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像盧比奧這麼清醒的美國議員，實在少之又少，這跟他是共產國家古巴移民之子有關嗎？他的深刻，是指出這個變種資本主義（權貴主義）中國，今天用「鴉片」倒灌美國，並令其上癮，欲罷不能，這鴉片不是別的，就是廉價勞力，諷刺的是，當年英國用鴉片敲開清朝的大門，今天則是「鴉片」來自東方，情何以堪！而中共即便為了勞動力價格不升，也必須維持專制集權，否則它不能生存；廉價勞力形同奴工，所以中國億萬農民工和青年，即便為了不當奴隸，也必須推翻這個制度。這個的邏輯，是一個美國議員解構出來，並告訴中國人的。】
中國變成資本主義，且在一個馬列政黨的封閉控制下高速增長，便預示了全球資本主義自誕生以來尚未出現過的一個新種。這是資本主義或曰市場經濟，與權力、廉價、貪瀆等等的一次可恥的媾合。這次運作的操作者，應以西方財團（助以西方民選政府）為主，而附以窮途末路的中共體制，由此製造了一次犧牲中國所有資源的高增長，也以低價劣質產品以及沃爾瑪（Walmart）方式，餵養了西方普羅大眾，並連同餵養了他們封閉自私的全球意識，這無疑是西方舊有消費文化的又一次沉淪，日用消耗的"海外製造"依賴，消解了六十年代以來形成的民權價值觀的普世性，而犧牲全球消費者的利益，也戕害市場本身，只是肥了國際跨國公司，這個新種，就叫"全球化"。明眼人一望而知，"全球化"的本質，或者簡略版，其實就是美國加中國而已。
世界暴力在1990年左右達到頂峰之後，便暴跌至歷史最低點。蓬勃的發展和繁榮已蔓延到發展中國家。中國離棄"蘇聯模式"後，經濟每八年翻一番；印度則依然在混亂、效率低下的民主制中，也同樣繁榮昌盛，並將維持世界第三大經濟體到2040年。過去五百年全球有兩次權力大轉變，第一次是西方世界的興起，第二次是美國的崛起，現在第三次大轉變來臨，就是"群雄崛起"，一個"後美國世界"出現了——這是"全球化"的經典定義，來自法理德•札卡瑞亞（Fareed Zakaria），CNN節目主持人、《新聞周刊》國際版主編、國際知名政論家，其新作《後美國世界》（The Post-American World）稱，世界新的組織原則是反美主義或泛美主義；對美國而言，隨着伊拉克的混亂和中國的崛起，後冷戰時代的更大故事是：我們不是宇宙的中心，而是世界越來越非美國。在這個非美國的世界裏，恢復美國的領導地位可能為時已晚。這是個最壞的年代，也是最好的年代。
康乃爾大學法學院出身的章家敦（Gordon G. Chang），過去二十年居住上海，在一家著名的美國律師事務所做事，同時又常為《遠東經濟評論》、《國際前鋒論壇報》、《亞洲華爾街日報》和《紐約時報》撰寫中國評論，他得以親身在現場從內部觀察中國的各種"貓兒膩"，尖銳地指出，中國內在的各種問題和疑難雜症，將在獲准進入世界貿易組織ＷＴＯ五年後，像山洪暴發一樣潰決，完全不可收拾，而使中共像中國歷史上的每一個朝代，終趨瓦解。ＷＴＯ就是一個"打開潘朵拉的盒子"。章氏的《中國即將崩潰》(2001)，其預言短期之內並未應驗，卻揭開了一個重大問題：中共在入世以後，是如何規避和違反ＷＴＯ規則，自身既從經濟災難中逃脫，又坑害了全世界，這引發了日後的中美貿易戰。2006年那瓦羅（Pater Navarro）的《即將到來的中國戰爭》出版，更系統地作出結論，中美貿易的巨大逆差，根源在於兩國貿易規則的不對稱性，中國以違反ＷＴＯ規則之術，吸引美國企業遷廠至中國，造成美國自身製造業"空心化"；與此同時，中國又"竊取"美國技術，實現產業升級和出口替代，再將"中國製造"的產品返銷美國。
八十年代我們在"黃土地"上嚮往"藍色文明"的時候，何曾想像到這樣的未來？
美國經濟衰退了，不是說明西方這個制度也是病入膏肓了嗎？西方極樂世界會跟着東方的專制一道完蛋嗎？眼下這種金融危機，假若不向中國或其他地方轉嫁危機的話，美國自己渡得過去嗎？美國財長保爾森一次次跑北京，逼迫中南海買單，而他知道這個共產黨政府，其實就是一個"洋人的買辦"而已，無論怎樣它都會俯首帖耳的，它買"穩定"所花的錢，恰好是華爾街胡鬧捅出的窟窿，而你讓它當了這樣的冤大頭，又怎能不讓它縱容中國人鬧一鬧"仇外"呢？可憐只在於，洋人得了實惠，而中國人只圖了一時的痛快——發泄、出氣、過把癮，都是用外貿去支付的"精神勝利"藥丸。上個世紀末中國的"愛國主義"迷狂，實在不需做更多的"思想史"剖析，它也就那麼一點點歷史淵源可以說道：近代中國的恥辱，就是源於"鴉片"那麼一種"不平等貿易"，而今日中國委實不再是"東亞病夫"了，因為終於辦了奧運會，卻是由一個縱容"愛國主義"的、跟西方有極好默契的買辦政府舉辦的，它的意識形態底線，是必須把批判"西化"放在第一位，再把"尊孔"放在第二位，體育則是一個笑話。
這樣的意識形態於是便會孕育在野的、草根的"左傾"平均主義和民粹主義，去把近現代中國思想史再演義一遍。由此看來，這個世界，尤其是西方跟中國的關係，跟一百多年前相比並無太大的改變，那些所謂"進步"，諸如資本主義處理勞資矛盾、福利主義、新價值觀（民權意識等）的覺醒、南北（貧富、第一世界與第三世界）緩和等等，在中國的國際範疇內效用微弱，中國人依然面對着一個並不仁慈、甚至是貪婪冷酷的西方，則中國的土壤，對於皇權或強人政治，便一點也不貧脊；精英對權力、政府的不妥協，也找不到着力點；權利意識遠遠沒有諸如國家意識、平等欲望來得實際和有效。這是共產主義解體之後中國所遭遇的世道，它怎麼會不讓鄧小平式的實用主義大行其道呢？中國的主題依然是如何應對西方，不論是抵抗、反擊，還是貿易、贖買，不論是槍炮還是集裝箱，總之不是中國自己說了算，而是要到西方的賬面上找齊，則中國人便很難有自己的價值立足點，以及心平氣和。
假如不是言之過早，如西方媒體所稱這次"全球化"乃是"工業革命"之後的一個新經濟時代的來臨，那麼中國這次不僅沒有錯過"歷史機遇"（八十年代話語），甚至還是領先者，其對後世影響劇烈，尤其在思想史意義上，創造了專制、集權下的現代化轉型成功範例，近二百年的"現代化"目標可說達成，而"現代化"的含義只限於經濟增長和外匯儲備，也將作為範例而被接受。在近現代史上，尤其是在歐洲，其實不難發現由經濟發展而引起的所謂"霸權"爭奪，常常很容易將"民族國家"導向極權怪胎，德國納粹和蘇俄布爾什維克，皆為顯例。經濟導向沒有"政治民主"的必然趨勢，"經濟發展可以導出民主"，先前是一種宣傳，後來是一個失敗的假說，而所謂"全球化"也會導向"普世價值"傳播的說法，恐怕亦然。西方的現實主義，也不會以"先起者"（第一世界或發達國家）的標準，去衡量後來者，而會新創"全球化"時代的一個新標準，此是後話。但是，"現代化"弔詭卻並未因此而取消，追趕者（後起者）所付出的代價，在二十世紀可定義為蘇俄布爾什維克革命和斯大林暴政，那麼，往後或許也可以拿中國作一新範例，其定義勢必越出政治、思想範疇，而以環境、資源為新的衡量元素，解析一種"全球化"的負面形態。
附：
盧比奧：資本主義沒有改變中國，而中國改變了資本主義！全球化生成了上癮的美國，沉迷依賴中國廉價商品與供應鏈，從食物到藥品，再到先進技術！中國近乎是我們所有行業的競爭對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