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8年到1962年間的大躍進運動，至少造成4千5百萬中國人非正常死亡。（圖片合成，摘自百度百科）
馮客（Frank Dikötter），荷蘭人，中國歷史學家，現任香港大學歷史系講座教授，教授中國近代史。2011年，他寫下一本《毛澤東的大饑荒——1958-1962的中國浩劫史》，記述65年前由毛澤東一人所發動的中共「大躍進」運動的過程與秘辛。馮客研讀中共陸續解密的各方檔案千餘件，其中包括各省市地方檔案、公安部門的機密報告、未經刪節的重要領導人談話，大規模死人事件分析等等，推翻了先前估計這場運動造成1千5百萬到3千2百萬非正常死亡的數字，認為這場災難比先前說法嚴重許多：從1958年到1962年間，這場大躍進運動至少造成4千5百萬中國人的非正常死亡。
許多史學家把這段歷史稱為「大饑荒」，但馮客對這說法非常不以為然。他表示，「饑荒」好像代表死亡是由於經濟計劃匆匆上馬，執行不善的無心之失，但事實上，大躍進期間的高壓、恐怖與制度性暴力無所不在，連中共自己匯整的報告裏，就有6%到8%的死者是遭到酷刑或直接處決，僅此一項就達250萬人，其他還包括被有意剋扣食物而餓死的，許多因為不勞動就無法得到維持生命的食物而活活被整死的。
這場為了「超英趕美」、「跑步進入共產主義」的政治社會運動造成人類歷史上對財產最大程度的破壞，遠超過二次世界大戰的任何一次轟炸。馮客說，人人都在偷工減料，盲目追求更高的產量，生產出的劣質品堆積在鐵路兩旁形同廢物，腐敗滲透到日常生活的每一根纖維，從醬油到水壩一起變質，穀物堆積在塵土飛揚的阡陌之間，而人們則是啃樹根或泥巴果腹，最嚴重時甚至「人相食」。
數千萬人枉死，有人為此負責嗎？在1959年的廬山會議里，時任副總理兼國防部長彭德懷因批評大躍進政策而遭到毛澤東整肅，支持彭德懷意見的中共元老黃克誠等人也全部受牽連，史稱「彭德懷反黨事件」，大躍進政策並未能及時煞車。在1962年初的「七千人大會」里，時任中共國家主席劉少奇批評大躍進政策，再度引來毛的警惕與不滿，也成為毛後來發動另一場大災難「文化大革命」的遠因，文革的目的其實是為了「革所有在大躍進期間反對他（毛澤東）的人的命」。
馬英九的祭祖行程來到尾聲，短短几天的行程里，他已經哭了4次。來到南京中山陵，他看到總理孫中山銅像數度哽咽；前往南京大屠殺紀念館，他直呼內心受到極大的衝擊，受訪時又一度哽咽；回到湖南祭祖，念起未曾謀面的祖父遺訓，他拿起手帕拭淚；去到抗日名將張自忠陵園祭拜，他在張自忠雕像前佇立良久，就在導覽人員講解期間，他又數度眼眶泛紅，甚至拿出手帕拭淚。
馬英九情感豐富、容易掉淚，在台灣政壇是出了名的，外界或許毋須爭辯馬英九感情流露背後的真假。不過，台灣政壇在爭辯前總統到中國大陸有沒有「勇敢」說出中華民國之際，不能不注意到，馬英九這趟祭祖行程顯然是經過高度嚴格地揀選。共產黨讓馬到民國遺蹟去懷想中華民國，但絕不容許任何象徵中華民國法統正朔的字眼出現在大眾視頻；共產黨在馬的行程里取國共兩黨共同的抗日經歷，卻不容有任何當年國民政府「剿匪」的符碼；一樣是國民政府軍的名將，共產黨讓馬去祭拜來自西北軍系、早死的33集團軍總司令張自忠，卻絕不容許你擺上正黃埔四期、在1947年孟良崮戰役里戰死的74師師長張靈甫。
過去一世紀，中國是一個災難的土地，若以人命為基準，死在共產黨的暴政與亂政之下的，其實數倍於對日抗戰。就以馬英九父親的老家湖南為例，根據上海交通大學歷史系教授曹樹基的研究，在1958年到1962年的大躍進期間，湖南的非正常死亡人口數就達到248萬，約佔當時全湖南人口數的6.8%，是全國第四嚴重的省分。馮客《毛澤東的大饑荒》一書也記載，劉少奇就是在「七千人大會」引用湖南農民「三分天災，七分人禍」的說法暗自頂撞毛澤東，為自己惹來後來的災厄。
短短4年，4千5百萬條人命灰飛煙滅，這不僅是人類歷史上規模最大的饑荒，也被公認是是歷史上最嚴重的人為災難之一。而中國共產黨否認淡化這段歷史，大量死去的人命就像是被抹去的螻蟻，無人負責；迄今，被視為元兇首惡的毛澤東肖像仍掛在天安門廣場，理念被後繼的共產黨人奉為圭臬，其在中國共產黨內地位依舊無可動搖。若要談中國人被欺負被踐踏的命運，沒有任何事情比這一切更加悲摧乖舛。
馬英九的眼淚有多少重量？當然要視其對是非正義的標準是否一致而定。馬英九能在共產黨的安排下，自在地走訪抗日紀念館，為當年流離失所的中國人而哽咽，詛咒「專炸平民」的日本人後來得到「報應」；但同樣的人命，有誰為這60年前被餓死虐死的4千5百萬中國人掬一把同情之淚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