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塊碎玻璃後的美中國旗
「動態清零」政策雖然已經結束了幾個月，但是中國好像還遠未走出三年疫情的封閉和隔離。恰在此時發生的氣球事件，轟動了全美，民眾反應幾乎可以和1962年古巴導彈危機時刻相提並論。一夜之間，這枚高空氣象球變成了政治氣象球，向世界發出了一個清晰的信號：中美關係再度陷入危機。
其結果，至少到目前為止，造成美國國務卿的預定訪華行程被推遲，中美防長間的電話通話也被取消，中美關係再度回到了交流凍結的狀態，一種頗為危險的狀態。
美國國會眾院軍事委員會2月7日在新會期舉行的首場聽證會就是聚焦中共對美國國防的緊迫威脅。美國應做哪些準備遏制中共武統台灣是委員會成員關注的一個核心問題。一位專家警告說，美軍官員對中共可能攻台時間不斷做出不同預測對美國是有害的，對遏制中共也沒有幫助。詳細報道：https://t.co/tDaR3C7I5e pic.twitter.com/KYOaAgLudi
— 美國之音中文網 (@VOAChinese) February 8, 2023
如果對比五十年前、也就是1971年4月美國乒乓球隊訪華開啟的中美關係破冰，那也是中國外交一直以來引以為豪的外交行動，所謂用小球撬動大球，那麼今天的氣球事件可謂發展到另一個極端，提醒美國人民太平洋戰爭期間攜帶燃燒彈的日本氣球威脅美國本土的情景。這對已經脆弱的中美關係而言，或許同樣是一個頗具象徵性意義的分水嶺。
比較氣球事件對中美關係的負面影響，在氣球事件的前後，中國的外交反應更像是一場災難，他們仿佛還未走出三年疫情，繼續陷在疫情期間的動態清零和閉關鎖國之中。例如，在布林肯國務卿預定訪華前一周，《人民日報》從2月1日到3日連續發表了三篇署名「鐘聲」也就是中共宣傳部的官方評論文章，態度倨傲如同對待天下來朝的異邦朝貢。
而在氣球事件發酵之後，外交部門的倨傲一以貫之，全然不在意氣球對美國領空的侵犯、對美國人民痛苦記憶的刺激，更佯裝出一副毫不在意氣球事件對布林肯訪華影響的姿態，繼續強化了這一意外事件的嚴重後果。
然而，事實的另一面是，布林肯原定2月4日啟程的對華訪問，其重要性無論怎麼形容都不過分，不只是峇里島習拜峰會後的約定，或者布林肯國務卿上任之後的第一次訪華，而是在中美關係處於嚴重危機之際的一次再也不能拖延的訪問，即美方一直強調的「建立護欄」的訪問，防止中美關係繼續惡化。
美國國務卿布林肯2月8日和北約秘書長斯托爾滕貝格會晤後對媒體表示，北京將監視氣球送入美國領空違反了國際法和美國主權。「對於這種不負責任的行為，我們本着負責任、慎重的態度，維護了自己的利益，」他說。布林肯表示，美國已經和全球數十個國家分享了關於中國監視氣球項目的相關發現。 pic.twitter.com/ifUUDkef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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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中方來說，意義更不止於此，藉由布林肯的訪華，中共才可能在二十大之後為充滿不確定的未來五年中美關係進行標定，陸續展開各級對話、恢復中美交流，真正在中美關係的外交層面上走出過去三年的閉關鎖國和外交孤立狀態——那並不是迂迴外交，例如年初以來秦剛就任外交部長後出訪非洲或者前外長王毅即將出訪歐洲這些行動能夠解決的。
換句話說，一枚不明用途的高空氣球的突入，破壞了中美的面對面外交，也極大干擾了未來中美關係的恢復和發展。這一事件的本身，就顯示中美關係的不確定和危險性。中國外交系統在氣球事件當中近乎失控、進退失措的表現，相當程度地繼承了疫情三年乃至更早開始的戰狼外交模式，即一貫的強硬和一味的顢頇，如同外交部發言人不變的態度，總是不肯直面問題本身、不肯直面國際社會的質疑。
在這個意義上，儘管春節後的中國大眾似乎已然全數忘掉了三年的疫情災難，正在從新冠痛苦中慢慢走出來，但是中國的官僚體制和外交機構卻還處在動態清零的自我隔離模式中，拒絕真正開放地面對國際社會，如集體躺平一般坐等中美關係的繼續惡化。
或許正是因為此種緣故，才有氣球事件的發生。也就是說，正如同新冠爆發之初，中國政府幾乎本能地選擇了全國戒嚴模式的內部隔離，以封閉體制下的清零與國際社會的開放體制相競爭，這種內部隔離、互相封鎖、缺乏交流、敵視西方的模式同樣普遍存在於中共體制內部，尤其在外交、軍方和安全部門之間缺乏有效的溝通協調機制，即使2013年成立了負責協調的國安委之後也未能根本解決這一問題，最高管理層在集中了所有決策權之後也不得不面對系統內部激烈的效忠競爭和互相隔離所造成的內部挑戰和巨大壓力，無論進行怎樣的內部革命、刀刃向內都難以解決。
資料照：俄羅斯總統普京在北京出席冬奧會開幕式。（2022年2月4日）
事實上，三年前新冠疫情的爆發如此，一年前冬奧會上被俄羅斯戰狼欺騙如此，今天氣球危機同樣如此。外界透過氣球所看到的，是中國統治體制內部的僵硬、笨拙和失控，其體制本身就是災難的發生機制。這個體制每天都在處理層出不窮的局部問題和偶然問題，而這些問題總有可能突破，而且循着體制被不斷放大、升級，最後失控演變為危機和災難，不斷製造着一個高度體制化的不確定性。
這在新冠疫情的三年動態清零和猝然結束的幾個月里充分暴露，也已經在過去十年互聯網產業、公民社會、公關媒體、民營經濟所受的打擊和最近的房地產行業、教培行業等產業動盪上被反覆驗證。在這個意義上，一個持續的氣球項目最終演變成中美關係危機，就一點兒也不奇怪了。對中國的管理層和外交官僚們來說，他們或許能夠在混亂中任意地結束動態清零政策，卻很難真正走出他們自我隔離的封閉心靈，如同晚清官僚的顢頇自大。
當然，如果認清當前危機的嚴重性，氣球事件便不值一提，猶如茶杯里的風暴很快就會過去。拜登總統在2月7日的國情咨文中，在展示了堅定的保衛民主的原則立場之後已經向中國釋放了緩和的信號，即尋求競爭而非衝突。接下來，中國外交是否有能力迅速解決氣球危機，猶如二十餘年前南海撞機的解決，回到中美關係正常化的軌道上來，儘快恢復雙邊的對話交流、恢復兩國人民之間的交流往來，重建最低限度的共識和互信？這恐怕才是衡量中國外交是否真正走出疫情、回到國際社會的關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