難性的,對你自己來說。

再大的領導,也要躲在集體之後,才能行使自己的權威。這是日本人的處事方式。

你要脫離這個方式出非常之謀可不可以?可以!但請做好為這件事無限背責至死的「覺悟」。

比如二戰末期的大西瀧治郎,出了個神風特攻隊的主意,後來日本戰敗投降了,大西立馬切腹自殺,而且死的非常痛苦,切了整整半天才死。

為什麼他必須自殺真死,而對美宣戰的首相東條英機做做自殺樣子就行了?

因為東條做的就是空氣到那裏後的集體決策。而大西想的是與眾不同的奇謀,於是大西而不是東條或天皇,就必須自己為因決策而死的人負無限的責任。

打個比方,他們有點像按信息素來協作的螞蟻。

也是因為這個原因,二戰之後追責裕仁是非常困難的。因為這個決策體系天然方便讓尊崇它的高位者免責。

我敢打賭,裕仁確實是想要戰爭的,也確實讓日本走向了戰爭,但你按照歐美法律的思維,去找證據,說裕仁就是某年某月某句話導致了戰爭,你找得到嗎?找不到。他只是像百鬼夜行中的怪物蜃一樣,一直在吐出那種空氣,宣戰的空氣。

而反過來說,如果裕仁1941年被魂穿了,非要阻止戰爭,他阻止得了麼?

按日本人自己的那套方法來,他阻止不了,因為戰爭空氣已經形成了。

但他若非要按着歐美中領導者的方式一言決之,他做得到嗎?

法律上他做得到,但下場一定是他自己因不容於這個文化最終被抹殺掉。

是的,站在這個角度,你就能理解為什麼岸田文雄遭遇刺殺後反而要向公眾道歉——因為在日本人的思維模式中,木秀於林風必摧之可不是「風」,而是那個一枝獨秀的「木」的錯。首相遭遇了刺殺,卻又沒死,他和很多公眾的第一反應都會是這人是不是「不合群」了,而日本傳統觀念中的「不合群」可是個很嚴重的問題,因不合群而受打擊的人自身反而要自我檢討,看看還有什麼自己做錯的地方。這就是岸田文雄此次遇刺後反而要向國民道歉的邏輯基礎,也是當年愛子受了欺負以後德仁夫婦反而要道歉的原因——日本文化說到底,是不太問是非,而更強調你合群與否的。

我們不妨回想一下,在日本歷史上,不僅刺殺首相的事件很多,而且成功也不少,不算去年的前首相安倍遇刺案,二戰前的原敬和犬養毅在位遭刺殺都曾轟動一時。

而至少犬養毅,當年在污濁的日本決策層中是一股主張和平的清流,那麼按說,二戰後犬養毅至少應該算是個為和平主義而殉國的人,獲得日本人的紀念才對。可是你看日本人卻甚少紀念這位首相,反應「五一五」「二二六」兵變的電影也大多以刺殺首相和大臣的兵變者為主人公。這其中的道理何在呢?

原因還是那個,日式思維不太問是非,而只問你是否「讀得懂空氣」,做什麼事情都必須隨大流,所以哪怕首相,觀點跳脫到被人刺殺也意味着他不受歡迎的。主張和平的犬養毅遇刺之後,全日本35萬人寫聯名信要求法院不判刺客死罪。道理就在這裏。

所以岸田文雄雖然躲過了遇刺一劫,我想他此刻的心情一定還是有點委屈的,豁上命去幹這份工作,干不好挨罵也就算了,明明都遇刺了還要自己道歉,倒給誰心裏都好受不了。

但沒辦法,這就是傳說中的極端集體主義,基於稻作文化的日本既然形成了這種「抱團」的風格,你享受了這種抱團帶來的紅利,就必須承擔相應的代價。這個代價就是「屈己」。

我是很不喜歡這種日本傳統的文化模式的,

說起做決策這件事,在一些文化中是所有人都表達、投票,每人亮明自己的觀點,乘以各自權重之後做決定。

在另一些文化中,決策則是決策者一個人的事情,上面怎麼說,底下就怎麼做。

日本人是最怪的,他們是先一起製造某種空氣,然後所有人都去讀空氣,最後基於空氣出一個集體決策。

這些決策方式中,你最喜歡哪一種呢?

其實哪一種都有其無可避免的代價……

責任編輯: zhongkang  來源:海邊的西塞羅 轉載請註明作者、出處並保持完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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