廣受外界關注的香港電影《憂鬱之島》入圍金馬獎最佳紀錄片，但內容涉及政治敏感題材，依據《香港國安法》條例無法公映。在官方和自我審查下，香港電影出路在哪裏？"東方荷里活"還能回到輝煌時代嗎？
2022年11月10日在台北舉行的第59屆金馬獎頒獎典禮中展示的入圍本屆金馬最佳紀錄片《憂鬱之島》（Blue Island）片段
《憂鬱之島》（Blue Island）確實憂鬱，至少對這部片子的發行商來說是這麼回事。香港導演陳梓桓執導的電影《憂鬱之島》獲得金馬獎最佳紀錄片的提名，但香港本地人在電影院看不到——這一切拜《香港國安法》所賜。
與此同時，原定在香港三個電影節放映的台灣電影《逃跑的人》、《唬爛三小》和《隔離丁尼》同樣遭到了審查。港府下達了刪減部分片段的要求，但遭片方拒絕，隨後，主辦方與導演商議決定不放映了。
有「東方之珠」稱號的香港，在電影產業上，更在亞洲有先驅地位，二十世紀80年代的鼎盛時期，年產量更達300部電影，被譽為「東方荷里活」。「紐約香港關注組」（NY4HK）創辦人楊錦霞就回憶，香港文藝最輝煌的年代，不僅有以溫情、批判時事的音樂，還有以諷刺為主要形式的喜劇。以黃子華為代表的喜劇演員為觀眾提供了極佳的觀影體驗。
但楊錦霞告訴本台記者：「現在這樣的題材都不能寫了。只有在開放的社會，藝術家才會有出路。（審查）所設置的『gate』（門）他們無法突破，他們的想像和創作空間一定會受到限制。」
1997年後出生的兩位年輕演員，在《憂鬱之島》中重演偷渡到香港的陳克治夫婦。（劇照提供／光年映畫）
一代人的記憶
上世紀八九十年代，香港電影進入黃金巔峰，影響範圍覆蓋亞洲，成為一代人的集體記憶。即使1993年起，進入了十年寒冬期，也不乏《無間道》之類的佳作。
前《北京之春》雜誌主編胡平分析說，收益也是影響港片發展的重要原因之一。中國在江、胡時期的文藝創作環境還相對寬鬆，中共國家主席習近平上台後，尤其是《香港國安法》的實施，導致香港文藝全面倒退。
胡平說，政治因素的考量，當然也是成龍等香港明星向北京表忠心的原因：「當然也為了大陸的市場和觀眾。尤其當局在收緊，為了不失去大陸市場，他們也會將就大陸的政治尺度，搞自我審查、自我閹割。」
胡平回憶，當時香港的自由、開放、多元流行文化對長期接收主旋律政治文化的大陸人衝擊巨大。雖然當時也有「反對資產階級自由化」、「」反對港台「的聲音，也無法阻擋商業模式運作下的香港文化的傳播。
前壹傳媒專欄作家和資訊網行政總裁利世民（Simon Lee）贊同這個看法。他說，香港電影業的自我審查也會導致創作進入瓶頸。此外，香港文化產業沒有趕上互聯網時代的「東風」，也是香港影業式微的原因之一。
前壹傳媒專欄作家和資訊網行政總裁利世民（Simon Lee）表示，香港電影業的自我審查也會導致創作進入瓶頸。此外，香港文化產業沒有趕上互聯網時代的"東風"，也是香港影業式微的原因之一。（記者凱迪拍攝）
審查與自我審查
利世民說：「香港電影某一程度上的問題是沒有接上這個環境變化，當然，現在多了一個憂慮就是言論審查問題。好像香港創作人現在有自己的審查，官方也有他的審查，到最後就是如果要做任何大型製作，風險就大了。」
利世民認為，雖然香港不乏有勇氣觸及敏感題材的電影人、進行小成本的紀錄片製作，但大型融資和製作的匱乏，會長此以往導致香港電影並無大突破，從而反噬香港主流文化的影響力。
楊錦霞則說，在審查制度重挫香港文藝的情況下，影視行業原有的社會影響力必將受到鉗制。比如此前較多影片講述社會弱勢群體的故事，通過放映引導社會更多關注這類人的困境。
「歌曲也是一樣，現在創作的歌曲也有很深的寓意，但他們避開了直截了當（觸及紅線）的方法。」楊錦霞提到了羅大佑的著名歌曲《皇后大道東》。
「皇后大道東上為何無皇宮、皇后大道中人民如潮湧......若做大國公民只須身有錢、知己一聲拜拜遠去這都市、要靠偉大同志搞搞新意思、冷暖氣候同樣影響這都市。」
這首歌因使用了多個寓意、描繪了97年港人回歸的心聲，面世不久後被中國列為禁歌。雖然一度解封，但2019年因香港「反送中」運動，又再度被禁。
習近平加強文藝管控早有徵兆
2020年《香港國安法》實施以來，香港自由的空間進一步被壓縮。去年10月，香港立法會以「維護國家安全」為由，通過了《電影檢查修訂條例草案》。該修訂條例將嚴防影片中出現「鼓動、美化或支持危害國家安全的內容」。港府表示，如果影片內容被認定不利於國家安全，將被撤銷上映許可。而違法的行為人，將面臨最高三年監禁或一百萬港元的罰款。
習近平對文化的鐵腕管控早有預兆。《華盛頓郵報》上個月的報道就找到了一篇習近平在1989年「天安門事件」後寫的文章。
1989年，36歲的習近平在福建省寧德市履職。他在名為《論文藝與政治的關係》的文章里寫道：「我們要反對有的人打着創作自由的幌子，把文藝作為一種推行資產階級自由化的政治工具，詆毀黨的路線、方針、政策，否定黨的領導。」
習近平認定政治必須干預文藝，但外界認為，早期他的統治手段較「懷柔」。這篇文章中，當時的習近平也說，藝術家應當有一定的創作自由。隨着習近平統治思路的日益完善，各類管控和審查一再收縮。
受困於審查，香港影視行業另尋出路，將眼光投向了國際。多家媒體10月報道，香港導演陳可辛成立了泛亞洲製片公司Changin』 Pictures，目前已獲得成龍、甄子丹、章子怡等影視明星加盟。公司從香港、新加坡和中國內地以外的渠道融資，以確保其獨立性。外界分析認為，該公司就是為了繞過嚴格的審查制度。
另一方面，不少香港電影人積極參與「紅色影片」的拍攝和製作，但仍摸不透內地電影審查的「紅線」。不僅在香港本土發展受限，北上之路也十分坎坷。陳可辛指導的電影《中國女排》經大量刪改才能上映，而電影《李娜》再無下文。
楊錦霞說：「他們要怎麼生活，我不曉得，我不是個藝術者，但總歸是有路可走，只是這個路比較難走。」
香港導演王家衛的電影《2046》裏、老闆問寫小說的男主角周慕云：你寫的《2047》結局太慘，能不能改一改?還不到香港回歸50年的2047年，「東方荷里活」與「東方之珠」綁在一起的命運，現實中可有周慕雲能改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