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個關於「創傷性怠惰」的故事
1912年3月5日，辛亥革命的硝煙剛剛散去，清帝剛剛下了退位詔書。孫中山先生就以臨時大總統的名義頒佈了著名的《剪辮令》。這紙命令里直言：「滿虜竊國，易吾冠裳，強行編發之制，悉從腥膻之俗……今者清廷已覆，民國成功，凡我同胞，允宜滌舊染之污，作新國之民。」
簡單的說，就是留辮子本來就是清廷強加給百姓的規矩，現在清帝都退位了，國家也要走向文明開化了，留一條既醜陋又不方便打理還不與世界接軌的辮子有何用呢？大家趕緊剪了吧！
按理說，這紙命令無論於情於理於法都是非常正當的，孫中山先生可能也認為此令一下，不等他的「臨時大總統」任期結束，全國百姓都會立刻積極響應，剪辮之潮席捲全國。
所以政府的用詞也特別樂觀——「允宜」，不是強制的，而是允許並鼓勵大家，把辮子剪了，能不蓄辮儘量不蓄辮。
可是孫中山想錯了，從法令頒佈的1912年開始，直到1914年一戰都快爆發了，中國很多地方的百姓對剪辮子都持觀望的態度，以至於一戰中赴法勞動的華工群體中，仍有大批人沒有剪除辮子，鬧得民國政府為了「國際觀瞻」起見，不得不在華工上船之前在碼頭現設一案，給未剪辮子者挨個剪辮子，才讓他們遠渡重洋。
樂觀、溫和的「允宜」，終於還是變成了「必須」。
其實，你去觀察民初留下來的很多剪辮子照片，也會發現一個非常耐人尋味的細節——很多被剪辮子者，似乎都不那麼樂意，甚至需要被強按着才能剪。
像這位，一隻手被制住，辮子都剪了，還想抓住不放呢……
也就是說，一度，留辮子是民眾自發的，而剪辮子反而成了官方強制的。
甚至民間為了防止官府給他們強行剪辮子，也發明了一些「防剪小竅門」——一些人為了避免被剪掉辮子，堅持讓妻子出門買東西、辦事；還有一些人乾脆把辮子盤在頭頂，然後戴一頂帽子遮住，導致民初很多制帽場生意都特別好，專門產那種內部容量特別大的帽子。
而如果你看過魯迅的《阿Q正傳》，你會對未莊裏的人為了保他們的辮子而不敢去縣城辦事情景印象深刻。
但魯迅先生可能是因為生活在風氣比較開化的江南，對當時中國民間自發的抗剪辮風潮的烈度還是描述不足。
當時在北方一些地區，比如山東，民國政府派出的「義務剪辮隊」在深入鄉里後甚至會遭到鄉民的圍堵，甚至一度鬧出過激動的鄉民為保辮子打死城裏派來的工作人員的事情。
這就奇怪了，明明辮子是當年清廷用「留頭不留髮，留髮不留頭」強行讓漢地百姓給蓄上的，怎麼如今大清都亡了，政府要求大家剪辮子，反而漢地民間有這麼多百姓自發的死活不剪呢？
過去的很多論者，會將這種自發蓄辮的行為解釋為一種文化保守主義，也就是認為當時的人們覺得這是「祖宗傳下來的東西」，代表了某種文化，所以剪不得。
這種解釋其實似是而非，因為文化保守主義的前提條件，必須是先有文化，像王國維那樣飽讀一輩子詩書而自居「大清移民」，亦或者像辜鴻銘那樣，洋墨水喝多了，產生排異反應，反過頭來梗着脖子硬說中國人蓄辮、纏足、納妾都大大的好……
說實話，與同時代真正的國學大家相比，半路出家的辜鴻銘雖然留着辮子，但他對中國文化的了解，其實相當之粗疏。
他們這些人堅持蓄辮子，確實是「文化保守主義」，是文化多的有點糊塗了才幹的事兒。
但清末民初堅持蓄辮的主力軍，其實不是這些人，像為防剪辮子不敢進縣城的阿Q，以及「義務剪辮隊」下鄉來寧可把人打死也要保自己辮子的愚昧鄉民……
這幫底層百姓，斗大的字不識一筐，他們對辮子的「文化認同」就算存在，究竟能有多少呢？
所以，民初中國社會底層普遍存在的那股「抗剪辮」風潮，其實來自於另外一種動機——那是一種小民在底層社會傾軋中不得不養成的「精緻」與無奈。以及一個民族在被過度馴服後養成「創傷性怠惰」。
有一個不是很多人知道的冷知識——近代中國最早的剪辮風潮，其實不是孫中山或革命黨人起義成功後才開始的，而是晚清政府自己力倡的。只不過清政府沒有「違拗」的過「保辮」的民意而已。
庚子國變之後，清朝開始正經編練新式陸軍，當時就發現了一個問題——西式軍裝頭戴大蓋帽、身穿制式軍服、身後還要背一個碩大的行軍囊，讓士兵留條辮子，真的是放在哪裏都不舒服、不合適，更不方便打理。於是一些滿人勛貴就開始零星上書建言，要求在新軍中剪辮子。
比如1904年起，以旗軍改制而來、以滿人為絕對主力的禁衛軍，就開始嘗試剪辮子，到了1910年時，已經成為了中國第一支「無辮軍」。
到了1905年，清廷為了「預備立憲」，五大臣分赴歐美日本等東西洋各國考察憲政。憲政考察的咋樣另說，但載澤、端方等滿人親貴此行受到的最大觸動就是「要剪辮子」。
在一幫衣着現代的西洋人裏面，自己留着條大辮子行走其中，時刻感覺到後面有人掩面而笑的感覺實在是太難受了。所以五大臣留洋團隊走到一半，四十餘名隨員中就「剪辮者已居其半」，其中「有翰林，有道府，有教員，有武員，一切皆有職銜者」。
但非常有意思的是，無論是這些擅自剪辮者，還是回國後向慈禧老佛爺力陳蓄辮之害的人，絕大多數都有一個共同的身份——旗人（包括滿軍旗、蒙軍旗和漢軍旗）。
也就是說他們是清廷統治集團的自家人。而漢人大臣，像戴鴻慈、徐世昌這幫人人，要麼不說話，要麼還要在載澤、端方等人高喊剪辮子的時候潑潑冷水。
其實徐世昌等漢臣們的持這種態度的原因也很好理解，因為他們畢竟是的「外人」，旗人提剪辮子口號，那僅僅是一個技術問題，而漢臣如果也跟着喊，立刻就成了立場問題、忠心問題。所以在慈禧太后沒有亮明對此問題的態度前，他們根本不敢參與這個話題的探討，甚至必須成為「保辮派」。
而慈禧太后作為深諳統御之道的權術老手，就是不亮這個態度，每有所奏，「皇太后但笑而不言」。
於是剪辮子這個話題，就在這種其實沒有多少真正反對者的情況下，愣是拖了下來。
1908年，慈禧和光緒都駕崩了，攝政王載灃重用滿族親貴，搞了一個「皇族內閣」上台，雖然被世人所詬病。但有一件事情隨着漢人大臣的退場卻出人意料的達成了一致——剪辮子！
在朝廷「上意已明」的情況下，各省咨議局相繼達成共識，紛紛上書情願、要求全國儘快剪辮子。
於是1910年，大清資政院召開第一屆常會時，就通過了《剪辮易服與世大同》與《剪除辮髮改良禮服》兩個議案。明確要求大清臣民剪除辮子。
議案一下，很多留過洋的年輕滿族親貴，立刻忙不迭的就把辮子給剪了。
但那個之後困擾民國政府問題，此時就出現了——大多數人，嘴上答應着，但就是不動手。
理由其實也很簡單，人們搞不清楚這個命令到底是要動真格的呢？還僅僅是一次「欲擒故縱」的忠誠度測試。對於小民來講，萬一你聽了這個命令，動手把辮子剪了，明天朝廷再下個什麼什麼令，說「跟你客氣一下你居然還真剪啊？都抓起來！」那怎麼辦呢？
所以非常讓人哭笑不得的是，這些議案下發到地方，居然還出現一些人上書，指天畫地的保證自己忠於大清，辮子絕對不會剪的奇景。
轉過年來，1911年辛亥革命就爆發了，第二年清帝都退位了，這個忠誠度測試的問題看似解決了，孫中山就任臨時大總統之後再次下令剪辮子也是這個意思——清朝都沒了，你們還留辮子給誰看？趕緊剪了吧！
可是孫中山先生沒有站在很多地方的升斗小民的角度去考慮這個問題。清政府雖然沒了，但一些堅持按着之前老規矩來的地方勢力還在。比如當時的山東地區，「保辮運動」之所以鬧得最凶，真不是當地民眾保守，而是當地人知道一個事實——北洋軍的「辮帥」張勳所部，當時就駐紮在兗州。
張勳這個人，說來也很有意思。
清廷當年嘗試部分放開，允許軍隊剪辮子的時候，他就公然「抗旨」，表示自己的部隊永遠不會剪辮子：行軍打仗留辮子不方便？不方便我們可以克服、忍耐麼。反正辮子是一定不會剪的！這是我對朝廷、對大帥的一片忠心！
頗為微妙的是，對於張勳這個「抗旨不尊」的態度，無論朝廷還是其頂頭上司袁世凱，雖然面上不置可否，但心裏其實鼓勵的——因為剪辮子這主張畢竟最早是革命黨提的，即便是後來朝廷允許了，總還是懷疑響應過於積極的人是不是有里通革命黨的嫌疑。現在有張勳這麼一個人，願意自己為自己的辮子負責，那當然其上司們都安心……甚至開心。
於是張勳的「辮子軍」就這麼從清末保留了下來，又留到了民初。在其勢力範圍下的老百姓那當然是不敢亂剪辮子的，因為那年頭正好是兵荒馬亂的時節，北洋軍官兵常有找茬欺壓駐地鄉里的事情。萬一你把辮子剪了，那麼那些辮子軍的軍爺一定會藉此拿上了搪——你怎麼把辮子剪了呢？罰你款！抄你家！
你說，碰上這種人，堂堂民國參議院都沒轍，你個平民百姓能到哪兒能說理去？
而非常黑色幽默的是，張勳這支辮子軍後來還真就「搞了個大新聞」。
1917年，利用袁世凱死後黎元洪與段祺瑞之間的爭權矛盾，辮軍張大帥來了個「一鞭直渡清河洛」——親率五千辮子兵北上京師，重立廢帝溥儀登基坐殿，復辟了「我大清」。
而根據溥儀在《我的前半生》中的回憶，在這場鬧劇雖然只持續了11天。但京城還真的里突然冒出來很多留長辮子的人，溥儀自己都嘲笑說：「一個個像從棺材裏蹦出來似的」。
而等到張勳復辟一倒台，京城滿大街又到處都是散落的假辮子。
可以想見，至少在這十一天裏，那些堅持把辮子留下來的人，會有一種阿Q版的精神勝利感：怎麼樣，幸虧我把辮子留下來了吧，這又用得着了！
是的，這就是人心，是長期被「留髮不留頭，留頭不留髮」的威權所恫嚇、所馴服、所嚇破了膽的人，在看不清未來的亂局中，所必然作出的膽怯選擇。
你說它是可悲的奴性也好、是無奈的精明也罷，但這裏面，真的沒有半分「文化保守主義」的大義在其中。
這是一種「創傷性怠惰」，「祖宗」通過辮子給這些人留下來的，其實只有膽怯而已。
剪辮子之爭的最終解決，說頗有戲劇性，且非常簡單。
自1913年以後，認識到剪辮在民間推廣困難性的民國政府，就一直嘗試給溥儀去函，勸說這位遜位的皇帝自己把辮子剪了。
但可能是因為溥儀當時還小，自己沒有判斷力，這些信都被近臣內侍攔下來，泥牛入海了無音訊了。非但如此，被漢人太監把持的清廷內務府，為表對大清的耿耿忠心，還搞了一個「准入制度」，任何人想進紫禁城見皇上，都必須檢查有無辮子，無辮子者不讓進。
可是隨着溥儀的長大，他終於看到了這些信件。溥儀就問了他最喜歡的老師、英國人莊士敦一個載澤當年訪問美國時曾經問過的問題：「你們到底怎麼看我們留辮子？」
莊士敦略做思考後，給了一個和當年老羅斯福總統回答載澤時幾乎如出一轍的答案：「你們的髮辮在我們看來是落後的象徵，西方人一直嘲笑中國人的辮子是「豬尾巴」……您最好將它剪掉。」
溥儀聽到這話之後，立刻就吩咐拿來剪刀，讓太監把自己的辮子剪了。
孰料，那位親信太監聽到皇上這麼吩咐立馬就跪下了，一邊哭，一邊口稱「萬死」「不敢」。
這其實也是自然的，即便是親信太監與皇上之間的，也存在一個無法破除的「猜疑鏈」，太監怎麼會知道皇上這個命令是不是在考驗他對自己的忠心呢？
於是溥儀只能嘆了一口氣，把辮子繞到身前，自己拿起剪子咔嚓一刀把辮子剪了。
翌日，上海《申報》在頭版最顯眼的位置刊登了簡單六個字：「溥儀昨剃辮子！」
然後，全國一片嘁哩喀嚓、那最後一批留辮子的人，終於都把辮子給剪了。
理由也無他，只是因為附加在這個勞什子上最後的那一絲「忠誠宣誓」意味，終於也消失了。
只是，這一年已經是1922年了，距今剛好一百年整。
離清政府默許新軍、警察剪辮子，已經過去了整整18年。離民國政府下令「限期剪除辮子」也居然過去了10年。
無論當年的倡議者，還是反對者，可能都不會想到，這看似最最簡單的咔嚓一刀，居然在爭論平息、政府命令的情況下，還需要延續這麼久，花這麼多的強制力，才能最終剪下去。
這，就是剪辮子的故事，
一個創傷性怠惰的故事，
一個族群被過度馴服後，重啟革新之難、革新之慢的故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