就白艾榮的輕罪不起訴政策曼哈頓暴力犯罪的受害者作證
眾議院司法委員會主席吉姆·喬丹（俄亥俄州共和黨）和曼哈頓地區民主黨「進步」檢察官白艾榮。（Chip Somodevilla/Getty Images、林宜君，大紀元合成圖）
在美國前總統川普被曼哈頓地區檢察官刑事起訴和傳訊後，美國眾議院司法委員會於4月10日宣佈，將於下周一（4月17日）在紐約市舉行現場聽證會，討論曼哈頓地區檢察官白艾榮，聽證會的標題是「曼哈頓暴力犯罪的受害者」。
白艾榮（Alvin Bragg）作為進步派民主黨人就任檢察官以來，保守派和共和黨抨擊他「對犯罪分子軟弱」。據委員會稱，聽證會「將審查曼哈頓地區檢察官白艾榮的親犯罪、反受害者政策如何導致暴力犯罪的增加，並危及紐約市居民的社區安全。」
白艾榮自從去年一上任就提出輕罪不起訴政策，根據他向員工發佈的備忘錄，稱他的地區檢察官辦公室不再起訴包括持有大麻、逃票、拒捕、非法進入、妨礙公務、賣淫等在內的罪行，除非這些罪行是嫌犯被起訴的重罪的一部分。他還宣佈將某些「重罪」降級為「輕罪」，包括持械搶劫、入室盜竊和販毒等。
據《紐約郵報》報導，白艾榮從2022年1月1日上任到11月底，經辦的重罪案中，有52%降級為輕罪。而在成功起訴的重罪案中，又有半數以敗訴收場。他的前任萬斯（Cyrus Vance Jr.）在任時的數據比這要好。
共和黨人指出，白艾榮對這些罪行的寬大處理與他刑事起訴川普涉嫌偽造商業記錄，兩者之間很不協調。
針對下周一的聽證會，白艾榮昨天下午發推文公開回應說，「別被愚弄了，眾議院共和黨人來美國最安全的城市（紐約）搞政治噱頭。本次聽證會不會涉及增加公共安全的實際努力，例如支持國家槍支立法⋯⋯」
白艾榮又說，現在曼哈頓幾乎所有的主要犯罪類別都比去年同期低，紐約的謀殺率「比俄亥俄州的哥倫布市低近三倍⋯⋯如果喬丹主席真正關心公共安全，他可以驅車前往哥倫布市，而不是用納稅人的錢跑幾百英里（到紐約）。」
讓白艾榮負責
紐約「現場聽證會」將於4月17日（下周一）上午9點在曼哈頓下城賈維茨聯邦辦公大樓（JacobK.JavitsFederal Building）舉行，距離白艾榮的地區檢察官辦公室和曼哈頓法院僅幾條街。預計白艾榮所優待罪行的「受害者」將成為證人。
自從紐約大陪審團於3月30日投票起訴川普以來，共和黨人發誓要追究白艾榮的責任。
「白艾榮為了干涉我們的總統選舉，無可挽回地損害了我們的國家。當他把暴力罪犯放出街上來恐嚇公眾時，他將我們神聖的司法系統武器化，以對抗川普總統。美國人民不會容忍這種不公正，眾議院將追究白艾榮及其前所未有的濫用權力的責任，」眾議院議長麥卡錫在推特帖子中說。
眾議院共和黨議員已開始就川普的案件，對白艾榮及其檢察官辦公室進行調查。白艾榮則將其描述為國會的手伸得太長。
眾議院司法委員會（House Judiciary）主席喬丹（Jim Jordan）、眾議院監督委員會（House Oversight）主席科默（James Comer）和眾議院行政委員會（House Administration）主席斯蒂爾（Bryan Steil）3月20日和3月31日曾要求白艾榮提供調查川普的信息。
4月6日，眾議院司法委員會主席喬丹寫信給前曼哈頓助理檢察官波梅蘭茨（Mark Pomerantz），傳喚他出庭到眾議院司法委員會作證。
波梅蘭茨曾撰寫了一本名為《人民對川普》的書，他是白艾榮手下的一名「進步」助理檢察官，早些時候領頭對川普進行財務調查，但由於白艾榮最初不願意提起刑事案件，波梅蘭茨於2022年2月辭職。
波梅蘭茨拒絕自願作證，說是曼哈頓地方檢察官辦公室指示他拒絕。喬丹於是給他發傳票，命令他出庭作證。
喬丹寫信給波梅蘭茨：「你身為領導川普總統財務調查的特別助理地區檢察官，基於你的獨特角色和地位，可以提供相關和必要的信息，為委員會的監督和潛在的立法改革提供信息。」
喬丹指出，波梅蘭茨之前在書中和黃金時段的電視露面中多次談到過這個問題，沒有任何正當理由拒絕傳票。
但白艾榮辦公室指責眾議院共和黨人試圖「以前所未有的騷擾和恐嚇」來「破壞」積極的調查和刑事案件。白艾榮在推特上寫道：「不斷努力削弱州和地方執法行動是一種濫用權力，不會阻止我們履行維護法律的職責。」
被指控的政治動機
喬丹還表示，正如波梅蘭茨在書中所揭示的那樣，波梅蘭茨對川普的個人蔑視可能會對其推動起訴川普一事發揮作用，他說，這本書「還揭示了紐約市地區檢察官辦公室對川普總統的調查，在多大程度上是出於政治動機。」
喬丹也要求另一位與波梅蘭茨同時辭職的前曼哈頓檢察官鄧恩（Carey Dunne）提供證詞。
喬丹和兩名眾議院共和黨委員會主席也向白艾榮本人取證。司法主席批評白艾榮「史無前例地濫用檢察權」。白艾榮的辦公室則對調查進行反擊，稱國會調查是非法的，「侵犯了紐約的主權」，「國會對懸而未決的刑事調查的審查篡奪了行政權力」。
在4月6日的信中，喬丹回應了這些批評，稱他的調查是完全合法的：「最高法院已經認識到，國會擁有『廣泛而不可或缺的』的監督權，這『包括對現有法律管理的調查，對擬議法律的研究，以及對我們的社會、經濟或政治系統的調查，目的是使國會能夠補救它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