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凡有點年紀的中國人，對供銷社都有深刻記憶。尤其在農村，雖然人民公社體制下的農民，可以生產自己的口糧、蔬菜，但生產資料所需的農具、化肥，生活必需的油鹽醬醋茶、布匹、針織品、棉花，兒童讀書的文具、圖書等等，都必須通過供銷社這個唯一供貨渠道，才能獲得供給。
當時的供銷社，上面的主管是商業局，下面的「腳」是「代銷點」。處於中間環節的公社都有一個配套的供銷社，它的職能定位是農副產品的統購和農資產品、日用商品的統銷，幾乎全方位地控制了農村的商業領域。
通常，供銷社管轄的部門，有飯店、書店、生產資料門市部、百貨綜合商店和農副產品收購站。當年，能在這些部門工作，是非常令人艷羨的一份職業，因為幾乎所有的物資都要計劃，也就幾乎人人都會有求於它。我們大隊有個知青，剛落戶就分到幼兒園擔任老師，沒有別的原因，就因為她母親是鄉場上供銷社的。
在憑票供應的年代，供銷社是最紅火的單位，它統管着農村所有的計劃物資。
那是一個票證盛行的時代。布票、糧票、煙票、糖果票、酒票……總之幾乎無一不票。印象中，好像只有鹽巴、醬油、醋一類的少量商品，才不要票證。但發放票證的對象是城鎮居民，農村是不興票證的。
我1970年代在鄉下當知青時，每個大隊都辦起了代銷點，作為供銷社最底層的分支，直接承擔着商品的銷售。一般農民都習慣稱代銷點為「大隊商店」，它就辦在家門口，不分場期，天天營業，非常方便。又因為大隊掌握着每個家庭的人口狀況，有詳細的花名冊，凡是計劃物資，只消照花名冊按人頭供應，也就省了發放票證的環節。
只有兩種票證，布票和棉花票，是城鄉通用的。布票每人每年一丈五尺，棉花每年每人一斤。在這一點上，沒有搞城鄉差別。但其它票證，就帶有很明顯的城鄉色彩了。比如糖果票，鄉下人是乾脆就沒有的。你想吃上海的冠生園、大白兔，糖果公司生產的沙琪瑪、米花糖，門都沒有，大隊商店也不供應。酒票、煙票，鄉下人也沒有，但大隊商店可以買到香煙，不過都是些劣質煙，像8分錢一包的經濟牌，1角3分錢一包的春耕。而城市居民的煙票，是可以買到牡丹、大前門一類高檔香煙的。酒也一樣，城市居民的酒票，可以購買綿竹大曲、瀘州老窖，而大隊商店按計劃供應的酒，卻只有劣質的紅苕酒，甚至芭蕉酒。這種酒我喝過，很燒喉嚨。但喜歡喝酒的農民，就只能喝這個了。
從這些待遇等級的差別可以看出，農村人口比城市人口是要低一等的。這就是為何下鄉插隊的知青，沒有誰願意紮根農村的道理。
這種待遇上的差別，並不僅僅局限於日常副食品供應。更高級一些的工業品，比如手錶、自行車、縫紉機，都是要憑專門的購買券供應的。而且就連城市，也不是像糖果票、煙票、酒票一樣按人頭髮放的，它們的分配，通常都要經過很複雜的形式，分派給單位，再由單位領導根據關係的親疏，將購物券發到個人手中。
這種分配方式，農民是沒有份的，大隊商店也從不經銷這些工業品。場上的供銷社，物品比大隊商店豐富，種類也多。需要計劃供應的，像副食品這些東西，它都下放給大隊去賣。但是手錶自行車縫紉機這樣的商品，供銷社也不供應。印象中，自行車是五金公司經銷的，手錶、縫紉機是百貨公司出售的。我說的是樂山的情況，別的地方是否如此，相信大體也差不多吧。
我在鄉下時買過一輛永久牌的加重自行車，但不是從供銷社買的。我是找公社醫院的劉醫生要的一張自行車票。他姑娘在縣蔬菜公司上班，剛好分到一張購物券，就讓給我了。
但即便如此，供銷社作為主管鄉村物資供應的唯一組織，在物品匱乏，許多東西需要憑計劃購買和限量供應的情況下，絕對是令許多人羨慕的職業。1970年代，有個知青招入縣供銷社上班，接到通知那天，心情激動得難以言表，感覺是得到了天下最好的工作。
他當時的月工資是36元，每月10元用於吃飯。供銷社有自己的食堂。很快他便發現，因為有收購點的關係，可以近水樓台先得月，把收購來的肉蛋之類的食品，以收購價賣給食堂，所以伙食儘管開得相當不錯，伙食費卻不高。他自己也說，「這實際上等於截留了農民上交給國家的物品，屬於多吃多佔了」。
今天的有些人，說起過去的時代，總感覺公平廉潔。其實大謬不然。
前段時間讀一本《袁媽媽的記憶》，書中回憶1958—1960年代三年饑荒的事情，講到一個與供銷社有關的故事。
1959年，袁女士生下孩子，孩子8個月大時，面臨斷奶。當時嬰兒每月白糖計劃只有1.5斤，缺奶吃的孩子，用副食餵養，糖放少了孩子不吃，放多了又不夠，弄得孩子常常「不吃干叫喚」。後來找到熟人劉淑英，是從井研百貨公司調到眉山的，在大北街糧食局對門供銷社門市工作。劉淑英人很豪爽，袁女士剛一提說請她幫忙，她便說：「白糖不成問題，錢我要照收，每月多供應兩斤，加上計劃3.5斤，夠了。」劉淑英只有一個要求，她結婚好幾年了，想生一個，就是懷不上。因為自己沒孩子，所以特別喜歡，她叮嚀袁女士母親說：「袁婆婆你要記住，你每次來買白糖，必須把勇娃兒、強娃兒帶來，我要好好地抱一抱逗一逗。多供應兩斤白糖，算什麼呀！白糖一生都吃不完，100斤白糖最後賣到110斤，受潮就漲起來了。」
像這樣的潛規則，當事人不說，有誰知道？許多人深受蒙蔽，總認為毛時代覺悟高，不作假，不走後門。其實物資匱乏的年代，哪來的廉潔奉公、公平公正？靠山吃山靠水吃水，乃古今通義。只有物資豐富的時代，實行商業法規的社會，才能實現基本的公平公正。
我也有一個自己的親身經歷。1976年，我在公社醫院參加計劃生育手術。帶隊的是公社醫院的劉醫生，其餘三個隊員，包括我，都是從大隊抽調上來的赤腳醫生。有天上午做了三台手術，很順利，大家都格外高興。下午無事，劉醫生就告訴我說，拿個瓶子去打點酒來，咱們慶賀慶賀。我問劉醫生要酒票，劉醫生說，要啥酒票，你去供銷社找老丁，就說我要喝酒，酒票暫時欠着。我拎着瓶子找到老丁，老丁說，這個劉兆明，他都欠我好多斤酒票了。但還是給灌了半瓶。我說，這麼多，我可只有二兩的錢。老丁說，你別管，到時我會找他結帳。叫他別忘了我托他的事。從供銷社出來，我又去供銷社小食店買了半斤滷肉，二兩花生，興高采烈的提了回來。
像這種以權謀私的事情，那會兒可沒少干。不知道者，是因為你不在其中不知其事。像我所在的大隊，我剛下鄉時，大隊開會，都在晚上收工之後，開完會各回各家。到了1974年，不知從哪兒學來的經驗，在羅灣口背後的山上辦了個大隊農場，調派專人養豬種菜。再開大隊會時，就安排在白天舉行，從上午開到黃昏。中途操辦兩餐會議伙食，白肉豆花，回鍋肉蘿蔔湯，吃得其樂融融，心花怒放。
因為書記嗜酒，少不了叮嚀會計，去大隊商店沽酒。這些酒原本不在計劃之內，是怎麼弄出來又保持平衡的，就不得而知了。
總之，計劃經濟時代，供銷社的貓膩多了。直到開放以後，逐步取消商品統購統銷政策，消費者購買商品再也不用憑計劃、憑票證了，再也不受限於供銷社一個門洞了。至此，供銷社原有的管理體制和經營機制受到嚴重衝擊。到了上世紀90年代後期，供銷社的經營狀況已經難以為繼。為求生存謀發展，順應市場變化，供銷社陸續開始對原有體制進行大刀闊斧的改革改制。但終究大勢已去，曾經風光無限的供銷社，在市場經濟的舞台上開始衰敗沒落……
2014年，中央一號文件首次提出「加快供銷合作社改革發展」，要求依託供銷合作社等組織發展新型農村合作金融組織。2015年發佈的中央一號文件，再次強調了供銷合作社的功能和作用，這也意味着，經過幾十年的低迷和邊緣化後，供銷社力圖從谷底走出，想要梅開二度，實現服務「三農」的嶄新目標。
按照文件精神，供銷社再度復出，絕非是要恢復計劃經濟，回到統購統銷年代，讓全國人民再吃二茬苦。
它將主要作為服務部門，為農村實施送技術、送設備、送人才「三送」服務，同時建成電商平台，牽線搭橋，替農民生產的農產品尋找銷售出路。
這才是人間正道。任何妄圖將供銷社又做回統購統銷的計劃經濟模式，都是逆天而行，不得人心。
讓我們不妨再回顧一下昔日的供銷社時期，你是不是真想回去？
大隊商店供應的日用百貨，其中縫補衣服的手工棉線，只有黑、白、藍三種顏色，每支售價8分，不能任意購買，規定每月只能購買一支。
火柴，1分錢1盒，按計劃供應，不得多買。
肥皂，一聯是兩塊，每人每月四分之一聯。遇到需要切割的時候，用刀是很難切開並確保均勻等分的。不知是誰想出來的辦法，採用細麻繩，在準確位置套住肥皂，繞上一圈，再用勁交叉一勒，便能不多不少，非常公平地分割開來。
煤油0.38元一斤，三口或以下之家，每月八兩；四口或以上之家，每月一斤。
逢年過節，大隊商店會供應一些平常看不見的白糖或砂糖。憑計劃供應一些劣質酒，像芭蕉酒、紅苕酒。印象中是極難得供應高粱酒包穀酒的。商店的煙也是劣質煙，像什麼經濟煙，8分錢一包，春耕煙1角3分，南雁牌就算好的。更高檔的紙煙是供應城市的，憑煙票可以買到朝陽橋、烏江，甚至牡丹牌這樣的高檔香煙。農民們是不能享受的。
我在安谷區參加赤腳醫生培訓時，培訓老師托我買幾包好煙，我特地進城找家裏要了一張煙票，在玉堂街糖果店買了三包紅牡丹，走了二十里地回到安谷，那位培訓老師則按預先約定的時間，從50里外的太平寺趕過來。因為頭一晚下過雨，道路有點泥濘，但為了幾包鄉下買不到的高檔煙，培訓老師也是拼了。
2020-06-13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