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在美國做助理教授，46歲辭職改當農場主＊阿波羅新聞網

我叫姜銘濤，59歲，現居美國威斯康星州馬拉松郡。上世紀八十年代末，我從山東農村走出國門，到加拿大讀醫學博士。九十年代，我又到美國讀了博士後，並被一所大學聘為助理教授，過上了兒女雙全、有房有車的體面中產生活。

對於一個從農村走出來的人來說，我好像是成功了，在象牙塔里爬了二十多年，終於變成家鄉父老口中那個爭氣的孩子。但實驗室長年枯燥的科研工作，越來越讓我身心疲憊，甚至出現了季節性抑鬱。

2009年，46歲的我選擇結束科研工作，讓下半生換一種活法。我辦過球迷俱樂部，做過報社主編，還當過保險銷售員，機緣巧合之下，我在美國買了片土地，最終成為一名農場主。

我的農場主要種當地特產花旗參，手裏拿的是成熟的五年參。

這些年經常有人問我同一個問題：你一個學了20多年醫的博士，不好好搞科研卻跑去種地，到底咋想的？怎麼說呢，用一句調侃的話就是「現在流的汗都是當初腦子進的水」。

當年我16歲上大學，選擇學醫本來就不是我的初衷，更多是為了出路而非基於興趣。事實也證明，比起整天在實驗室里擺弄一堆藥品、試劑和瓶瓶罐罐，我更喜歡開着拖拉機在農場裏勞動。

我祖籍山東，1963年在威海乳山銀灘鄉的一個農民家庭里出生。我的父親因為口才好，能寫得一手好字，被選去支援建設大三線，從農民變成了國家幹部身份。我的母親是一個只上過幾天識字班的農村婦女，種地的同時還要拉扯養活我們兄弟姊妹四個。糧食緊張的時候，她就想辦法用地瓜葉、榆錢、槐花填飽我們姐弟幾個的肚子。

這是我8歲時，父親帶我去縣城拍的照片。

我這人不算勤快，小時候尤其貪玩，但由於父親常年不在家，我只能像個小大人一樣跟着母親去生產隊干農活。冬天到大田裏翻地、整平；春天到山坡上挖坑、種樹；夏秋農忙季節幫着收莊稼、打場，上學路上我都背着個筐，沿路撿糞作肥料。

記得小學四年級參加麥收，我因為幹活積極被生產隊記了4工分，那會兒一個成年男勞力也才8工分。因為農活幹得好經常別夸，我在種地這件事上找到了一種特別的價值感。

在我上中學的時候，農村還在搞人民公社，學大寨，整天熱熱鬧鬧，亂亂鬨鬨的。學校對學習也不是特別重視，三天兩頭組織我們去參加勞動。有次勞動回來，班主任看着我滿頭大汗，就誇我「姜銘濤，你真是生產隊長的好料子啊！」

後來我在美國農場裏開着拖拉機幹活的時候，一想到這兒就樂。我這不就是如老師當年所願，當上生產隊長了麼？

過去沒機會開這玩意兒，如今開起來非常開心。

1977年，國家開始恢復高考，有一天我正在生產隊的地里勞動，忽然聽到村裏的大喇叭在播送中央人民廣播電台的新聞聯播節目，恍惚記得說是「符合招生條件的工、農、兵等都可以自願報名，擇優錄取」什麼的。同年冬天，乳山縣要組建一個衝刺高考的重點班，我因為成績好被選上了。

班裏都是全縣各個中學選拔上來的尖子生，第一次上英語課，有個縣城的女同學上來就用英語來了個自我介紹，說「My name is XXX, I love北京天安門!」什麼的，說實話我根本不懂，但聽着朗朗上口，羨慕得不得了。那時候我連26個英文字母都認不全，這也是沒辦法的事，鄉下孩子就是想學也沒那條件。

1995年回鄉拍的照片，身後就是我的家鄉乳山曹家莊，離乳山一中有20里地。

由於基礎相對較差，我開始拼命追趕。慢慢地，各科成績越來越好，特別是語文和物理，就像打通了「任督」二脈，幾次預考都是全班第一或第二。輪到高考的時候，我卻出了個岔子。上考場前一天晚上，班主任老師看我沒蚊帳就讓我去他家睡，一換環境我更睡不着了，快天亮才眯着一會兒。上午第一門考數學，我腦袋昏沉沉的，試卷都沒答完，最後只考了65分。

當年總分320分以上可以讀全國重點本科，280分以上能選擇省級本科。我總分306分，沒落榜，卻失去很多學校的選擇機會。填志願的時候，班主任跟我說，「銘濤你去學醫吧」。我很無知地問，「大學裏面還有醫學院？」老師說：「嗯，有，你記性好適合學醫，這個成績就報咱省醫學院吧。」

我一時不知道怎麼回答了。高考前，我一直想着自己物理好，也喜歡工科，本打算學個工程專業，以後當個無線電工程師什麼的，學醫絕對是我從來沒想到過的一個選項。我父親覺得醫生這個行業旱澇保收，穩當，也同意報這個。

在那個時候，能上大學的喜悅很快就沖淡了我無法選擇工科的失落。再說，對一個16歲的農村孩子來說，比起出路，興趣又算得了什麼呢？就這樣，在陰差陽錯之下，我報了山東醫學院（現在的山東大學醫學院），從此走上學醫之路。

我大學期間在校隊是5000米長跑運動員，第二排中間是我。

1979年，我來到了省會濟南讀大學。醫學院本科階段原本是五年制，我入學那年剛好趕上學校響應國家號召，要成立一個六年制的英語醫學班。這次又把我選進去了，我很驚訝地問老師：我就考了35分，咋還選中我了呢？老師笑了一下，看着我說：不錯啦，很多人才考了十幾分。

看來不是我優秀，是其他人更差啊。後來進了英語醫學班，我開始專攻英語及基礎科目。在這個得天獨厚的條件下，英語基礎打得很紮實。我兩次參加學校競賽都名列前茅，還作為主持人組織了幾期競賽，語感越來越好。

1985年，本科畢業前我（右三）和同學的合影。

相比英語，主攻的醫學專業倒讓我覺得少了很多樂趣。學醫是個慢功夫活兒，本科階段的醫學知識重在打基礎，有點偏文科性質，主要是記憶和理解。正如我高中班主任所說，我記憶力比較好，因此少了一些其他同學挑燈夜戰的辛苦，也沒有掛過科，但並不是真的喜歡這門學科。當時班裏有位同學暈血，學校不得已同意他換了專業，這件事都讓我羨慕了好久。

在英語醫學班學了六年後，轉眼要畢業了，我想着學好臨床能進醫院當醫生，就報考了本校的臨床研究生，開始專攻小兒科心臟病醫學研究。

那時國內開始流行出國潮，我導師是從美國史丹福大學留學回來的，在他的鼓勵下，我於1987年參加了托福考試，打算為出國留學做準備。成績出來我自己都嚇壞了，滿分670分，我考了650分，這個成績在全國名列前茅，我自己都有點不敢相信。

出國前，我在濟南拍的出國護照照片。

1988年，我獨自來到加拿大安大略大學，開始攻讀心臟生理學博士。初到異國他鄉的新鮮感並沒有持續太久，幾個月後的第一個冬天我就覺得情緒低落，時不時有些壓抑。一方面是異國他鄉文化的衝擊，另一方面是被當地的氣候條件困擾。

出國之前，我一直生活在山東，習慣了四季分明的季節，而安大略省在北緯43度，地理位置相當於東北，冬天非常漫長，甚至到了四月底還看不到春暖花開的跡象。

1990年左右的照片，我在加拿大的戶外穿着羽絨服。

幸好太太在一年後也來了加拿大，她是我的大學同班同學，研究生畢業前我們舉行了簡單的婚禮。她博士學校原本在美國，後來為了和我團聚轉學到加拿大。1995年，我們一起完成了博士學業。畢業後我先在多倫多大學工作了一段時間，太太則考下實習醫生資格。

也可能是「不到長城非好漢」的心理作怪，我內心有一種不到美國留學就沒到頂的感覺。不久後，我爭取到了去美國威斯康星州大學做博士後的機會，覺得那邊發展前景和待遇可能會更好一些。太太如果去美國做醫生，機會也會更多一些。權衡之後，我們全家人告別加拿大，於1996年來到了美國中西部的威斯康星州。

1994年、1995年，我的女兒和兒子相繼出生，這是1998年全家人的合影。

在威斯康星州大學做博士後期間，我成功拿到了美國心臟病基金會的基金，轉到威斯康星州立大學麥迪遜分校當上助理教授，從事心臟保護研究。美國心血管研究領域的旗艦雜誌叫《循環研究》，那十年時間，我先後在這本雜誌上發表過三篇文章。據說2005年的時候，浙江大學的老師如果能在這個雜誌上發文章，一篇就能拿20萬人民幣的獎勵。

後來我有一項研究成果被美國生理學會雜誌採用，並發社論稱其為「里程碑發現」，認為我從理論上指出了線粒體離子通道對心肌保護理論的謬誤。這項成果讓我打破了對學術權威的迷信，卻也因此感到一種失落。

每一項科研成果，背後都是多少個日夜的煎熬。可能只有熱情，才能忽略掉高強度、長時間的工作投入和不對等收益之間的落差，才能克服科研中的那些沮喪時刻。對我而言，從選擇專業的時候就忽略掉了「興趣」這個關鍵因素，可以說一直是在忍耐中前行。

美國助理教授的合同一般是一年一簽，入職第二年開始，我的基礎工資就按百分比減少，收入主要靠科研經費。這意味着我每年都必須做出點成績來，壓力就像山一樣壓在心裏。除此以外，我還要經常參加校務會議、教務會議，每年給研究生講幾次課，哪一件事我都不敢懈怠。即使下班回家，我大部分時間也是坐在電腦前忙碌，總感覺每天都在高負荷地運轉。

1999年在美國拍的照片，那時候我大部分時間都泡在實驗室。

每年到了一二月份，我都會出現季節性抑鬱，堅持了幾年，情緒越來越差，身體也開始出現問題。後來檢查發現是內分泌失調導致患上繼發性低血糖，吃飯越吃越餓，情緒躁動不安，醫生都建議我調養一段時間。

那陣子，我就在想要不要換個活法，真的不想生命再這麼浪費了。太太看我這麼痛苦，對我說，「既然做得那麼不開心，那就不要做了嘛。」於是，我在2007年正式辭去大學教職，開始走出實驗室嘗試不同的工作，還經常組織華人社區的一些公益活動。

那年7月我看到中國球員易建聯被雄鹿隊選中，就在華人社區成立了「易建聯球迷俱樂部」，因此認識了「姚明球迷俱樂部」的主席謝忠先生，後來他支持我做了華人報紙《密城時報》的主編。與此同時，我還做過一段時間保險投資，學會了與不同行業的人打交道，終於蛻掉了那層書生皮。

2009年，太太受聘到馬拉松郡沃索市(Wausau)一家醫院任主治醫生，我們全家就一起搬過來了。沃索市(Wausau)是馬拉松郡的縣駐地，Wausau是印第安語，意思是「Far Away Place」（即遙遠的地方）。最初是因為威斯康星河流經這裏，吸引了早期移民來到這兒生活定居。這段一百多年的歷史讓我很受觸動。美國這麼肥沃的土地，匯集了世界各地的移民來開拓，為什麼我們中國人不能做呢？

我在馬拉松郡歷史博物館翻拍的，這是該郡成立時留下的照片。

我經常和華人朋友開玩笑，你說咱們中國從800年前的明朝開始，鄭和就已經七次下西洋，如果當時再大膽一些，說不定現在美國都說的是漢語，誰是「外鄉人」還不一定呢！我想起老輩山東人「闖關東」謀生活的歷史，當時的想法是：既然我已經「下西洋」了，何不也在這邊開疆拓土？

那段時間最應該感謝的人是我太太，她做主治醫生後，在經濟上給了我選擇的機會，讓我辭職後無需憂慮眼前的麵包和牛奶，可以放開手腳去尋找心中的詩和遠方。剛到馬拉松郡的時候，我經常到周邊田間、山頭去轉轉，聞着土地、森林和花草的芳香，越來越迷戀那種親近大自然的感覺。

恰好那陣子在網上了解到蔬菜大棚，我就萌生了做日光大棚的想法，想學習中國東北的種菜經驗，種點黃瓜、西紅柿什麼的。國內國外有些朋友知道我們搬到了馬拉松郡，經常托我幫他們去買當地特產花旗參。我想它應該是個全球產業，反正都是種地，那不如直接種花旗參好了。

馬拉松郡的花旗參產業很發達，這裏每年都會召開參農現場交流會。

俗話說隔行如隔山，這個道理我深有體會。在馬拉松郡，花旗參大多都是家族性產業，種參的經驗也是代代相傳，一般不傳給外人。何況我一個「外鄉人」，想在白人農民為主的人參種植行業爭一口飯吃，很難。

剛開始，我只做和花旗參有關的營銷工作。即便如此，有這麼一張華人面孔突然出現在當地的參農群體裏，我經常能感受到一些好奇，甚至是異樣的眼光。

有次我到參農合作社去拿貨，走的時候把支票放在了經理辦公桌上，可能他沒有看到支票。本來這是個打電話問一下就能解決的小問題，他卻直接發了一封措辭強烈的短訊，說要通過律師訴訟我，讓我感覺到了明顯的敵意。

儘管初期經歷過一些不愉快的事情，我後來還是幸運地遇到了貴人，其中一位名叫大衛，他畢業於美國西點軍校，是一位曾三次遠赴中東前線的退役上校。大衛是猛客家族參場（Monk Garden）的第三代傳人，他的家族來自英格蘭，在馬拉松郡種參已有超過百年的歷史。正是大衛的出現，才給我深入花旗參行業打開了一扇門。

我和大衛上校的合影，我們至今還是親密的合作夥伴。

我們認識之後越聊越投機，很快就開始談合作。我利用國內同學、朋友大量的人脈資源，幫他們家參場打開了中國的銷售市場，並且與國內一家著名的中醫藥館達成合作意向，取得了商標授權。

那幾年正趕上國內經濟高速發展，花旗參市場也很火熱。2009年在本地遇到一位國內商家的採購員，他說現在市場這麼好，我們一起種植花旗參吧，將來我買你的產品。就這樣，我「以無知者無畏」的心態開始了創業之路。

從購買農場到學習開拖拉機、種植花旗參、管理農場，我的熱情一發不可收拾，憧憬着從一介書生脫胎換骨為美國版的生產隊長。對於我的選擇，當時在朋友圈子裏引起了一片譁然，有人為我點讚，也有人表示不解。但這些都不重要，因為我找到了自己的興趣所在。

我和猛客老爺子波西及兒子保羅交流種植經驗。

師父領進門，修行在個人，在實驗室坐了幾十年，突然到田間地頭忙活，對我來說也是個不小的挑戰。從整地、打樁、播種、拉遮陽棚到修理農具、拖拉機都得從頭學起，除了流汗，有時候還會流血。

每開闢一個新的基地，我都難免受點傷，半路出家的水平還趕不上美國農民的童子功。說實話我真不服，想當年十幾歲的年紀就能頂半個男勞力，現在有什麼不行的？

要說種參最辛苦的力氣活，應該算是每年播種後搭遮陽棚的工作，每英畝地要打上168根15厘米粗的木樁，再用300多米長、總重達1噸的鋼絲繩搭成架子，用來固定透光透雨的遮陽篷。一根木頭50多斤重，都是我自己一趟一趟去扛。忙一天下來身體會很累，不過心情是非常舒暢的。

我在扛木樁準備搭遮陽棚，一根木頭有50多斤重。

搞農業很多時候要靠天吃飯，種參也一樣。記得有一年秋天，我在朋友推薦下租了一片處女地，美國農業部的網站上顯示這裏的土壤性質是沙壤土，特別適合種花旗參，我就趕緊種上了。沒想到第二年春天發芽時，很多參苗根部都出現了黃色鏽斑，說明這裏的土壤條件很差。

按理說應該止損放棄，無奈第一年投入太大，我於心不忍就留下了參苗。第三年雪上加霜，遇到倒春寒天氣，又凍死30%的參苗；第四年已經無法改變局面，只能想辦法彌補損失，收穫一部分有機參葉做茶，代價是收穫的時候產量只有平常的1/3，可謂損失慘重。

上圖是出現異常三年參的地塊，和下圖豐收的五年參比起來少了太多。

那幾年我經歷了慘痛的教訓，天天泡在地里風吹日曬，人也曬黑了不少，但我的心情和身體是越來越好。每天在農場裏呼吸着土地的芬香，接觸着本分的農民，在田野、山間和各地的花旗參商業圈出入，讓我覺得生活中充滿了色彩，抑鬱情緒一去不返。

來自陌生人的幫助，也讓我的心態變好了很多。和周圍一些老參農交流的時候，他們告訴我，原本大家怎麼都不相信一個醫學博士跑來種地當農民，肯定有什麼企圖吧？接觸久了，他們發現我挺實在的，其實也是個像他們一樣的大老粗，所以慢慢地都願意幫我。這種感覺，就像我們國內說的「有人情味兒」。

有一次我批發了8萬美元的花旗參發到加州去，本來答應是一個月之後回款，後來對方沒有及時回款，到交貨款的時間我手頭只有4萬美元。倉庫的老闆就幫我墊了剩下的4萬，避免了我發生違約，那會兒我才認識倉庫老闆三個多月，說明我們此前的合作經歷讓他對我很放心。

每當收穫的時候，周邊很多農民都會過來兼職幫忙。

這些朋友和我之前在學術圈接觸到的高知群體有所不同，不會張口就是學術，一聊就是理想。他們更加務實，更容易滿足，所以快樂來很簡單，相處起來完全不會有心理負擔。

在我交往的本地朋友里，有一個叫Bob的「奇人」，他文化程度不高，主要從事養殖及狩獵、采參。剛認識的時候，他主動提出來要給我辦公室裝飾一個稀有的孔雀模型，令我很感動。後來我才知道是因為他養的孔雀被凍死了，不得已才做成模型找我這種人買單。後來我們成了密友，我經常拿這事調侃Bob，而他每年都給我帶來熊肉還有貂皮、熊皮這些好貨。

從Bob身上，我見識了美國農民的精明能幹，也學到了很多生活知識。有次Bob看見我那輛車剎車有偏差，二話不說直接爬到車底，用一枚釘子就解決了一側液壓漏油的問題，看得我這書生目瞪口呆。這些實用的生活技能，都是我過去在實驗室里不可能學到的。

我的老朋友Bob，很熱情地幫我修好剎車。

平時除了待在農場，我還經常參加當地的各種野外活動，比如每年9月1日開始的野山參採集季，很多周邊的農民都會進山采參，我也不例外。在美國，各州及聯邦法律規定對進山采參都有着明確的規定，會規定多少大小的不准採集；所有採到的參都不能私人買賣，必須由經紀人收貨並註冊認證。

看似不起眼的采參活動，實則有可能丟了性命，因為美國法律規定，除了國家森林與公園之外的地方都不准採集，私人領地同樣不許進入。曾經有兩兄弟進山采參後失蹤，我們猜測有很大可能是跑到他人領地偷參被打死了。

為了安全起見，每次進山我都會雇一位印第安人「老把頭」做嚮導帶我去，我稱呼他「肯老大」。肯老大除了做嚮導，還是一位藝術家，人活得非常灑脫，從不攢錢，導致經常入不敷出。離婚後他因為付不起孩子撫養費三次被投進監獄，每次這傢伙都寫信向我求助。今年7月，我又去監獄幫他付了967美元的費用，還幫他重新獲得了工作機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