到了喜歡往回看的年齡了。小時候我家住一個小樓房,院外有一棵很粗的老槐樹,夕陽西下,窗簾撒的都是慵懶的光,我願意看着老槐樹的枯枝,因為上面棲滿了烏鴉。
常德道小學一年三班,我永遠忘不了的一個班級。前些日子和同學小聊,一聊沒完沒了。我這班同學是從小學一直到中學,因為住在一條街上,所以朝夕相處。
這條街叫重慶道,街還在,老人兒不多了。更多的是為了看這條殖民街的遊客們。往日的靜謐已蕩然無存。
現在體會了什麼叫年輕?就是第一次越來越多:第一次上學,第一次工作,第一次戀愛,無數次令人興奮不已的第一次——什麼叫年老?就是最後一次越來越多,最後一次出門,最後一次吃飯,最後一次穿鞋,無數令人沮喪的最後一次。
想起那個年代,制服、自行車,吃的是大鍋飯,我慶幸經歷過它。儘管經過文革各種運動,包括物質生活的貧乏,但那種單純帶來的美好,始終不能忘卻。
那時候世界沒有這麼赤裸,一個孩子是奔走在理想的大道上,不是包裹在金錢里往前走的。也可能是因為自尊,也可能是因為虛榮,也可能當時社會之風氣,讓欲望包紮得比較嚴實,現而今反倒變成了一種美好。
1989年拍《圍城》,十集拍了一百天,戲能不能拿獎,能不能火,不在創作的概念里。大家就是在一起完成一個工作,因為那是我的職業。八十年代中期,一部《末代皇帝》三十多集拍了四年,也沒有覺得怎麼還不拍完。我們天天騎着自行車去拍戲,從東城奔西城,酬勞上,每個月大家都惦着夜宵補助費,因為比片酬多。
等到九十年代開始,文化與商業開始交流,愈演愈烈。慶幸的是,我這些所謂的理想主義的思想,完美主義的念頭始終沒有放棄—儘管時常被物質崇尚所摧殘。
九十年代名利的出現也教會了我輕狂,到什麼程度?不自重、自不量力、自以為是。無視了比你能力更強的人的存在,這就是狂。
我說過我不愛交朋友,其實不然。只是交往方式不同,我不會跟別人甜如蜜,也不會讓別人跟我甜如蜜。我覺得人真是掏心窩子的時候,就離分開不遠了。有時候有朋友跟我說太多他自己的東西,我會制止他。
一、這個跟我沒關係,對我來講是沒有用的;二、掌握對方太多的東西,會產生一種「懸空」的情緒,永遠在兩人之間罩着,你把所有的「秘密」都告訴我了,好似肺腑。這種距離不會產生多少美感,到頭來只落得個「不在乎」。
走到現在,我並沒有覺得它是最好的方式,只是我接觸社會的一個最好的方式,可能別人覺得廝守在一起很美好,很快樂,其實也不錯。
談談工作,我的運氣不錯。愈發覺得自己沒什麼不得了,老天不給機會,到現在也什麼都不是。這是一個機會主義色彩很重的行業,有時光拿能力說不了話。看看現在這個行業很多現象就明白了。這個年代是只求結果的年代。
都說男人最重要就是責任,我理解責任基礎首先就是「不欠」。於國——祖國培育了我,所以要努力做到遵紀守法,國家需要我的時候我要盡義務和責任,因為我愛這個國家;於家——父母養育了我,要盡孝讓老人為你而欣慰;於妻——要盡力維護這個家庭的利益;於子——因有你這父親而驕傲;於友——因有你這個朋友而快樂;於人——因為你的存在而有益。這就是我理解的——知恩圖報。儘管努力了,還是欠得太多。如果有能力當然如果能為社會做出更大貢獻,能為他人做點什麼更高尚。
我說過三五年可能會退出。活到老演到老,我不覺得自己有這個能力。觀眾已經看了二三十年了,還不煩你這張臉,這是很難的。留個念想吧,給人留一個念想可能還好一點。潛下心來自己看點書,再學點別的東西,進入一個平靜的狀態。我們這個行業一旦走進去,想平靜很難。昨天同行朋友給我發信息:是不是又在掙奶粉錢呢?我回個信息:今年不入你們娛樂圈——我慶幸有可進可出的彈力。
在行業里我是屬於一猛子扎進去再出來的人,這幾年一直是這樣進進出出。我是跳水運動員,不是游泳運動員,跳水是入水即出,游泳可就得一直泡在水裏了。
名利這個包袱,有點重!這麼說有點兒得便宜賣乖的嫌疑:但沒有背過的人很難體會,有一些人背了一輩子。我不知道是幸還是不幸,其實這包袱還是可以放下的,它帶來的並不完全是美好,權衡之後,就能做出選擇了。
我有一句要說的話,拍《手機》說我拿790萬,電視台這些美麗的主持人們、編輯們很可憐。她們是被騙者,然後又去騙別人。現在有些媒體的主旋律就是小報文化,「據說」這兩個字,好像是免罪金牌,冠以這兩個字就可以公然放在媒體上。一條編造出來的新聞可以在任何中等以上的報紙上報道。
「謊言」是文化上一個特別大的暗算,我們經常在生活當中聽到這樣的話:我實話告訴你,說心裏話,說白了吧,我跟你老實說吧,我一點不騙你,我們有多少這樣的「真誠慣語」,就有多少謊話產生。好容易說一句實話,而且這句實話還不一定是實話,你一生當中有多少時間說的是實話?騙一個人也就算了,活該他倒霉!如果謊言在社會上呢?
現如今,很多人的生存觀完全變了。過去傷害別人覺得自己挺對不住別人的,覺得羞愧;後來傷害不傷害無所謂了,現在,傷害完了還覺得有理,我該傷害你。
我今天戴着墨鏡來了,就是要告訴你,其實每個人可以示眾的部分不要那麼多,不要再釋放偷窺這種惡,這個惡適可而止。
有三十歲的朋友告訴我,他活得很焦慮。社會走得太深,你就會焦慮。能對生活多控制一點,焦慮就會少一點。
一天到晚在飯桌上跟人吃飯說話—說的話跟自己毫無關係,說的都是張三李四,王二麻子,好消息、壞消息、真消息、假消息都得擱進去——你就是垃圾桶,你盛也得盛,不盛也得盛。擱這麼多垃圾,怎麼可能不焦慮?
朋友往往會問:你在家都幹嘛?我說什麼都沒幹,發呆呢。
我認為發呆是最放鬆的事。嘗試把自己腦袋放空,哪怕只有幾分鐘,其實也挺幸福的。
人生大部分是空白,人忍受不了空白就要往裏邊填東西,給自己加載。其實最好的事兒就是跟好朋友一起發呆。有一起發呆的瞬間,說明關係是多麼放鬆。
我們常常在與人接觸時讓自己撐着,都是怕話掉地上,話接話,趕快接起來,太累。
而且焦慮感很大一部分來自不自由。我覺得很多人達到「自由」的狀態是在「無能期」:退休了,社會不需要你了,年輕人不需要你了,孩子不需要你了,有人認為這是自由,其實那不叫自由。自由不是被拋棄,而是放棄。
我曾經在西北一個廟門口看到一幅對聯:「在高處立,着平處坐,向闊處行;存上等心,結中等緣,享下等福。」我一直在體會着它。「在高處立」是說可以站得很高看問題;「着平處坐」,踏踏實實,平等對人;「向闊處行」,就是說心胸要開闊,做事要變通,別走死胡同;存上等心,就是存善良的心,要自律;結中等緣,就是不拒人千里之外,也不零距離接觸,中庸;「享下等福」,就是說要能吃苦。
這是一個很難達到的境界。
行而正難,思無邪難上加難。
現在讓我了如指掌的是我的家。家一定得乾淨利索,桌子上擺的東西歪了,我就一定要扶正。我喜歡收拾家,這是一種心境,收拾完特乾淨,會覺得很舒服。我覺得男人最大的時尚就是多在家待一待。其實把所有該回家的人都召回家,這個社會就會安定許多。現在有多少不回家的人,不是因為事業,而是在酒桌上,歌廳里。如果晚上每個家庭的燈都亮了,也是一種時尚。
我的孩子不用管,學習也還行,她有一個很好的心態,有點像她媽,比我強。不過看什麼事了,有時還是不放心。前兩年有一次,她跟我說要和朋友去紅螺寺玩,我當時覺得她說話有些緊張,我吃完飯一琢磨,不對,肯定不是和朋友出去,十有八九是談了男朋友出去玩的。我不放心,得看看怎麼回事。我就開車追蹤。沒想到在紅螺寺的路口她走錯路了,一掉頭回來,正好和我擦肩而過——還是那個男孩先發現我的。女兒很氣憤,就給她媽打電話,聲討我。
其實她瞞着我也是可以理解的,可能她覺得這段感情還八字沒一撇呢,沒到通知我的時候。我那時就跟她說,去山裏有些遠了,在城裏怎麼玩都行,當爹的只能說這樣的話了。
後來他們分手了,估計是我把那男孩嚇跑了?
我太太對這樣的事,比我心寬。怎麼形容她?一句話:非同凡響。最可貴的是,挺真實的。她也是個自省的人,從不會傷人。平時語言也不多,你也看不見她和誰紅臉。有一些事發生在別人家,可能就是驚天動地了,到我們家好像根本沒發生一樣,這就是寵辱不驚。
我太太的工作就是管好女兒,照顧好家裏的老人。其他所有事都是交給我,裝修房子她就不管,一直到我把筷子準備好。
我們家現在有多少錢,我都不知道,這些我不管,她也挺迷糊。我倆都不是理財的人,但是她或許比我清楚一點,我是根本不知道。
我不太花錢,我要是手裏有五千塊錢,這五千塊錢能在兜里擱三個月。我太太比我要節儉許多,她去的基本上都是打折的地方,這可能也是個樂趣。
我有時跟她說,便宜的東西,確實有時不經用,你五塊錢的一件衣服可能穿五年,你買兩塊五的衣服可能就穿一年。哪個節約呢?但她也不是摳門,她是針對自己而已。
我是風箏,我太太是那個牽線的人,我飛得再高,還是在她手裏。
我家是一個特別安靜的地方,很少大聲喧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