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黨史專家司馬璐在一九六二年出版的《瞿秋白傳》中寫道：「瞿秋白的故事，在某些方面頗有點近似『浮士德與魔鬼』的故事，瞿秋白，本是個善良的知識份子，只因為要滿足個人的某種欲望，被魔鬼知道了，於是魔鬼就要他交出了自己的靈魂。」
瞿秋白（1899～1935）是繼中共第一批領導人陳獨秀之後的中共早期主要領導人。1935年5月17日至22日，他在臨終前完成了《多餘的話》的自我告白：當中共領袖是「歷史的誤會」。這「最後的最坦白的話」，表明了瞿秋白公開脫共的立場，他從魔鬼手中奪回了自己的靈魂。
瞿秋白的《多餘的話》被稱為「驚世駭俗」。在文化大革命時期，這篇「供批判用」的文章被稱為「瞿秋白叛黨宣言書（自白書）」。
當中共領袖是「歷史的誤會」
瞿秋白在「代序」中說：「我不怕人家責備、歸罪，我倒怕人家『欽佩』。但願以後的青年不要學我的樣子，不要以為我以前寫的東西是代表什麼主義的。所以我願意趁這余剩的生命還沒有結束的時候，寫一點最後的最坦白的話。」
瞿秋白說，他只是一個半吊子的文人，參與政治運動，乃至成為中國共產黨的領袖完全是一個「歷史的誤會」。
「因為『歷史的誤會』，我十五年來勉強做着政治工作。——正因為勉強，所以也永遠做不好，手裏做着這個，心裏想着那個。在當時是形格勢禁，沒有餘暇和可能說一說我自己的心思，而且時刻得扮演一定的角色。現在我已經完全被解除了武裝，被拉出了隊伍，只剩得我自己了，心上有不能自已的衝動和需要。說一說內心的話，徹底暴露內心的真相。」
用馬克思主義來研究中國是「更重要的誤會」
瞿秋白在「我與馬克思主義」章節中坦言：「馬克思主義的主要部分：唯物論的哲學。唯物史觀——階級鬥爭的理論，以及經濟政治學，我都沒有系統地研究過。資本論——我就根本沒有讀過，尤其對於經濟學我沒有興趣。我的一點馬克思主義理論的常識，差不多都是從報章雜誌上的零星論文和列寧幾本小冊子上得來的。」
「可是，在一九二三年的中國，研究馬克思主義以至一般社會學的人，還少得很。因此，僅僅因此，我擔任了上海大學社會學系教授之後，就逐漸地偷到所謂『馬克思主義理論家』的虛名。」
「還有一個更重要的『誤會』，就是用馬克思主義來研究中國的現代社會，部分的是研究中國歷史的發端——也不得不由我來開始嘗試。「五‧四」以後的五年中間，記得只有陳獨秀、戴季陶、李漢俊幾個人寫過幾篇關於這個問題的論文，可是都是無關重要的。我回國之後，因為已經在黨內工作，雖然只有一知半解的馬克思主義知識，卻不由我不開始這個嘗試……」
「……而我的那點知識絕對不夠，而且非無產階級的反布爾甚維克的意識就完全暴露了。」
「我的一知半解的馬克思主義知識，曾經在當時起過一些作用——好的壞的影響都是人所共知的事情，不用我自己來判斷——而到了現在，我已經在政治上死滅，不再是一個馬克思主義的宣傳者了。」
「不能成為無產階級的戰士」
瞿秋白稱自己的人生是一出「滑稽劇」。他在最後的「告別」中寫道：「一出滑稽劇就此閉幕了！……一個平心甚至無聊的『文人』，卻要他擔負幾年的『政治領袖』的職務。這雖然可笑，卻是事實。這期間，一切好事都不是由於他的功勞——實在是由於當時幾位負責同志的實際工作，他的空談不過是表面的點綴，甚至早就埋伏了後來的禍害。這歷史的功罪，現在到了最終結算的時候了。」
「唉！歷史的誤會叫我這『文人』勉強在革命的政治舞台上混了好些年。我的脫離隊伍，不簡單地因為我要結束我的革命，結束這一出滑稽劇，也不簡單地因為我的痼疾和衰憊，而是因為我始終不能夠克服自己紳士意識，我究竟不能成為無產階級的戰士。」
司馬璐：慎重選擇自己的道路
在史學家司馬璐的筆下，瞿秋白的人生不是「一出滑稽劇」，而是一個「大悲劇」。
司馬璐在《瞿秋白傳》中說，瞿秋白走了一生冤枉的路，他的最大的悲哀是：他是一個具有自由主義氣質的人，他的黨要他同自由主義作戰；他是一個具有人情味和溫情主義氣質的人，他的黨要他同這些非布爾甚維克的意識作戰；他是一個竭力想做君子的人，然而，他的黨，一個極權主義的黨，在政治上是只問立場，不問是非的；為了黨的利益，任何骯髒的手段，都是被認為合理的；那些當面稱「親愛的同志」，背地裏勾心鬥角，爾虞我詐，排擠摩擦，過河拆橋，在黨內，在同志間是習以為常的；這個黨，人與人之間，同志與同志之間，只講政治利害與利用，一個「職業革命家」，必須冷酷地，無情地扼殺自己的人格與個性。瞿秋白偏偏是個重感情、重道義的人……
司馬璐寫道：「瞿秋白最後的覺醒，雖然來不及挽救他的生命。但是，他的一生的故事，他在臨死前所說的一些極其沉痛的懺語，對於當代中國知識份子，特別是年輕一代的知識份子，慎重選擇自己的道路，極有意義。中國的左翼青年們，瞿秋白的故事，在很多方面，不正是你自己的影子﹖」
在《瞿秋白傳》的結語中，司馬璐發出吶喊：「希望這樣的悲劇，在歷史上不再出現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