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2年12月24日第五屆中國金融安全論壇舉辦，中國產業發展促進會學術顧問兼首席經濟學家魏加寧應邀發言。經授權，美中時報全文發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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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經濟增長長期放緩已經成為威脅國家經濟安全的主要原因
（一）經濟發展是「經濟安全」的基礎
1996年4月，時任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主任孫尚清去世前簽發的最後兩份報告就是他佈置給我的任務，有關國家經濟安全的兩個研究報告。
這兩份報告明確指出：經濟發展是「經濟安全」的基礎，沒有發展就根本談不上安全。報告還做了個比喻，一個國家經濟越發展，體積越大，表面積也越大，因此遇到風險的可能性也會增大，但同時抗風險的能力也會增大。
2022年1月，在新供給論壇上我曾經有一個發言，被金融圈裏稱為「今年最好的宏觀策略」。我在發言中提醒道：如果經濟持續下行，一旦越過某個臨界點後就有可能出現「斷崖式下跌」。不幸的是，4月份的數據出來以後，果然出現了「斷崖式下跌」，投資、消費、出口，全面下跌。尤其是金融數據慘不忍睹，無論是人民幣貸款還是外幣貸款，都出現了「少增」、「多減」等罕見現象。失業問題更是十分突出。
於是，5月25日，國務院緊急召開了十萬人大會，出台6個方面、33項措施、12萬億的「穩大盤」計劃。2009年，為了應對全球金融危機衝擊，我們出台了一個「4萬億的投資計劃」，就轟動了國內外。而這次，12萬億的救市計劃，對經濟增長所起的作用，連個像樣的影子也沒有看到。
二、當前中國經濟面臨「殭屍化」風險
伴隨着經濟下行，中國經濟出現了「殭屍化」的風險。
一.要防止市場的殭屍化
首先看國際市場。一方面，由於國外疫情逐漸得到控制，近年來轉移過來的出口需求正在轉移回去。另一方面，由於「貿易戰」打成了「脫鈎戰」，國際市場面臨萎縮的風險。2012年，時任中財辦副主任的劉鶴同志帶領我們做「兩次全球大危機比較研究」時，我們主要擔心的是「去全球化」。如今十年過去了，2022年，我們擔心的已經不是「去全球化」了，而是「去中俄化的全球化」——就是人家繼續推進全球化，但是「不帶我們玩兒了」。
再看國內市場。由於疫情防控政策多變，計劃經濟死灰復燃，市場被團購取代，被人為分割。再加上經濟增速下行，居民收入增長放緩，國內市場出現萎縮跡象。消費非但沒有升級，反而在降級，在收縮。
有人說，即使國際市場不行了，我們有人口規模巨大的國內市場，我們怕誰？！問題是，經濟學講的是「有效需求」，是「有支付能力的需求」。如果經濟持續下行，居民收入下降，人口規模再大有什麼用？！不要忘記，是改革開放才把中國的「人口包袱」轉變成了「人口紅利」！沒有改革開放，人口規模就不是優勢，而是劣勢。
二.要防止企業的殭屍化
先看國有企業。這些年，國有企業的利潤主要從哪裏來？一是項目轉包。民營企業拿不到項目，國有企業很容易拿到項目，然後層層轉包，建成以後長期拖欠貨款、拖欠工程款。二是資金轉貸。民營企業拿不到貸款，國有企業利用國家信用做擔保，用很低的成本（利率）拿到貸款，然後加幾個點轉貸給民營企業，從中牟利。三是壟斷漲價。近年來上游價格上漲，下游價格下跌。而國有企業大多集中在上游，依靠壟斷獲取漲價利潤。
再看民營企業。虧損了一批：暴雷、破產、跑路。躺平了一批：由於輿論環境太差，政策環境多變，一些民營企業乾脆躺平了，什麼也不幹了。最近更是出現了前所未有的企業「惜借」現象。
三.要防止銀行的殭屍化
先看國有大型商業銀行。由於巡視效應，防範風險，大型國有商業銀行放貸意願在下降，出現了「惜貸」現象，甚至是「抽貸」現象（一些經營還算良好的民營地產商反映，銀行抽貸）；還有就是「假貸」現象，銀行和企業串謀，銀行為完成上級交辦任務把貸款貸給企業，企業再把貸款反過來存到銀行，吃利息。
再看中小民營銀行。由於受困與不良資產，一些中小銀行出現暴雷現象，如前不久的「河南村鎮銀行風波」。因此，中小民營銀行的放貸能力在下降。
四.要防止央行的殭屍化
一方面是企業「惜借」，另一方面是銀行「惜貸」，導致貨幣政策失靈。超發的貨幣到不了實體經濟，反而還會推高物價，最終有可能導致「滯脹」。
五.要防止財政的殭屍化
過去，國家財政運行主要是依靠東南沿海省份，尤其是長三角一帶省市上繳的財政盈餘，轉移支付給其他中西部貧困省份。今年以來，長三角一帶省市的財政收支也出現了巨額赤字。因此，財政政策很難發揮積極作用。
另外，據黃佩華教授分析，近年來，一方面，基礎設施投資占GDP的比重在不斷攀升；然而另一方面，GDP的增長速度在一路下行。說明投資拉動的效果越來越差，投資的乘數效應在下降。
六.要防止政府的殭屍化
由於目前決策重心偏高，必然導致下面政策左右搖擺，從一個極端擺到另外一個極端。在防疫過程中，是否躺平是民眾的事，而作為政府，永遠都不能躺平——無論是在資本主義社會，還是在社會主義社會。這次的清零政策放開存在着三大問題：
首先是時機不對。冬季本來就是流感等傳染病易發季節，此時放開無異於雪上加霜。如果是今年4月上海疫情時順勢放開，或者堅持到明年4月春暖花開時再放開，正好趕上夏季，即使疫情爆發，症狀也會輕許多。
其次是姿勢不對。突然掉頭，猝不及防，落荒而逃。沒有計劃，沒有步驟，沒有預案。新加坡放開時是分4步放開的，我們是一步到位。這恐怕與我們的傳統文化有關：只有必勝信念，沒有妥協精神，不懂如何撤退。
最後是方式不對。沒有做好準備，包括醫院病床、藥品疫苗以及醫護人員，整整三年了，都沒有做好任何準備。
我記得早在疫情爆發初期的2020年4月，我在新供給論壇上就曾經指出：「當務之急，不是新基建，而是新醫院」。日本抗疫的成功經驗之一就是不斷增加醫院ICU病房的擴建，增加醫護人員的培養，使得重症患者能夠得到有效醫治。而我們，這些年把主要精力都用在了建方艙、測核酸上面，浪費了大量的人力物力財力和精力，現在又都要統統拆掉廢棄，這是多大的浪費呀？！如果當初把建方艙、搞核酸的錢用來建「新醫院」、建ICU病房、培養正規醫護人員的話，即使疫情過後，這些都仍然能夠用的上，對於提高整個中國的醫療護理水平也是一大促進。為什麼我們在2020年4月就提出過的建議就是沒有人願意聽呢？好的意見統統都聽不到，這不是「殭屍化」又是什麼？！
三、當務之急是如何重振投資者信心？
（一）最新的強烈信號
最近一個時期，重振經濟的信號越來越強烈。一方面是中央經濟工作會議對於民營企業釋放出積極信號，明確提出「要從制度和法律上把對國企、民企平等對待的要求落下來，從政策和輿論上鼓勵支持民營經濟和民營企業發展壯大，依法保護民營企業產權和企業家權益。」習近平總書記更是在中央經濟工作會議上強調指出，他自己是從福建、浙江等民營經濟比較發達的地方幹過來的，所以是「一慣支持民營企業」的。
另一方面，最近的中央政治局會議和中央出台的《擴大內需戰略規劃綱要》等文件，陸續修正了近幾年的一些行業政策，包括對於平台政策，對於教培政策等，都出現了利好消息。
應當說，重振中國經濟的政策指向已經十分清晰。
（二）如何讓投資者相信新的政策取向？
中央的政策方針已經十分明確。問題是如何重振中國經濟？！如何讓國內外的投資者相信黨和國家的政策方針不會再變了？！
首先，要取信於民。今年以來，我和許多人一樣，一直在為民營經濟呼籲，在批評近年來錯誤的行業政策，因而我的發言經常被封，如《當前中國經濟面臨的主要問題是什麼？》《如何實現長期主義》等。現在，我文章中的許多建議和意見都已經被中央文件所採納，那麼有關部門是不是應當先把我的這些文章解封？！如果我的文章仍然處於被封禁的狀態，又如何讓人相信這次的政策轉變是真的？！而且不會再變回去了？！
其次，要放開信息市場。最近，網上經常有人在議論：為什麼總是到扣最後一顆扣子的時候才發現原來從扣第一顆開始就錯了？！我認為，這主要是由於我們缺乏糾錯機制。媒體的作用本來就是「剎車裝置」，但是現在的官媒都從「剎車」變成了「油門」——試想一下，一輛在高速路上快速行使的汽車，如果把「剎車裝置」都拆卸掉的話，車上的人包括司機能夠有安全感嗎？！記得在2020年1月20日新冠疫情剛剛公佈時，《美中時報》就把我1月12日在新供給論壇上的發言整理出來，冠以《武漢疫情呼籲信息市場開放》發表出來。我當時指出，隨着市場化、全球化的發展，現在商品可以自由流動了，資金可以自由流動了，人員可以自由流動了，唯獨信息不能自由流動。什麼是危機？危機就是暴露短板。信息不能自由流動是此次新冠危機的一個重要原因。必須認真吸取教訓，否則類似的災害還會重演。只有開放信息市場，才能夠防止政策的反覆多變和其他政策再次出現失誤。
再次，要以民主法治建設為中心。有人說，清零政策放開以後，工作重心就應當回到「以經濟建設為中心」。而我的觀點是，不是回到「以經濟建設為中心」，而是應當走向「以法治建設為中心」。因為國內外投資者最看重的營商環境是法治。如果有了良好的法治秩序，國內外的投資者就會紛至沓來，甚至不請自來，投資者的信心自然就上來了，投資消費也都會上來，經濟增長也會上來。相反，過去多年的正反兩方面實踐證明，如果沒有法治，即使有了經濟增長也會掉下來，來了的國內外投資者也還會跑掉。應當承認過去這些年，遭受破壞最大的恰恰是法治。如果中國政府能夠從現在起，認認真真地抓好法治建設，中國經濟就一定會重新走上快速增長軌道。
最後，要認真進行全面反思。2003年6月薩斯結束時，我曾經在報紙上發表過一個觀點：《後薩斯時期，不能好了傷疤忘了疼》，並提出要認真進行反思，總結經驗教訓，防止重蹈覆轍。很遺憾，我們中國人的一個毛病就是：一旦危機過去，就很容易忘記疼痛。如果2003年薩斯過後我們能夠認真徹底反思的話，恐怕就不會有這一次的「新冠危機」。有鑑於此，我們真心期待着各地各級政府和廣大人民群眾能夠從現在起進行全面反思，對照國家法律，檢查違法行為，提高法律意識，從而儘快把中國建設成為法治上的現代化國家。若如此，中國經濟必將再次騰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