發生在「毛共」武裝奪取大陸政權,建政初期的1955年4月間,株連一大批無辜幹部和親屬的「潘漢年冤案」,直到毛澤東1976年死掉多年以後的1982年8月23日,才由中共中央發佈《關於為潘漢年同志平反昭雪恢復名譽的通知》,正式給潘漢年(1906–1977)卸下毛澤東讓他背的黑鍋。文件稱:「潘漢年同志幾十年的革命實踐說明,他是一個堅定的馬克思主義者,卓越的無產階級革命戰士,久經考驗的優秀共產黨員,在政治上對黨忠誠,為黨和人民的事業作出了重要貢獻。」既然潘漢年是清白的,那毛澤東就有「陷害忠良」之罪了。但是,對於毛某為了掩蓋自己的罪惡,栽贓潘漢年及株連迫害無辜幹部親屬的政治法律責任,「中宣部」至今從未作過說明,隻字不提。這算「神馬」東西?
所幸通過網路的揭露和傳播,已經有許多來自各方的舊的和新的揭發材料浮出水面,可供分析判斷參考。從一些資料所見,「潘漢年事件」的輪廓大致上是這樣的:「西安事變」後,國共達成第二次合作共同抗日,「毛共」得以偏安延安為中心陝甘寧邊區的「小朝廷」。第二次世界大戰前夕,斯大林為了自保而促使希特拉德國的侵略矛頭指向英、法等西歐、北歐國家,蘇聯和德國於1939年8月間在莫斯科經過談判,秘密簽定了《蘇德互不侵犯條約》,並共同瓜分波蘭。共產國際把斯大林這一謀略政策通報「毛共」。「心有靈犀一點通」的毛澤東,便私下策劃與他早年在國共第一次合作時期,器重提攜讓他替自己出任國民黨中央宣傳部代理部長的「恩師」汪精衛方面接觸,然後進一步和日本侵華軍隊打通關係,既可以取得他們的情報,以利八路軍和新四軍的軍事部署;又可以「互不侵犯」的默契,擴大根據地以利戰後推翻「蔣介石政權」的圖謀。這完全符合「毛共」在1937年8月間《洛川會議》的既定方針:消極抗日,積蓄力量,擴大地盤,奪取政權。
這項非常機密不可告人的重大任務,交給誰才能完成?毛澤東經過掂量挑選,決定將此特殊使命「單線」委託給年青有魄力、精明而能幹,隱蔽鬥爭經驗豐富的中央社會部副部長潘漢年。潘氏不負毛某重託,轉途香港,潛返上海,建立新的情報據點,積極籌劃與南京汪記國民政府接觸。他通過一位手下的美女作家地下黨員(特工)關露(1907–1982,原名胡壽楣),拉上了和汪記特務機關總頭目李士群的關係。李原是中共黨員,曾派往莫斯科中山大學受訓,回國後在上海周恩來領導的中共「中央特科」搞情報工作,後被捕叛變投靠國民黨「中統」,又「跳槽」追隨汪精衛;他與關露的妹妹胡秀楓關係極為密切,是可以利用的對象。關露出身國立中央大學文學系,受過高等教育,文筆上乘兼精通日本語文。她的公開身份是李士群的秘書,又通過其關係,打入日本特務機關出版的《女聲》雜誌當編輯;期間為了「革命的利益」,不惜以「色誘」等手段,滲透日本情報機關「岩井公館」。潘漢年通過關露獲取大量重要情報,及時向「毛共」中央輸送,對當時的戰略和戰術部署的決策極為有用。經過李士群的周密安排,1942年9月間,潘漢年到南京和汪精衛本人見了面,進行過兩次談話。
這件毛澤東直接交待潘漢年的「特殊任務」,以及進行的活動,只有他們倆人知道。潘漢年守口如瓶,絕未暴露。大陸「解放」建政,他在上海做市委第二書記、常務副市長後,也未正式交待過。其實,此時已經有被抓獲的敵偽頭目招供時,揭發了潘漢年見汪精衛的事件,被公安部門掌握入檔。到1955年3月下旬,「毛共」在京召開黨的「全國代表會議」,處理「高崗、饒漱石反黨聯盟」時,毛澤東在會上要求大家「交待歷史問題」,並說不管什麼問題,說清楚就行了,都會寬容對待。與會的潘漢年因有「見過汪精衛」未曾交待的事,甚感緊張。他便在4月2日找到頂頭上司陳毅,把來龍去脈、一五一十作了詳細彚報。陳毅還安撫他,說毛主席既然知道,他說一句話就沒事了。不料,第二天一批公安人員便開到代表團所住的東長安街北京飯店,把潘漢年秘密逮捕了。毛某親自下令判處他無期徒刑,與世隔絕,實乃「封口」。從此,潘漢年受盡牢獄苦難,不見天日,長達22年,直至1977年在湖南的一處勞改農場被折磨死去;連不沾邊的他的夫人董慧,也被分開長期監禁受盡虐待。「潘漢年冤案」株連大批人,如今過去近六十年,所有歷史檔案都須予解密,到了應該澄清的時候了;中共不可因為涉及毛澤東的問題,至今不負責任而不向人民作出交代。
最可憐的是傑出的美女「紅色間諜」關露,她因為在日偽時期的上海以公開的身份活動,背上了「漢奸」的黑鍋。國民黨政府在日本投降「接受」上海後,周恩來指示夏衍出面將她轉移到新四軍管轄的淮揚地區;但是,由於上級沒有公開說明她的真實身份,在「解放區」仍然遭受政治審查和群眾歧視,她的作品文章也不能發表,沉重的思想壓力導致她患上精神分裂症。和她相戀多年的男友、也是在上海曾經一起搞地下工作的王炳南(1909–1988,建政後擔任過外交部副部長等高職),在前往淮南去探望她時,被鄧穎超出面阻止,迫使他和她「分手」,理由是她的「名聲不好」云云;此舉對她在思想上和精神上無疑更加造成極大的打擊傷害。建政後,她的問題亦拖着未及時處理,以致在部門單位內仍受「白眼」;加上接二連三先後受到「潘漢年冤案」、「胡風反革命冤案」、反右派「批判丁玲」等屢屢牽涉審查批鬥,乃至1966年「文革」開始就把她抓進秦城監獄,到1975年才放出來,使她黨籍丟了,工作沒了,生活無着,十分悲慘。1980年她中風全身癱瘓,僅有幾位知己關照。遲至1982年3月23日,「仁慈」的黨中央組織部才為她宣佈「平反」!!她在仍然得不到任何照顧的十平米斗室里,請友人協助,傾注血和淚完成她的《回憶錄》和關於潘漢年的實證文章,然後在當年的12月5日傍晚,吞下一瓶安眠藥片自盡,絕望地離開了她曾經追隨過的共產黨和憧憬過的共和國。真是令人悲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