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蔣介石度量有多大?以小見大

—原題:以小見大

作者:

讀《中國院士》(張建偉、鄧瓊瓊著)的時候,我的心情是複雜的。曾經有一段時期,我想過收集中央研究院的資料,這個興趣最初是由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引起的,後來聽說南京有一位先生寫了一本關於中央研究院歷史的書,我也曾打聽過,但此書至今沒有出版。由於有了這點準備,平時看書對有關中央研究院的史料也就比較留意。現在讀《中國院士》,自然就很有興趣。大體上說這是一本不錯的書。但我對這本書有一個小小的不滿足,就是作者似乎有一種樂觀主義的傾向,所以在他們筆下,中國院士的歷史也是越往後越輝煌。在作者看來,儘管道路是曲折的,而前途總是光明的。作者自有其道理,但我覺得他們的樂觀主義是太多了一些,這本書如果多傳達一些歷史的悲觀主義,也許才更讓人欽佩作者的歷史眼光,可惜作者沒有這樣做。雖然這本書中有很寶貴的史料,偶爾也有很感人的細節,可惜由於作者缺乏宏大的歷史眼光,所以儘管是本好書,但還不能對人的心靈真正有所觸動。

如果給作者提具體意見,我想先從一個細節說起。作者在書中寫到了生物學家胡步曾,在1948年中央研究院的81名院士中,胡先生是生物組的院士,1955年的學部委員中就缺了胡先生,因為他反對李森科那一套,在50年代,這是很大的問題。像這樣的細節書中還有一些,可惜作者未能從這些細節中挖掘出更深刻的東西,我說他們有樂觀主義的東西,因為他們忽略了這種小事中映現出的一個時代的政治文化特色,他們把本來已經找到的歷史感覺,輕易放過去了。

《竺可楨日記》中有一個細節,恰好可以和胡先生的經歷對比着看,對比着想。1949年5月30日,竺可楨在上海見到陳毅,他在當天的日記中說:「渠曾閱研究院院士錄,見有郭沫若之名,知研究院之兼收能並蓄。」(日記第2冊第1257頁)從《中國院士》所寫的歷史看,作者讀過竺可楨的日記,可惜把這樣好的細節給遺漏了。1947年5月22日的胡適日記中,留下了一份關於中央研究院人文組候選人的名單,抄出如下:

發出中央研究院第一次院士選舉「人文組」的「人文」部分的擬提名單:

哲學:吳敬恆、湯用彤、金岳霖

中國文學:沈兼士、楊樹達、傅增湘

史學:張元濟、陳垣、陳寅恪傅斯年

語言學:趙元任、李方桂、羅常培

考古學及藝術史:董作賓、郭沫若、李濟、梁思成

人文地理民族學:想不出人名

(《胡適的日記》手稿本第15冊)

這是1947年中央研究院院士的候選人名單,這個名單中的沈兼士、傅增湘,1948年就沒有當選院士,但郭沫若始終在這個名單上,所以才有竺可楨見陳毅後的感慨。《何廉回憶錄》(中國文史出版社第124頁)中也有一個類似的細節,何廉曾為蔣介石提供當時參加廬山會議的人員名單,他說:

我們擬就了一張名單,包括各行各業的人士。去上海見他時,我們遞交了這張名單的草案。我記得,名單上有郭沫若的名字,但我們並不清楚他是個共產黨人。蔣介石看到郭沫若的名字後說:「啊,好得很,我對此人總是十分清楚的。」他問我們此人現在哪裏,我說1933年在東京時我曾看到過他,但不了解他現在何處。

歷史常是由許多小事構成的。研究歷史的人可以從大處着眼,但也有專從小處着眼的,比如法國年鑑學派的那些學者,像布羅代爾就喜歡看小處,也能成一家之言,而且產生很大的影響。《中國院士》的作者,本來已經有了很好的材料,但眼光偏了,作品的深度也就受到了影響,這一點我很希望作者能從陸鍵東的《陳寅恪的最後二十年》中學點把握真實歷史的方法和情感。

(選自謝泳著《逝去的年代——中國自由知識分子的命運》,文化藝術出版社,1999年1月)

責任編輯: 李廣松  來源:逝去的年代 轉載請註明作者、出處並保持完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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