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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十年代初兩起反對改革開放的「反標」案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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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不可思議的是,在享受到改革開放成果的今天,居然有一些人反對改革開放,否定改革開放給中國帶來的積極而進步的變化,懷念極左時代,甚至歌頌給中國帶來巨大災難的文革運動,仔細分析一下以上兩個案例的內容,特別是李××的認識與當今這些人的認識也相差不了多少。 改革開放是否好,其實歷史早已證明了……

文革結束後,在中國實行了近三十年的極左路線也基本上宣告結束了,迎來了改革開放的一個新時代。在這樣的一種歷史轉變過程中,伴隨着一些新生事物出現,而長期受到極左路線影響的一些人,因各種原因,用老眼光來看待這些變化,他們感覺到江山變色,人民不再當家作主,於是反對改革開放,反對新的方針政策。

或許,這是在每一次的歷史變革中都會出現的現象,持這種態度的人,位於權力機構的上層,被稱為「保守派」或「頑固派」,而在民間,這些人會對新政策品頭論足,更有甚者在不能夠從正常渠道來表達自己觀點的時候,會採取寫信、發傳單、寫標語等方式,來反對當時的各種政策,這些人一旦被追查,往往會被嚴肅處理,罪名仍然是極左路線最常見的「反革命」罪名。

對於民間這樣一個反對變革的群體,筆者曾經寫過一篇《一起八十年代的反革命集團案》來介紹和分析他們,而文中所提到的這個所謂的反革命集團,就筆者來看是具有典型意義的。當然,由於各種因素,像類似這樣的案例,很少會有資料出現在民間,因此,了解七十年代末八十年代初中國社會出現的這股反改革開放的思潮是比較困難的,更談不上去研究了,目前,估計絕大多數人並不知道當時民間會有這樣一種思潮的存在。

近期,筆者又收集到兩個這樣案例的零星材料,都是發生在八十年代初期,一起發生在山東,一起發生在江西,他們都被定義為「反動標語(或字跡)」案,材料雖然不多,但還是能夠反映出一些問題。以下是一個案例材料的節選:

【一九八一年元月二十二日下午,接到博興一中總務主任馬××同志電話報稱在博興一中25級2班教室西山牆外的語錄牌上發現有用白粉筆寫的「心向毛黨,不向鄧一幫」的反動字跡。

接電後縣局即派員進行現場勘查,會同學校領導調查了解,又有20級1班高中學生岳××向老師反映在男廁所里也發現有反動字跡,經勘查在一中校園東邊的男廁所里東牆上也有用白粉筆寫的「實事求是,一分為二,四人幫也有好處吧。」的字跡。通過現場勘查分析,認為與25級2班教室西山(牆)上的反動字跡是一人所為,一中的男學生作案的可能性較大,即以一中為重點,組織專門力量進行調查工作。

查破工作開始後,在縣委和上級業務部門的領導下,縣局領導親自靠上,具體指揮,日夜奮戰。在一中召開了各種座談會,大講黨的政策,深入反動群眾,調查了解,訪問知情人等工作。此案由於抓的緊,行動快,在黨的政策感召和知情人的檢舉下,作案分子李××於元月二十七日下午投案。

李××,男,現年18歲,學生成分,高中文化程度……現在英語二班學習(教室在一中)……該投案後,交待了廁所的字跡是自己在一個月前寫的,25級2班教室西山牆上的字是下雪前兩天(即元月二十一日)晚上下課回「五七」小學休息時寫的。

該由於對三中全會精神學習不夠,領會不深,在報紙上、電視上、電影上一些嘻嘻哈哈的鏡頭,婦女穿高跟鞋,二十多歲的人穿裙子、穿洋褲、洋褂是現掌權人搞的。學習辯證法後認為「四人幫」為了維護自己的權力也做了所謂的一點「好事」,所以對他們要「一分為二」;從報紙上看蘇聯、越南在邊境上的武裝挑釁活動,中美關係緊張,日本在中國開採資源,以前我國科學技術落後,外國不敢欺負我們,現在我們科學技術提高了,而他們還敢欺負我們;劉少奇同志的問題是毛主席當時參加決定的,而現在也為劉少奇同志平了反等等,這些都認為是現在掌權人搞的不好。通過批評教育,該自己也認識到錯誤的嚴重性,所犯錯誤對不起黨和人民對自己的培養和教育。

鑑於上述情況,我們對李××的作為進行了全面的分析,認為該由於對三中全會精神學習不好,領會不深,平時又缺乏道德紀律教育,對社會上的新情況無有正確的認識,這是所犯錯誤的主要原因。經向縣委領導匯報,認為李××的問題,屬於思想認識上的錯誤,構不成犯罪,不追究刑事責任,由縣教育局作其他處理。

當否,請指示。

博興縣公安局

1981年2月17日】

(摘錄於博興縣公安局《關於博興一中反動字跡案調查情況即處理意見的報告》)

就這個案例來看,李××的思想還停留在極左路線時期,判斷事情的好壞還以毛的決定為依據,不看社會的進步,還迷信以前報紙上所宣揚的帝國主義亡我之心不死的論斷,盲目地對抗整個世界,從所謂的強硬的外交辭令中找到民族自豪感,反對「掌權者」所做的變革。按理說,一個十八歲的學生最能夠接受新思想、新變革的,但他卻持有如此保守的觀念,估計會有許多個人因素,因只有這一份資料,所以無法進一步探究其中具體的原因。

李××僅僅在學校內寫了兩條這樣的「反動字跡」,影響不大,且又是個學生,因此沒有對他進行司法處理,而是叫教育部門來教育他。而本文所展示的第二個案例則動靜很大:

【一九八一年二月七日早晨七時三十五分,會昌一中副校長吳××同志來電稱:「在縣人民醫院門口圍牆上發現有毛筆、墨汁書寫的反動標語。」我局接到報案後,一方面通過電話向地區公安處匯報,另方面迅速組織力量勘察現場。

現場位於縣人民醫院門口圍牆至縣敬老院三叉路口水泥杆止三華里範圍的公路兩旁,其中十處地方共發現反標十八條,三百二十餘字。最大的字達43×30公分,一般的都有15×20公分大小;字的最高點206公分,最低點48公分,落款「人民革命軍宣」、「人民革命軍總部」。反標內容主要針對當時中央召開的重要會議作出的重大決定(即中央〈81〉4號文件精神)進行反革命煽動;反對三中全會以來我黨的一系列路線、方針、政策;反對審判「四人幫」;叫囂要爭民主,爭自由,推翻我黨的領導;反對鄧小平同志。是一起重大反革命標語案。】

(摘錄於會昌縣公安局政保科《關於八一「二七」重大反標案的破案報告》,1983年6月4日)

在三華里長的街道上寫了十八條標語,字跡還很大,內容還很「反動」,雖然沒有其他旁證來證明這件事情的影響,但這個陣勢想必會轟動整個會昌縣城,震驚整個贛南地區。如此嚴重的政治事件,專政機關成立了三十五人組成的專案組,在全縣範圍內開始進行調查,據這份報告上所羅列的數據稱:在這期間,通過內查外調,全面調查摸底,為偵破此案審查了142個單位,19235人……收集了大量的情況和文字材料。

但有意思的是,這麼大規模的調查、審核,卻沒有發現寫「反動標語」的嫌疑人,被當地命名為「二七」重大反標案件沒有在短時間內破案,成為了懸案。兩年後,一個偶然的機會,專政機關發現了嫌疑人:

【一九八三年四月六日,南昌鐵路局福建永安車輛段工會主席老馮等二同志,來我縣調查了解該單位職工曾××(住會昌城郊)的家庭糾紛情況。主管政保工作的副局長李××同志因工作關係參與了接待,看了他們帶來曾寫給組織上的信二封,發現其文字與八一年我縣發生的「二七」重大反標案的文字很相似,遂引起懷疑。於是,將信件交給了政保科,經研究決定,對曾××認真地進行審查……經公安處文檢技術員劉××同志檢驗鑑定,已結論「二七」反標案是曾××書寫。在此基礎上,通過慎密的佈置,由公安處鍾科長主持,於四月二十七日對曾××開展了突審,經過兩晝夜短兵相接的審問,終於使其交待了自己的犯罪事實。】

根據報告上所說,曾××是退伍軍人,1976年參軍,在部隊期間,參加過對越自衛反擊戰,1980年退伍時未分配工作,1981年3月,頂替其父去南昌鐵路局工作(筆者註:有過頂替政策是八十年代為安置大量的社會待業青年所採取的一項政策,父母在國營單位工作的,在一定的條件下,可以申請提前退休,把編制留給自己的孩子)。報告上提到:

【該曾在部隊時,於一九七九年參加過對越自衛保衛戰,由於他未抱正確態度對待入伍,自命不凡,希望能幹出一番「事業」來,結果事與願違,到頭來既沒有提到干,也沒有入到黨,還是回家務農。因此對沒有分配工作非常不滿,認為城市的有安排工作,農村的不能安排工作……是不合理的。為了發泄自己的不滿,故而產生了犯罪的念頭。】

如果說李××寫「反動字跡」是認識問題的話,曾××寫「反動標語」除了認識問題外,還有很大的個人的具體因素在裏面,從個人遭遇到不公,進而對新政策不滿,最後通過寫標語來發泄出對政權的不滿。雖然在報告中沒有提到他寫的標語的具體內容,但從介紹的大體內容上看,他不是單純的反新政策,而是對整個政權都反對。他的反標內容可能更激進點、更「反動」點。

最後,會昌縣公安局向上級部門提出「擬將罪犯曾××逮捕法辦」的建議,至於後面曾××被判幾年徒刑就不知道了。

以上兩個案例發生在八十年代初,反映了那個時代的一部分人對改革開放政策的一種態度,如果說,因為長期受到極左思想的影響,在變革面前還一下子轉不過來彎的話,是有情可原的,畢竟隨着經濟的發展,生活水平的大幅提高,思想進一步解放,這些人終究會改變看法,支持改革的。

但不可思議的是,在享受到改革開放成果的今天,居然有一些人反對改革開放,否定改革開放給中國帶來的積極而進步的變化,懷念極左時代,甚至歌頌給中國帶來巨大災難的文革運動,仔細分析一下以上兩個案例的內容,特別是李××的認識與當今這些人的認識也相差不了多少。

改革開放是否好,其實歷史早已證明了……

責任編輯: 李廣松  來源:故紙中的故事 轉載請註明作者、出處並保持完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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