澳大利亞為南半球經濟最發達的國家，亦是世界經濟最發達的國家之一，人口約2,500萬。
英文大紀元專欄作家John McRobert撰文／原泉編譯
摩根大通公司的一項調查顯示，澳大利亞的商業領袖們「對經濟持謹慎樂觀態度」，而近一半的人預計2023年將出現經濟衰退。報告還指出，能源價格「繼續給澳大利亞企業帶來壓力」。
同樣，澳洲儲備銀行（Reserve Bank of Australia）在2022年11月表示，「全球經濟大幅放緩的前景加劇……受到持續通脹高企、政策利率上升、歐洲能源危機以及影響中國經濟復甦的各種不利因素的推動。」
這些令人五味雜陳的預測讓人想起了英國作家查爾斯‧狄更斯的《雙城記》（以倫敦和巴黎為背景）。這部長篇歷史小說的開場白是對澳大利亞經濟前景的最好描述：
「那是最好的時代，也是最壞的時代，那是充滿智慧的時代，也是愚蠢的時代，那是信仰的時代，也是懷疑的時代，那是光明的季節，那是黑暗的季節，那是希望的春天，也是絕望的冬天，我們擁有一切，我們一無所有；人們正邁向天堂，人們正走向地獄之門。」簡而言之，那時跟現在非常相像。
狄更斯的故事也及時地提醒我們，在經濟問題上，澳大利亞可以從他國（例如阿根廷）的類似歷史發展中學到很多東西。
阿根廷和澳大利亞的耕地、牧場面積相當。1900年，兩個國家的人口都在400萬左右。從那時起，澳大利亞人口增長了約2,100萬，阿根廷人口增長了4,100萬。
20世紀初，阿根廷是世界上最富有的國家之一。阿根廷（Argentina）這一名稱來源於拉丁語中的「白銀」（Argentum），源自拉普拉塔河（西班牙文：Rí o de la Plata，意為白銀之河）的名稱。在拉普拉塔河（River Plate）的河口灣是一個宏偉的天然港口，是三條主要河流的入海口，流域內礦產豐富、農牧業發達。
布宜諾斯艾利斯是阿根廷的首都和最大城市，位於拉普拉塔河南岸，全國出口貨物的38%、進口貨物的59%在布宜諾斯艾利斯港裝卸。
開放對歐洲的貿易
燃煤工業革命後，歐洲的人口激增。在1750年之前的四個世紀裏，瘟疫和饑荒經常侵襲英國，在此期間，每個世紀平均人口增長率約為3%。
從1750年到1850年，人口增長了300%，這不是因為出生率的提高，而是由於壽命的延長。但受關稅保護的當地產的穀物的價格，使麵包的價格超過了平均家庭的預算，窮人不得不以土豆作為主食。到1840年，人口增長過快，糧食生產和分配跟不上人口的增長。
19世紀40年代，有650名議員的英國議會通過了保護貿易的法律，食品價格得到了很好的控制。然而，用（英國歷史作家）埃德加‧桑德森（Edgar Sanderson）的話來說，1840年，「饑荒盛行，到處都是憔悴的男人、乾癟的女人和瘦弱的孩子。」
1845年，愛爾蘭的土豆被晚疫病摧毀引爆饑荒，情況變得令人絕望。
為了應對這些具有挑戰性的經濟環境，一群人積極地致力於推廣自由貿易的思想，即取消政府對價格的控制，同時大幅度降低貿易稅，他們還成立了反玉米法聯盟（Anti-Corn Law League）。
（譯者註：穀物法（Corn Laws），或稱《玉米法案》，是一道於1815年至1846年強制實施的進口關稅，藉以保護英國農夫及地主免受來自從生產成本較低廉的外國所進口的穀物的競爭。）
該聯盟說服政府放棄對主食的價格控制，接受自由貿易，這包括取消對1,200種商品中的大部分徵收「保護性」稅，改革《航海條例》，為外國船隻和英國商船之間的競爭提供條件。要注意的是，在英式英語裏，「玉米」（corn）當時泛指小麥、燕麥、大麥和黑麥。
從豐富到匱乏
在世紀之交，也就是20世紀初，阿根廷向歐洲供應肉類和穀物。阿根廷吸引歐洲移民的數量僅次於美國，繁榮的經濟使阿根廷在1908年成為世界上第七富有的國家。
英國斯威夫特公司（Swifts）在拉普拉特河邊建造了一個屠宰場，服務於蓬勃發展的對歐貿易。隨着1876年船舶製冷技術的發明和1914年巴拿馬運河的開通，澳大利亞可以與之競爭，斯威夫特於1913年在布里斯班河的坎農山（Cannon Hill）建造了一個相同的屠宰場。
阿根廷也就在20世紀初繁榮了幾十年，後來由於實行社會主義稅收計劃，經濟一團糟，如今，不得不進口肉類和穀物。
2020年10月17日，在阿根廷布宜諾斯艾利斯，一名示威者揮舞着印有阿根廷已故總統胡安‧多明戈‧庇隆和他的妻子伊娃‧杜阿爾特（Eva Duarte）照片的旗幟。
歷史數據專家阿倫‧奧尼爾（Aaron O』Neill）認為，「1946年胡安‧庇隆（Juan Peró n）的當選被證明是阿根廷歷史上的一個決定性時刻」，他的「孤立主義政策和激進的支出導致了嚴重的通貨膨脹。」
關於阿根廷的經濟崩潰，已經有很多學術文章，但可以肯定的是，庇隆式的獨裁政策的最終結果是，大政府與大工會、大公司勾結，踐踏了民眾的基本需求。
澳大利亞是否會步阿根廷的後塵
澳大利亞現在也在實施類似的政策，徒勞地試圖滿足一些國家根據不可靠的科學建議制定的不現實排放目標。
針對二氧化碳排放的指控必須在法庭上得到檢驗，在進一步沿着阿根廷的不歸路前進之前，為綠色世界的繁榮未來消除疑慮。
然而，澳大利亞學校所教授的是一段修正主義的歷史，粉飾真實的過去，以淨化和普及不利於經濟進步和人類福祉的政治目標。
斯威夫特家族位於布里斯班河畔的坎農山屠宰場是當今澳大利亞經濟的一個隱喻。
當一位年輕的工程師被指派調查並確保這座宏偉建築的結構穩定性時，他發現建築內部腐爛不堪，裏面佈滿了鐵鏽、老鼠和蟑螂。
當然，現在是清理澳大利亞的時候了，首先要從根本上改革陳舊的、起破壞作用的、打擊積極性的稅收制度。不受控制的支出政策、大政府與大工會和大企業互相勾結的密切合作項目，對澳大利亞沒有好處。
作者簡介：
約翰‧麥克羅伯特（John McRobert）是一名土木工程師，在大型基礎設施的設計、建設和維護，以及極端自然條件對人造結構的研究方面擁有超過60年的經驗。1987年，他創辦了版權出版公司（CopyRight），以促進知情的公開辯論，出版了200多本書籍，包括地質學家和工程師關於地球重大地震事件的開創性著作。
原文：A Tale of Two Countries: Lessons Australia Should Learn From Argentina刊登於英文《大紀元時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