昨天看了新聞對這事兒很氣憤，寫了《你會把你女朋友的私密照賣了還賭債麼？》一文，意外的惹了一小部分反女權的讀者不高興。有位讀者留言最具代表性，他洋洋灑灑的給我寫了一篇長文，從現在結婚彩禮高企、聊到國內女權「既要平等又要特權」，最後越說越氣憤，開罵之餘給我留了這麼一句「如果事情屬實，張可能確實是個人渣。但在這類新聞中，別忘了所有男人都是同一個戰壕里的戰友」。
我看了這種留言吧，反正就挺二張和尚摸不着頭腦的……戰壕，對誰？你說你跟張繼科是「戰友」，難不成你又打乒乓球又賭博麼？
好半天我才理解他的意思，原來他說的是「泛性別敘事」，也就是在談論男女平等時，把所有男人想成了一個群體，所有女人想成了另一個群體，然後彼此展開一場「權利之爭」。於是就有了「雖然此事張繼科很渣，但身為男人，我們還是得同情他」的奇談怪論。
但不好意思，恕我直言，這種看似合理的性別站隊思維，其實恰恰是他們最反感的極端女權當年所掉入的窠臼。
昨天的文章聊了一點上野千鶴子女士。我就想起，很多人可能不知道，別看日本女性地位至今依然有待提高，但在上世紀80-90年代，日本女權運動恰恰曾經出現過一段高峰期，日本人天生喜歡抱團，當時日本的女權主義者們也利用女性集體敘事，提出了一些今天看來都非常激進女權的主張。
比如她們認為「平成新女性」也應該仿照中東男人能娶四個老婆的傳統，找四個男朋友。分別是跑腿男、買單男、禮物男和本命。言外之意就是「本命」之外，其他的男友都可以當工具人。此外，對於日本職場一直存在的職場性騷擾問題，當時日本女權也高標準嚴要求，上班擠地鐵，你無意碰我一下也是性騷擾，姐妹們啊，快來讓這個噁心傢伙社死！
所以你今天去日本，可以看到日本地鐵都有「女性專用車廂」，這就是那個年代日本女權運動最高峰時的產物。
「平成新女性」們曾經給日本提出了一個非常高的女權目標，簡直要把日本原本的男女不平等問題倒轉過來，讓女尊男卑上一段時間才解氣。
但我們後來看到，這種女權運動的虛假高峰，很快就隨着日本泡沫經濟的崩潰而退潮了。原因是，日本當時參與女權運動的群體，其實並不是一個真正統一的集體。參與運動的女性內部階層也有上中下之分，而不同階層的女性，她們對男女平等的核心訴求是不一樣的，比如對於日本中下層女性來說。交四個男朋友，讓他們輪流伺候自己這種口號簡直太奢侈了，甚至完全摒除職場性騷擾對她們來說也不是優先位的，她們的首要訴求應該是保障自己與男人平等的工作權，實現同工同酬和無歧視招聘。
因為，你要知道日本時至今日其實依然是一個不鼓勵女性工作的國家，夫妻結婚之後妻子辭職回家當全職主婦，政府會給予額外的補貼（美其名曰照顧核心家庭）。這件事本質上講，就是在拿雙職工家庭的錢去補貼讓妻子辭職回家的家庭。所以日本女權運動興起過程中，本來應該優先把這種勞什子規定改掉，這樣才能先從中下層女性着手，一步步的實現男女平權。
但日本女權運動的問題在於，它過於沉醉於「全體女性」這個敘事，於是就導致了對女權的訴求定義被少部分精英女性所壟斷，而這些上層女性所提出的訴求，恰恰是與下層女性脫節的。甚至上層女性強行提出的「四個男友」「無菌職場」乃至「不婚主義」這些訴求，是在不斷劣化中下層女性的生存環境的——
企業因此覺得女性的用工成本太高、太「難搞」，於是就在招聘時對女性更加隱形歧視。男人們覺得既然你要四個男友、又不婚，那成吧，咱就都不結婚，我還省一筆老婆本。
於是日本女權主義搞到最後，最受害的反而是那些最需要工作和家庭的中下層普通女性，最終因為失去了底層支持而風流雲散了。
是的，當我們談到男女平權問題時，一個常常被男女權激進主義者們所避開的真相其實是，男性和女性並不能天然構成兩個壁壘分明的集體，不同階層的男人和女人，他們對平權的理解和首要訴求也是迥異的。
這就能夠解釋一個有趣的現象：為什麼在當今的世界上，男女平權做的比較好的國家，比如北歐各國，往往同時也是階層分野不那麼大的國家。原因就在於這些國家的女性財產、工作狀態往往是相近的，所以當她們作為一個整體進行發聲的時候，真的能提出代表多數女性利益的訴求。
相反，那些公認男女平等做的不好的國度，同時一定也是社會階層差距較大的國度。這一點，除了東亞的日本、韓國。更典型的例子請看印度，印度的女性地位就不用我多說了，連續多年霸榜世界強姦最高發國家的榜單。而且印度對女性的歧視似乎是愈演愈烈的，有一個數據說從1971年至今，印度的強姦案增長873%，平均22分鐘就會發生一起強姦案。但你知道在1971年，印度發生的另一件事是什麼嗎？
是印度首位女總理英吉拉·甘地成功連任。
頗為諷刺的是，英吉拉·甘地在1971年的總理就職演說時，還特別提到了提升印度婦女地位的事兒。而我們看到，這位出身政治世家、執政手腕也不可謂高超的印度「鐵娘子」，沒有給印度的男女平等帶來絲毫的曙光，印度女性依然在深淵當中。
為什麼？因為印度的階層差距太大了。像英吉拉·甘地這種出身上層種姓、從小錦衣玉食的貴族婦女壓根想像不到底層婦女的訴求是什麼。印度的底層婦女真正需要的，可能是首先是女性公共廁所、衛生巾、洗澡不被公開窺視、高額嫁妝、走夜路不被襲擊等等非常基礎的問題。而英吉拉·甘地關注的卻是女性從政的權利、受高等教育的權利，結婚之後依然獨立於丈夫有自己工作的權利……這些訴求不一定不對，但當上層女性打着男女平權的旗號，優先去解決這些問題的時候，印度底層女性的基礎訴求反而被更加堂而皇之的無視掉了。
於是我們就看到了這件神奇的事情——印度這個國家那麼早的誕生了女總理，卻那麼持久的待在了女權的低谷中。
所以，再重複一遍：即便在男女平權的「戰場」上，男性和女性，並不是爭鋒相對的兩個「戰壕」，問你是男人還是女人的同時，一定要問你的階層如何，否則你是無法想清楚自己訴求和同盟軍到底為誰的。
這個問題，對於男性也同樣存在，甚至更甚。
我現在請所有在類似案件中主張為了男權站隊渣男的讀者思考這樣一個問題：
一夫多妻這個制度，對男性來說，到底是有利還是有害呢？
你可能說，肯定是有利的啊。娶一堆佳人、三宮六院、左擁右抱，那是所有男人的終極夢想麼。
可是且慢，其實這個問題是有語言陷阱的。確切地說，對一夫多妻支持還是反對，得看你是什麼樣的男人。如果你是傳統社會的王侯將相、地主老財，那你當然可以支持一夫多妻。
可是如果你家境貧寒呢？如果你本來就處於擇偶市場的邊緣呢？
那麼一夫多妻制，對於身為底層男性的你，就是一種它對於女人還要殘酷的壓榨與剝削。因為適齡女性是有限的，那些人生贏家們多娶幾房姨太太，就意味着你所面對擇偶市場更加稀缺女性。最終，一個允許一夫多妻的社會必然製造大量的「光棍村」，很多地方甚至必須依靠拐賣婦女這種惡俗才能傳宗接代。這就是極端父權體系下，一種看似極有利於男性的制度設計最終剝削、戕害底層男性，並導致他們與女性進行底層互害的一個典型案例。
上野千鶴子女士就曾談到過這個問題，她認為在父權社會中，「弱者男性」與女性一樣也是被強者男性欺凌的對象，所以弱者男性應該是女性的同盟軍，應該團結一起來一起追求真正的男女平權——這種願景的實現對弱者男性是有好處的。
道理是這個道理，但我覺得上野女士選詞不謹慎——因為就男性的心態而言，很少有男性是願意承認自己是弱者的。她這樣喊反而更加招不到「同盟軍」……
說回當下我國的「性別戰爭」，我覺得當下中國輿論場上的兩性爭論，很大程度上已經淪為了一場「底層互害」。
社會中下層男性與中下層女性，如上野女士所說，本來很多利益訴求是一致的，應該在很多社會議題上團結一致才對。但結果卻是他們之間互罵的最凶。
女性嘲笑同階層男人「那麼普通卻那麼自信」、甚至「蟈蝻」，男性則以類似的惡毒言語反唇相譏。最終吵得不可開交，甚至出現了無原則的選邊站隊，把張繼科當做了「同壕戰友」。
我覺得這種「底層互害」之所以產生，問題就在於爭論的雙方同時具有兩種思維陋習。
第一是「慕強」，很多男人和女人們骨子裏都瞧不起沒錢沒勢沒顏值沒地位的異性，並只對他們最講原則。而一旦遇到高富帥、白富美。什麼男權女權口號，統統都丟到爪哇國去了，趕緊上去無原則的倒貼。
《簡愛》和《呼嘯山莊》那種雖然你比我強，「但我們的靈魂穿過墳墓是站到上帝面前是平等的」的那種「弱者的自信」、那種真正的人格平等主義精神，始終沒有在我們的這裏鋪陳開來。
要說「那麼普通，卻那麼自信」，簡·愛難道不是典型麼？這種精神有什麼好嘲笑的呢？
而如果沒有人格的自信與平等，又怎樣奢談男女的平等呢？這是無根之木，無源之水。
第二，就是過分沉醉於集體主義敘事。
太多人在兩性爭論中使用性別集體主義敘事，其動機與他們沉迷於國家、民族集體主義敘事時是一樣一樣的：因為慕強鄙弱，所以對自身的弱小感到焦慮，所以一定要找到一個宏大集體，把自己融入進去，從中獲得一種安全和滿足感。於是就有了「在這場戰爭中，所有男人（女人）都是同一個戰壕里的戰友」這種奇談怪論。
而你咂摸咂摸，這種思維，跟「不轉不是中國人」的邏輯是不是一樣一樣的？
所以，經常有朋友問我，小西，這種八卦熱點你蹭幹嘛？掉價。或者，你幹嘛非要談男女關係的事情？太雞毛蒜皮了。
但我覺得，這種話題洽洽是最大最大的事。孔子曰：「食色性也。」一個人的三觀是內在互通的，從一個人怎樣去對待異性，怎樣對待自己的妻子、丈夫、男女朋友中，你就可以看出他是怎樣對待世界的。
而很多其他的事情上，有時候概念太多，你容易想不太明白其中的是非曲直，但如果類比到兩性關係，品鑑渣男渣女時，是非就一下子明晰了。
比如對張繼科這個案子，你但凡調用常識去想想——就因為你是男人，所以你就得跟張繼科「同一個戰壕」麼？
放屁！憑什麼？！
很多其他的事情，其實也是同理——那些在良知和常識面前還要就給你講站隊、講敵我、講誰和你「同一個戰壕」的人，不是自己腦子一團漿糊，就是在忽悠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