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位加拿大國家安全官員這樣表示：
我向《環球郵報》透露機密和絕密情報文件的決定來之不易。我這樣做的原因，是多年前，當我加入公共服務時，我宣誓過，不是為了黨派或個人，而是為了我的國家、她的民主制度和我的加拿大同胞。
當我第一次意識到外部干涉對我們的民主制度所構成的威脅的重要性時，我和許多不知名的不知疲倦的同事一樣，努力為我們的領導人提供採取行動所需的知識和工具。
幾個月過去了，然後是幾年。威脅越來越緊迫。仍未見採取認真的行動。我努力單獨並與其他人一起，直接向那些能夠追究我們高級官員責任的人提出對這一威脅的擔憂。遺憾的是，這些人無法做到這一點。
在過去的時間裏，聯邦選舉來了又去，干涉的威脅越來越大，而且越來越明顯的是，沒有考慮採取任何嚴肅的行動。更糟糕的是，高級公職人員無視開始增多的干預的證據。
儘管存在這些擔憂，但與加拿大記者討論這一威脅的決定並非易事。在這一行工作中，是否吹響哨子的問題很少能和其他人商量。我問自己：我可以在降低對我國干涉的風險的同時做到這一點嗎？這是否意味着我職業生涯的結束？如果我入獄，誰來照顧我的家人？
對我來說，這些問題的答案是在權衡它們與公眾利益之間找到的。
我對我們的政治領導人、我們的國家安全局或自由黨沒有任何個人抱怨。事實上，我在過去的選舉中曾投票支持後者，並希望有一天能夠再次這樣做。我的決定也不是出於對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的特殊敵意，儘管它積極參與干涉事務。
相反，我希望通過向公眾提供我認為符合所有加拿大人利益的信息，我們作為一個國家將開始更深入的對話，討論我們對政府的期望。我希望我們可以就如何提高透明度、如何加強問責制、如何保護我們社會的所有成員免受外部威脅，以及最終討論我們如何繼續追求一個最能為所有社會服務的治理體系展開對話。
雖然我仍然認為對話是必要的，但不幸的是，它已經變得醜陋和分裂。
所以讓我明確一點：儘管我們所看到的啟示令人不安，但我不認為外國干涉決定了我們聯邦政府目前的組成。我也不認為我們選出的任何領導人是我們國家的叛徒。儘管如此，不可否認的是，外國干涉對我們享受自由和公平政治進程的能力的影響越來越大。
這些揭露是否會讓一些加拿大人有理由質疑我們民主制度和程序的完整性？是的很可能。但保留另一種選擇——加拿大人仍然沒有意識到這些機構面臨的風險——將剝奪他們以有意義的機構參與我們的民主進程的能力。此外，這將無視許多加拿大族裔社區成員的經歷，他們長期以來無法自由地表達自己的政治聲音，也不受外國干預或報復威脅的束縛。事實上，我敦促你們傾聽那些願意並且能夠分享他們在這方面的經驗的勇敢的加拿大人的意見。
話雖如此，我們都必須認識到這不是黨派問題。這也不是中國的問題。進步的加拿大人同胞、保守的加拿大同胞和加拿大華人同胞都是：加拿大人。在進行這種對話時，我們必須抵制反射，以減少我們面臨的挑戰，即我們中的一個人與他們之間的對抗。我們必須認識到，保護我們的公民價值觀不應該、不需要也不能以放棄我們對多樣性和多元文化主義的承諾為代價。作為一個全國性社區，我們必須團結起來，捫心自問，我們如何才能做得更好：這一次、下一次，以及以後的每一次。
關於我接下來會發生什麼的問題，我無話可說：如果時機成熟，我將承擔我的責任。我會毫無怨恨或遺憾地這樣做，因為我知道雖然我所做的可能是非法的，但我不能說它是錯誤的。
我這樣說是因為我從小就相信正直是衡量你的行為與你的原則的行為，而不是權衡方便或權宜之計的行為。在這裏，我的原則仍然與我誓言中的那些話緊密相關：我將為我的國家服務，我將為她賴以建立的民主機構服務，而且我一定會為我的加拿大同胞服務。
近年來，在我們的公共服務部門中，我並不是第一個遇到這種令人羨慕的道德困境的人。不久前，我們的前司法部長喬迪·威爾遜-雷布爾德(王州迪)(Jody Wilson-Raybould)面臨着更為尖銳的挑戰，因為她可能會失去什麼。
然而，我擔心的是，我們可能缺少願意並能夠為堅持其原則而承擔後果風險的個人。因此，對我的加拿大同胞們：如果可以的話，請共同努力，確保我們成為最後一批被迫承擔這種風險的公務員。(完)
《環球郵報》總編輯大衛·沃姆斯利(David Walmsley)的說明：
這篇評論文章的作者披露的消息構成了我們新聞報道的主幹，即在各級政府和加拿大各地，我們的政治制度都受到外國干涉。這些故事中的事實是我們對這個問題長達數年的深入報道的一部分，是無可爭議的。
然而，此人可能會因泄露機密文件而面臨起訴。
這是一個罕見的時刻，我們向一位意見撰稿人保密。我們認識到授予機密性需要讀者高度信任。我們認為，發表這篇文章可以在讓讀者更深入地了解我們的工作與我們保護個人身份的責任之間取得平衡，按照最高法院的規定:在符合公共利益時，屏蔽消息來源的傳統體現在2010年有關環球郵報訴訟案的裁決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