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軍先生在《菁英論壇》表示，地方債，包括地方財政枯竭，其實對地方政府的影響是非常大的，最近中央經濟工作會議上財政部門出來說，地方債這個事情，誰的孩子誰抱，這個話其實在地方政府這邊看來，是一個爆炸的事件。李軍說，中共這種政權，70年來，地方只要有債的時候，到最後中央一定會來背的，大家知道以前像包括什麼東北，或者內地的財政不行的時候，到最後中央政府都會來貼錢，那麼應該說今年是第一次表這個態，說你有債我不管了，這裏面為什麼地方會火氣很大呢？從根本原因上來講，其實還是跟中央的政策有關，真正造成地方政府現在這種財政枯竭，可以說跟兩次稅改特別有關。
第一次稅改是朱鎔基時代，1995年的分稅制改革，當時就是做了國地稅分家，為什麼做國地分家，因為那時候中央財政沒錢，地方上還比較有結餘，所以朱鎔基覺得要改，改了之後，把一些稅種，像消費稅全部拿到中央，然後增值稅中央拿75%，地方拿25%，營業稅就是企業所得稅，一開始是歸地方的，後來中央拿百分之四十五十，後來到六十，所以這個稅改之後，基本上大頭給中央了，地方只拿小頭，但是地方上他要去搞建設，要衝GDP，要企業發展，還有很多社會福利的問題，退休，失業，還有醫療等等這一系列都是地方政府要扛的事情，其實這時候地方政府他的盤子已經很小了，那麼就逼得地方政府想掙錢，其實我那時候接觸這些政府領導們，他們天天根本就不考慮什麼社會主義這個那個，他天天想我怎麼掙到錢，把我這個盤子給做大，把GDP做上去，那最後他想到一條路就是賣地，所以賣地這個中國房地產的畸形發展，某種意義上講是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博弈的結果，就是地方沒錢了，要靠賣地來掙錢，這個賣地一直賣到現在。
賣到2018年的時候，那麼習近平又做了個改革，第二次稅改，這次改革是最狠的一次，就是原來地方上還有一些稅種全沒了，所有的稅種全是中央的了，我記得炒的最多的叫營改增，營業稅改成增值稅，就是原來營業稅大部分還是地方的，一改到增值稅，絕大部分全跑到中央去了，中央70%的拿走了，或者全部拿走之後，那地方的錢靠什麼呢？靠中央返還，跟中央要錢不是那麼容易的，地方跟中央要錢有多難。
然後原來我還可以賣地，但是2018年習近平又說，房地產是不能用來炒的，畫了幾條線，這一下子把房地產行業給搞懵了，明顯的這兩年大家看到這個地方財政它靠賣地掙錢已經沒多少了，這種情況下地方上怎麼辦？地方只有一個辦法就是發債，我拼命地發債，反正你會托底，然後發發發，發到現在中央也怕了，發這麼多債，然後他來一個誰的孩子誰抱，我不託了。那你說地方怎麼辦，錢你收去了，房地產給你這麼一戳，戳破了，然後再發債，發債之後，你說這個底你不託了，那地方他要不就是躺平，要不然他想，我下面怎麼跟中央幹了。
秦鵬先生對《菁英論壇》說，地方政府積累了巨額的債務，而且都還不起，而且也沒有一個政府想還的，根本就不想還，這種情況下，實際上是一個非常大的問題，會演變成政治問題，演變成地方政府和中央政府的這種博弈，老百姓又和地方政府去博弈，最後整個就變成了這樣一個全社會的矛盾集合體。秦鵬說，最終我們可能會看到，在接下來，官員們會去討薪，因為官員們現在也沒錢了，現在給他們降薪等等，它會演變成相當多的社會問題。
對此，石山先生在《菁英論壇》指出，中國經濟這種大幅度下滑，尤其是政府的財政出現大幅度問題，對中共政府的這個整個體制，會有一個結構性的巨大的衝擊。石山先生表示，在中國的一個小鎮，有鎮長，有黨委，有婦聯，共青團，然後公安局，派出所一系列的機構，少說也有幾百號人，那個當然是老百姓的負擔，但中國現在的問題是，當你經濟不好的時候，其實這幾百號人是拿不到錢了。
石山先生舉例說，我有一個朋友是縣一級的，是縣委書記，他說去年下半年開始，他也要減薪了，減了6000塊，那個公安局減薪可能比他還多，派出所的警察減了很多，很多公務員減薪，問題在於中國共產黨它對社會的這個控制，依靠的就是這樣一個基層的機制，把每個老百姓都盯死，那當基層工作人員沒錢的時候，他憑什麼盯你，所以我看到一個視頻里有一個老百姓掛了一個習近平是什麼什麼的牌子，就從這個警察旁邊騎單車過去，警察不理他，拍視頻的人說，哎，這怎麼都不抓？不理了？看不見了？石山先生說，我覺得這是躺平的一個表現，這個躺平會非常嚴重，會帶來非常嚴重的後果。
人口負增長又是一個「千年大變局」
1月17日，中共國家統計局罕見公佈，去年中國人口比上年末減少85萬人，這是自1961年以來首次出現下降。在中共宣佈這一消息之前一天，1月16日，大紀元發佈報導說，法輪功創始人李洪志大師揭露天機，中國爆發疫情三年多以來，已經有四億多人死亡。對於中共宣佈的2022年人口數據，很多分析師認為，中共一直掩蓋人口真相，中國的人口早就不是14億了。人口是經濟的主體，人口的下降，將引發一系列的社會問題，會帶來結構性的變化。
大紀元時報總編輯郭君女士對《菁英論壇》表示，我們談經濟，其實它和人口是緊密相關的，經濟活動，全部都是人的活動，在中國歷史上至少2000年裏，世界人口第一大國都是中國。從秦漢時期到明朝，中國人口佔全球人口比例都在30%以上，但是到了清朝之後，因為美洲新的農作物，像土豆，紅薯，玉米，這些傳到舊大陸以後，加上衛生醫療的進步，全球人口急劇地增長，中國人口在那個時候佔到全球的二成多，中共建政以後，中國人口佔世界不足20%，但是一直還保持着全球人口第一大國。但是在去年12月到今年1月，印度的人口首次超過了中國，變成了人口第一大國了，中國人口變成全球第二位了，這是一個千年的大變局，過去二千多年來從未有過的事情，所以今年2023年它是一個新的轉折點。
郭君說，未來十年中國人口可能很難再重新增長，其中一個原因就是人口的結構。80年代後，中國實行嚴厲的一胎化政策，導致這個年齡以後的人口大幅減少，現在中國生育年齡的女性比十年前少了近兩三千萬，女性少了孩子自然就大幅降低了。郭君指出，現在中國人壓力非常大，很多人不願意生孩子，年輕人，育齡婦女的生育率現在已經降到了1.3左右，1.3左右其實已經無法維持人口的穩定了，就是中國社會的人口未來還會持續下降，所以有專家說了，在未來100年，中國在人口上都只能排第二，印度會穩穩地佔據全球第一人口大國的位置。
秦鵬在《菁英論壇》中表示，過去歷朝歷代實際上都非常重視人口增長，因為有了人的話，就有了生產力，有了戰鬥力，就能夠在全國像整個中原這樣的一個大版圖上去競爭，去獲勝。而中共搞計劃生育，把人口當做一個負擔，帶來的結果相當於把那個自然規律給打破了。另外一方面，經濟社會的發展實際上是一個活體的發展，就是人在社會上活動，才有生產，有消費，如果人突然間沒了，或者突然間大規模減少了，那麼生產會減少，整個國家的財富會萎縮，消費也會巨額萎縮。比如說我們講這個有了小孩兒，你得去給他買兒童車，買玩具，買衣服等等，然後長大一點的話，他去上幼兒園，上中學，上大學，到最後再結婚生子，然後再到買房，整個這麼下來是一個流程，可是，人突然間沒了，你就會發現，這些消費沒人去買了，整個社會的這樣一個平衡，實際上就被打破了。打破之後，我們就會看到中國的生產消費其實都在巨額萎縮，生產消費實際上就是構成一個經濟社會的核心動力，所以社會結構就發生了很大的變化。秦鵬說，這些年學校在前兩年還是擴招擴招的，現在學校發現沒人了，招不到人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