搶藥、搶米、搶口罩……為啥我們無論買什麼，都能「搶」起來。
這幾天咳嗽，今天去藥店買止咳糖漿，發現一件挺有意思的事情。前兩天突然因為被買斷貨而成為網紅的「蒙脫石散」等藥品，今天終於在那家藥店到貨了，被擺在了入口處最顯眼的位置——但足量的藥品到貨了，反而沒人去採購了。
結賬時，就這個問題跟售貨員妹子閒聊了幾句，她也很吐槽這件事，說最近大家買藥，都是一陣一陣的，還半開玩笑的感嘆了句：「哎呀，最近最折騰的就是我們（藥店）了。」
想想倒還真是，疫情防控放開後，從最開始搶N95口罩、到後來搶連花清瘟、搶布洛芬、搶諾氟沙星、搶各種退燒藥、到最新近的搶蒙脫石散。中國很多藥店最近這一個月，一直在忙着「打地鼠」——某類藥品一旦「網紅」了，就頃刻間被買斷貨。而等藥店反應過來，加大進貨量，舊藥熱度已經過了，附近的居民又開始成群的來問：新的「網紅藥」你家還有沒有？……
我猜，此時此刻，藥店或許都會懷念過去——以前一來個什麼病，大家都集體去囤板藍根。因為雖然相信板藍根「包治百病」也很扯，但好歹那種囤藥潮是單一化的，可預期的。比最近這種抽冷子一樣的防不勝防好太多。
其實，非要說起來，變種新冠來了就搶蒙脫石散這種事，真的很難說比相信板藍根包治百病理智多少。據說，這場風潮最初只是因為某個修打印機的網友發了個朋友圈而已。蒙脫石散如果有靈魂的話，它估計也很懵逼：「你說我一個止瀉藥，怎麼突然就被請去當了治療新冠的網紅藥了呢？我也不是謙虛，你們另請高明吧……」
而如果你記性好點，會知道這種恐慌性的瘋搶在我們社會中挺常見的。比如大約十年以前吧，彼時我還上大學，有一陣子超市裏突然買不到鹽了，還有鹽賣的超市裏你都能見到有些人不怕齁死似的瘋狂買鹽，搞到最後但凡想在家裏做菜的人都不得不一起「共襄盛舉」，因為再不搶，明天你家裏做菜就真用不上鹽了。
可這是怎麼回事兒呢？細一打聽才知道，原來那陣子日本剛出了福島核泄漏事件，有專家說防輻射要給孩子吃碘片，然後傳着傳着就成了加碘鹽也成了「抗輻射神藥」，再然後大家都開始搶鹽，哪怕那鹽里根本不含碘。
於是當時就出了一個對子：上聯是「大核民族」，下聯是「鹽荒子孫」——真的，事前你根本想不到，日本一個核泄漏，能在中國掀起這麼一場搶鹽潮。
如今這事兒過去十多年了，也不知如今搶藥的人當年囤的鹽吃完了沒有。但這十來年社會經驗告訴我，很多中國人真的很喜歡扎堆搶東西，從鹽到藥，再到疫情前的出國各種「買買買」，東西似乎真的只有大家一起扎堆搶起來買才香。
這種情景總讓我想起以前做社會新聞編輯時，經常看到一種場景——一輛大貨車在鄉間公路上翻車了，然後一夥村民上去哄搶。
歸根結底，這種哄搶不是村民目無法紀，而是大家都感覺，當某件事大家都上去搶的時候，好像你不跟着搶一下，就仿佛不安全一樣。
「搶錢！搶糧！搶娘們！」這是電影《投名狀》裏的名言，我忘了看到哪篇影評了，說這句話，尤其這話是中國幾千年「災民性格」最好的總結。
如果這個判斷成立，從今天依然頻繁發生的「強x潮」當中，你能感覺到，這種「災民性格」，其實依然在這片土地上延續。我們的內心深處，似乎依然活着一個飢餓、焦慮、從眾、一風聞有個什麼緊俏物資就要上去搶一搶的「災民」。
但是，為什麼會這樣呢？
近現代學者中，最早關注到中國人這種民間情緒的，可能是社會學者費孝通先生，記得他在研究中曾舉例提到，自1942年河南發生大饑荒之後，中國人對糧食的恐慌一直沒有緩解，連帶着糧價也一直處於非常不穩定的狀態。
這種恐慌甚至一直持續到了抗戰結束後，江南等並不缺糧、且得能到國際物資援助的地區糧價也一直沒有穩定。
對糧食的恐慌性搶購和糧商的囤積居奇，一直是等到新中國建立後，採取強制手段打擊「投機倒把」並建立統購統銷政策才結束，也正因如此，上世紀50年代-80年代執行了約四十年的糧票制度才一度得到了廣泛的社會支持。
可是今天回頭看來，這種解法確實解決了緊缺時代的恐慌問題，但它是以終結糧食買賣的自由市場來作為代價的，它並沒有正面回答，習慣了物資緊缺、喜歡扎堆「搶」東西的中國人如何與現代社會必須建立市場經濟相融合的難題。
而費孝通先生在他的名著《鄉土中國》中，對中國人為什麼做什麼都喜歡扎堆的問題，曾做過一個獨到的解釋：他認為與久受城市文化浸潤的西方重視契約不同，鄉土中國社會經濟關係的建立，不是依靠契約的，而是依靠鄉民之間「熟悉性」，在這種強烈的「熟悉性」下，鄉土社會中人與人關係的交流並不是基於對契約的重視，「而是發生於對一種行為規範熟悉到不假思索時的可靠性」。
簡單的說，傳統中國人的安全感，不是從社會、政府或他人與訂立的契約、許諾中獲得的，而是從「熟悉性」的從眾當中獲得的。當一次危機來臨的時候，也許有關部門會作出公開的許諾，保障某項基礎必需品的供應。但熟悉災難而不信契約的中國人，不相信這種契約式的許諾，我們更習慣於看熟悉的人怎麼做，當看到鄰居老王、老張、老李，都跑去搶購某種東西的時候，我們也會像費孝通說的那樣「不假思索」的跟着一起這樣做。
是的，無論哄搶，還是逃荒，每到危機來臨時，中國人就喜歡扎堆，並相信大家扎堆一起做某件事，哪怕不理智，也至少安全。
放在世界史的角度上去看，依賴「熟悉性」來生存、不停的從眾、搶購、扎堆，這其實是一個人在一個什麼都無法保障的前現代社會不得不養成的生存本能。當一個社會無法保障人與人、政府與個體之間的契約被有效執行時，人本能的就只能去「印隨」那些自己最為熟悉的親朋好友。
只是，由於中國古代帝制歷史尤為漫長，在長達兩千年的時光中，公權力習慣於將自己所承擔的社會責任縮減到最小。這就在事實上造成了古代中國社會是一個事實上的「低契約」乃至「無契約」社會。當社會什麼都不向個體許諾，或者許諾了也不可靠時，人們當然就只能通過「別人做什麼、我就跟着做什麼」的隨大流而獲得起碼的安全感。
所以你會發現，古代歷史上，習慣「災民性格」的中國人有時會做一些看似特別不理智的「隨大流」行為，比如孔飛力為我們解析過的《叫魂》。
因為不相信社會契約，所以反而更喜歡扎堆、從眾，這看似似乎是個悖論，但實則是說得通的——我們總處於一種根深蒂固的焦慮感當中，因為我們對社會、對市場基於契約的信任感極低，很多人對哪怕藥品、食鹽這種基礎生活物資能否足量供應，都是心存焦慮和恐慌的。所以很多人的集體主義精神，其實是一種「偽集體主義」，只是試圖從「隨大流」，補足缺失的社會契約無法滿足的那份安全感。
解決這種災民式的焦慮和恐慌的唯一有效途徑，當然是讓社會走向現代，社會和市場做到言而有信，對民眾的每一個契約式承諾都能保質保量的完成，這樣，當越來越多的人對社會公共契約的信任越來越強時，公眾才能從那種古老的災民式焦慮和恐慌當中走出來，不再扎堆和從眾，而去擁抱現代經濟社會當有的理性自由秩序。
反之，如果契約一再被打破，公眾生活的不確定感增加，從眾、扎堆和搶購作為一種低契約的前現代社會生活中必備的生存本能，很輕易的就會出現回潮。而每當這種回潮來臨時，混亂總是必然的——因為現代社會本不是為了應對風潮建立的。
剛剛過去的2022年，對很多人來說，是特別不確定的一年，靜態、封控等事件不停的打亂着我們的生活，年末又突然遭遇了從封到放的神轉折。在這一年的疲於奔命當中，很多人對社會契約的信任感正處於低點，在這種群體心理當中，一再出現各種「搶藥潮」，雖然看似新奇，但也在情理之中——在醫療擠兌之外，它更是人們心態變化的一種表徵。
而新的一年中，社會需要回答的問題，不僅僅是有足夠的藥品應對這場醫療擠兌，更是能不能通過穩定的生活、經濟的發展，重新培養人們心中的「契約信任感」，讓公眾重新對基礎物資的正常供應、社會對其契約式許諾重拾信心，這一點非常關鍵。
這不僅僅是關乎下一次會不會再有藥品被搶購的問題，它更關乎我們這個社會能不能遵循現代邏輯、依靠自由市場，正常的繼續發展下去。
願哄搶了幾千年的我們，能在未來獲得一份許諾與泰然，不再一有風吹草動，就被迫依靠這種「災民性格」活着。
（ 註：本文原標題《這種「災民性格」，我們為何至今還沒改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