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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耽誤了一百年的政治教育不可能用十年時間就補上」

「Another Brick in the Wall」音樂錄影帶截圖

馬克斯·韋伯曾一再論及德國社會結構中絕大多數群體的政治不成熟問題。

在他看來,「那個強大的太陽高懸於德國之巔,把德國的威名投射到了地球最遙遠的角落,它在我們看來實在過於巨大了,以致燒毀了資產階級緩慢進化而來的政治判斷力。」

而德國工人階級「缺乏一個有志於政治領導權的階級所必須具備的強烈權力本能。……他們既沒有半點喀提林式的行動魄力,更沒有絲毫強烈的民族激情。」

至於是什麼導致了德國民族的政治不成熟?韋伯認為,一大部分歸因於俾斯麥的統治。「那麼何謂……俾斯麥的政治遺產呢?他留下了一個缺乏任何政治教育的民族,它在這方面的表現遠遠不及它在20年前就已經達到的那個水平。尤其是,他留下了一個完全沒有任何政治意志的民族,已經習慣於認為掌舵的大政治家能夠為它照料好政治事務。」

另一方面,韋伯也譴責了德國民族自身的退讓,世界上沒有任何其他地方「對一個政治家的人格毫無節制的讚美,竟導致一個驕傲的民族那麼徹底地犧牲了自己的客觀信念。」

今天推送《馬克斯·韋伯與德國政治》中談論「德國的世界政策與民族的政治成熟」的段落,希望通過重讀韋伯,重新反思我們今日所承受的「政治遺產」,重新考量何謂真正的政治成熟。

馬克斯·韋伯曾一再論及德國社會結構中絕大多數群體的政治不成熟問題。

在他看來,「那個強大的太陽高懸於德國之巔,把德國的威名投射到了地球最遙遠的角落,它在我們看來實在過於巨大了,以致燒毀了資產階級緩慢進化而來的政治判斷力。」

而德國工人階級「缺乏一個有志於政治領導權的階級所必須具備的強烈權力本能。……他們既沒有半點喀提林式的行動魄力,更沒有絲毫強烈的民族激情。」

至於是什麼導致了德國民族的政治不成熟?韋伯認為,一大部分歸因於俾斯麥的統治。「那麼何謂……俾斯麥的政治遺產呢?他留下了一個缺乏任何政治教育的民族,它在這方面的表現遠遠不及它在20年前就已經達到的那個水平。尤其是,他留下了一個完全沒有任何政治意志的民族,已經習慣於認為掌舵的大政治家能夠為它照料好政治事務。」

另一方面,韋伯也譴責了德國民族自身的退讓,世界上沒有任何其他地方「對一個政治家的人格毫無節制的讚美,竟導致一個驕傲的民族那麼徹底地犧牲了自己的客觀信念。」

今天推送《馬克斯·韋伯與德國政治》中談論「德國的世界政策與民族的政治成熟」的段落,希望通過重讀韋伯,重新反思我們今日所承受的「政治遺產」,重新考量何謂真正的政治成熟。

CDT檔案卡

標題:「耽誤了一百年的政治教育不可能用十年時間就補上」

作者:沃爾夫岡·J.蒙森

來源:微信公眾號「三輝圖書」

發表日期:2023.3.27

主題歸類:政治教育

CDS收藏:公民館

版權說明:該作品版權歸原作者所有。中國數字時代僅對原作進行存檔,以對抗中國的網絡審查。詳細版權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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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國的世界政策與民族的政治成熟

文/[德]沃爾夫岡·J.蒙森

譯/閻克文

選自/《馬克斯·韋伯與德國政治,1890—1920》

按照路德維希·德西奧的看法,「一戰」之前德國在世界政策上的力不從心,根本原因就在於它的機體和它的思想能量極不相稱。相比其他自由派帝國主義者,馬克斯·韋伯提出的問題則更為尖銳:什麼是德國世界政策的思想前提?他對德國國內政治的分析證明,這種極不相稱的狀況就存在於——特別是——被資本主義的發展推到前台的那些階級中間,主要是資產階級,但也包括工人階級。

韋伯相信,作為從封建制農業社會向資本主義工業化社會歷史演進的一個結果,資產階級在德國的出現可謂姍姍來遲。或許,它來得太晚了,因為一個具有階級意識的工人階級已在叩擊國家的大門併力求接管這個國家。在馬克斯·韋伯看來,關鍵問題在於,德國資產階級有沒有意願和能力完成為它規定的政治任務。德國是否擁有作為一個強國的未來,就繫於這個問題的答案。韋伯曾經談到,凡是不相信這個資產階級還有未來的人,必定對德國的未來疑慮重重。這個說法是隨着一個飽含激情的「但書」發出來的,因為韋伯對德國資產階級懷有高度的不信任,對他那個時代的德國政治中「半吊子政治家們兜售陳芝麻爛穀子」憎惡不已。

對韋伯來說,「資產階級在經濟上戰勝了」農業「封建制」,不管應當發生和可能發生了什麼,關鍵問題還是在於「(資產階級)像封建制那樣控制了『國家的權力和偉力』,也像從前封建制的控制一樣可靠」。但是,一如韋伯反覆指出的那樣,「經濟權力與民族的政治領導權使命」未必就是同一回事。在他看來,這在德國資產階級那裏表現得尤為確鑿。他認為資產階級有着雙重的不堪,一是嚴重缺乏政治判斷力,一是毫無政治權力意志;某些圈子是用天真的對俾斯麥的阿諛奉承和不假思索地崇拜所謂現實政治掩蓋了這些短處,另一些圈子則是表現為盲目仇視俾斯麥和熱衷於僵硬的教條主義對抗性政治。

奧托·馮·俾斯麥

韋伯按照對英國的觀察,把這種局面追溯到了德國資產階級的「『非政治』歷史」和這一事實:「耽誤了一百年的政治教育不可能用十年時間就補上,而由一個大人物來統治也並非總是人民的政治教育之道。」是俾斯麥,毀了他周圍所有獨立不羈的力量,讓國民習慣於由一雙妙手照料帝國的命運,使他們的積極參與成為多餘。當然,韋伯也對這個民族自身的退讓發出了嚴厲譴責,世界上沒有任何其他地方「對一個政治家的人格毫無節制的讚美,竟導致一個驕傲的民族那麼徹底地犧牲了自己的客觀信念」。一種源於路德宗虔誠的獨一無二的等級制習性在這裏發揮了作用,這是許多德國人共有的習性。1892年時,年邁的鮑姆加滕正在為德國國內政治演變所苦,他和菲爾紹(Virchow)及蒙森一樣傾向於把德國自由主義的衰落僅僅歸罪於俾斯麥,韋伯向他提出了一個問題:「我們……不也應當為此而至少和俾斯麥本人一樣受到譴責嗎?」同樣,韋伯在就職演說中也斷言,「那個強大的太陽高懸於德國之巔,把德國的威名投射到了地球最遙遠的角落,它在我們看來實在過於巨大了,以致燒毀了資產階級緩慢進化而來的政治判斷力。」

如果說這代表了資產階級自我批判的一個重要標尺,那麼兩年以後,韋伯就對整個民族的政治判斷力由於完全依賴俾斯麥而退化發出了譴責。「過去20年間我們所熟知但最近已被心胸狹隘的對紅色幽靈的恐懼所摧毀的那種半『凱撒制』、半『家長制』統治類型」,一直就是「民族政治教育的對立面。」此後,韋伯便始終嚴守這種觀點。「一戰」正酣時他在《法蘭克福報》撰文論述德國議會制問題,以同樣的指控大力批判了俾斯麥:「那麼何謂……俾斯麥的政治遺產呢?他留下了一個缺乏任何政治教育的民族,它在這方面的表現遠遠不及它在20年前就已經達到的那個水平。尤其是,他留下了一個完全沒有任何政治意志的民族,已經習慣於認為掌舵的大政治家能夠為它照料好政治事務。」

這個批評儘管不同凡響,但不可否認,它是片面的。它道出了許多實情,但總體來說是追溯既往為自由主義進行辯護。自由主義運動之所以失敗,既不是因為自由主義觀念的虛弱,也不是因為自由派領袖的人格缺陷,而是因為俾斯麥的凱撒式統治,舍此無它,這種統治「藉助君主的正當性掩護得以大行其道」。大體上說,這種為自由主義的辯護,很接近許多老一代自由派頭面人物的觀點,但馬克斯·韋伯採取了完全是進攻性而不是聽天由命的姿態,旨在使自由主義擺脫失敗的陰影,為來日更堅定的自由主義政策進行內在的準備。

馬克斯·韋伯確信,1848年資產階級革命的失敗,以及俾斯麥建立帝國的輝煌業績,都使自由派深受其害,這種政治損傷發揮了關鍵作用,導致德國的自由資產階級喪失了登上政治舞台的活力和決心,埋頭於經濟而不是政治事務。韋伯在1895年的弗萊堡就職演說中斷言,「創建了德意志國家的並不是資產階級的力量,這個國家創建之時,那位凱撒式人物並沒有從資產階級那裏採伐木料製作民族的航舵。」資產階級的政治自信由於俾斯麥在民族國家問題上的大獲全勝而破裂,進而產生的俾斯麥追隨者心態又加劇了這種破裂。我們已經知道,韋伯本人也懷有這種作為一個偉大時代的後裔共有的破裂感,因為對於如今已經實現的創建德意志國家的事業,他們根本沒有真正重要的作為。在他看來,當務之急就是克服這種破裂感,重新喚起德國資產階級的政治能動性。這一點對於民族的未來至關重要,如果資產階級決意接管政治領導權的話——它正在從易北河以東地區不可逆轉地陷入經濟衰敗境地的貴族手中悄悄流失。

奧托·馮·俾斯麥

韋伯對於無產階級根本就不抱政治期待。他毫不吝嗇並且完全正當地把社會民主黨叫作「抱着階級意識的庸人」。他衡量各個社會階層政治成熟程度的標準,是看它們有沒有準備好「把民族的永久性經濟和政治權力利益置於任何其他考慮之上」。按照這個標準,他不得不認為,社會民主黨並不適於進行政治統治,因為至少,他們對他心目中的民族帝國主義理想毫無興趣。在他看來,德國工人階級「缺乏一個有志於政治領導權的階級所必須具備的強烈權力本能。……他們既沒有半點喀提林式的行動魄力,更沒有絲毫強烈的民族激情」,而這兩者曾是法國大革命期間「國民公會」的靈魂所在。

俾斯麥家長制社會政策的失敗就在於疏遠了無產階級,爭取他們支持民族國家乃是政治上的必需。他在1894年就說過,「我無法理解,如果沒有一個政治上成熟的工人運動積極合作以成就德國之偉大,我們怎麼可能想像這個國家的政治未來。」像絕大多數德國自由派一樣,韋伯也視英國為楷模,他發現那裏的工人對待國家完全是另一種態度,他把這一點歸因於「世界權力地位的反饋,這種地位使國家不斷面臨重大的權力政治任務,從而使每個國民幾乎每時每刻都經受着政治教育。」這是一個與韋伯的政治理想無與倫比地交織在一起的事實判斷。

韋伯期待的就是德國「世界權力政策」與「重大權力政治任務」的「反饋」帶來「持之有恆的政治教育」,以此治療德國的政治沉疴——民族的政治不成熟和缺乏清醒的政治判斷。他希望整個民族通過堅決的帝國主義行動,快刀斬斷德國政治局面的亂麻,克服那些有礙世界政策誕生的精神缺陷。經由這樣的權力政治,德國資產階級將有可能重獲它的政治自信,無產階級則有可能擺脫國際主義的花言巧語,轉而積極支持既定的政治秩序。被帝國主義放大了的民族信念熱忱,應能為德國的內在新生提供一個手段。

馬克斯·韋伯

當然,我們今天大可質疑,這真的是教育民族並培養成熟的政治敏感性的適當途徑嗎?韋伯是不是本末倒置了?追求一種能動的世界政策,會促使德國統治階級準備好為當前的政治任務進行負責任的合作而不至於強化他們的虛榮心和聲望欲嗎?無疑,只有偉大的政治目標可以喚起能動性和強烈情感。但是,國內政治戰線上沒有足夠勞神的任務嗎?這些任務一定要藉助於海外擴張嗎?驚醒了德國統治階級的是德國在海外的失敗,而不是國內的苦情,他們沒有力量舒緩這些苦情,即便在國內局勢損害了帝國的國際地位時,也同樣如此,《每日電訊報》事件即可證明。他們的目光從德國國內的憲政與社會問題轉向了德國的世界政策問題,但他們卻忽視了重新安排自己在桑給巴爾島、薩摩耶群島、青島和摩洛哥的事務,由此導致了德國政策的最終失敗,並將德國拋入了一場世界性大災難。基於這些原因,我們可以認為,韋伯主張的對外參與重大國際事務以促進德國國內的政治轉型,其政治價值是不確定的。他始終囿於民族自由黨的傳統,認為只有與偉大的民族成就並駕齊驅,自由主義的勝利才是可能的,因此,他從未嚴肅質疑過民族原則優先於自由主義觀念可能產生的問題。

韋伯最終還是認識到,希望工人階級從德國帝國主義的物質成就中獲益,從而贏得他們對國家的支持,那是個烏托邦。這位社會學家訓練有素的目光越來越清晰地看到,在現代工業化大眾社會的條件下,抵達這個目標實在是難乎其難。儘管客觀上德國工人階級肯定能在德國的海外經濟與政治擴張中獲益,但是,成功的帝國主義政策卻會在主觀上和物質上鞏固現有統治階級的權力。在韋伯的帝國主義理論影響下,弗里德里希·瑙曼曾打算爭取工人支持德國的世界政策。儘管韋伯最初對這種計劃的前景表示樂觀,但還是反對瑙曼的做法。就可見的未來而言,唯有一場懷着階級意識的資產階級運動才有可能推進德國的世界政策。

德沃爾夫岡·J.蒙森著閻克文譯出版:三輝圖書|南京大學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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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世紀末的德國,經濟崛起卻政治保守

「一戰」後的德國,民族復興的焦慮掩蓋了魏瑪憲制的脆弱

發現一個在帝國主義、民族主義和自由主義中徘徊的韋伯

他激烈批評俾斯麥和德皇保守的社會政策,卻更失望於資產階級的政治軟弱;他在「一戰」中出於德國利益穩步推動「體面和平」的實現,卻被自私的政治領袖葬送;他在魏瑪制憲中期盼卡里斯瑪威權領袖重振大國榮耀,卻未料到納粹主義的興起……

他們在20世紀20年代營造了一個神話,就是韋伯作為一個天然領袖被極度冷落了,但他們描繪的這幅偉人肖像是根本不恰當的……我的目標是根據對原始資料的謹慎分析刻畫韋伯的政治人格,這不是一種片面的意識形態解釋,而是力求描繪出韋伯的全部複雜性,包括他的內在矛盾與模稜兩可。

——沃爾夫岡·J.蒙森

責任編輯: 李廣松  來源:CDT 轉載請註明作者、出處並保持完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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