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國之音11日邀請到知名華人作家、電影編劇嚴歌苓女士做客，分享她的創作經歷和對中國國內近況的看法。
美國之音主持人樊冬寧專訪知名華人作家嚴歌苓視頻截屏
嚴歌苓女士出生在上海的一個書香世家，12歲進入文工團成為一名舞者，後來主動請纓到中越戰爭的前線擔任戰地記者。1989年留學美國，嫁給美國國務院的外交官。目前她與先生和女兒定居在德國。
嚴歌苓曾經和張藝謀、陳凱歌、馮小剛、李安等國際知名導演合作創作出《金陵十三釵》、《梅蘭芳》、《芳華》、《少女小漁》等多部得獎作品。2020年3月，嚴歌苓發表了一篇批評中共當局隱瞞新冠疫情真相的文章，聲援李文亮醫生與武漢日記的作者方方。嚴歌苓今年2月因為對徐州八孩母親鎖鏈女的事件感到非常痛心，對中共的領導人表達出憤怒並提出批評。之後，她的作品遭到了中共審查機制的封殺，而「嚴歌苓」這個名字也在中國的互聯網上被列為了敏感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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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無法說出苦難是一個作家的恥辱」
美國之音記者問：首先想請你談談剛提到中共當局究竟是怎麼樣針對您的作品和您本人來進行封殺和威脅？張藝謀導演用您的長篇小說《陸犯焉識》改編創作的電影《一秒鐘》在國內和國外上映的時候，都刪除了您的名字。您也為此發表了公開信來捍衛自己的署名權。您在公開信中特別強調，身為一名作家有責任說真話。為什麼這件事情這麼重要？
嚴歌苓答：這次疫情從武漢開始，我一直在非常密切的關注。我覺得我們民族實在太苦難了。如果他們的苦難，都不能讓我們說出來的話，作為一個作家，我覺得這是很大的恥辱。
我知道我說完以後會發生什麼。但是我跟我先生說了，我說我這樣一按鍵鈕，它全出去了的話，生活會發生非常大的改變，可能一切都會完全不可逆的改變了。他說「發」。然後我就發了。這種後果、惡果我都想到了。但是我覺得如果我不寫的話，我將來很老的時候會非常後悔。我會為自己感到非常的難為情。
問:您知道可能的後果，但還是選擇說了真話。但現在「嚴歌苓」三個字，在中國的互聯網上變成了一個敏感詞。您的新書可能沒有辦法上架，電影活動也告停。改編自小說《陸犯焉識》的電影《一秒鐘》，現在上映的時候，也無法把你的名字放上去。現在很多筆會組織形容您是以一人之力來抵抗一國的「坦克人」。這些抗議的行動如果無法法得到回應，你有沒有考慮要把它升級為一個抵制或是示威的活動？
答：我覺得這還不是作家的一個抵抗形式。作家的抵抗，我認為就是寫更好的文學作品。在文學作品裏，用藝術形式來揭示更多的真相，還原或者記住更多的真相。我不是民運份子，也不是搞政治運動的人。所以我覺得我的形式只能是以作品，以我的小說，以我的電影來繼續進行抵抗。
我們在全世界雇了3個律師給不同的電影節寫信，給很多的電影發行公司寫信。就是說，這實際上在國外是一個犯法的行為，是剽竊行為。如果我電影在中國放的，那我非常理解就是導演的付出，投資人的投資，我也希望他們能夠得到回報。那我也就不說什麼了。不要說我了，更多的人的付出都可以被抹殺掉，我沒有什麼很要抗議的。
但是這在國外是犯法的，你總不能讓一個電影去犯法的被發行吧。這本小說是我生命中最重要的一本書。我說過如果一輩子只寫一本書的話，那麼就是《陸犯焉識》。我這本書都可以被剽竊，把我的精神產權和知識產權給抹殺掉的話，我覺得太不合理太不公道了。在國外，這麼尊重人權和知識產權的這種土地上是不應該發生的。
問:今年2月您有一篇引發很大反響的文章，是因為徐州八孩母親鎖鏈女事件寫下的《母親啊母親》。在事件的發生之際，您和周孝正教授在連線的時候，說出了「習近平是人販子」這樣的話。想請您還原一下，當時是究竟是什麼引燃了你的憤怒寫下了這篇《母親啊母親》，和說出那樣的話？
答：我覺得，鐵鏈女那件事足夠點燃所有人心裏的憤怒吧。怎麼還會在21世紀的某個房子裏面居然用鎖鏈鎖住一個母親？我覺得這簡直是歷史倒退了2000年，我覺得太太可怕了，太太魔幻了。所以當時就講到中國現在孤兒院讓要外國人去領的話，每個人要花四、五、六萬美金去領個孩子。我覺得這不是賣孩子嗎，所以我也很震驚。因為我的女兒就是被領養的。當時我們也只是給孤兒院捐獻了3,000塊美金。現在你漲到這樣子，我覺得不可思議，脫口就說出「人販子」這個詞。難道這樣的一個很不知羞恥的政策，一個國家的領導不知道嗎？怎麼可以任下面的人去去胡作非為到這個地步？中國的名聲還要嗎？中華民族就成了一幫貪得無厭的人，拿小孤兒去賣錢嗎？我覺得當時大概就是被這樣的一個情緒給吹上去了，話趕話吧。
我覺得我是很坦蕩的，沒有什麼比我現在的行為更加符合我的性格。如果我能憋得住我已經憋了，我是憋不住。那我就只能這樣做，這就是一個人的性格使然，所以我別無選擇。
我為荒誕的現實和中華民族的苦難流淚
問:你用魔幻這兩個字來形容鐵鏈女事件。很多人認為現在的中國其實不需要再寫小說了，只要把這些正在發生的亂象真實的記錄下來，已經超過了中國歷史上任何一部小說，沒有必要再加上想像力來吸引讀者了。加拿大籍華文作家陳冠中先生曾經說過，在盛世中國做一位小說家，其實你不能享受這種盛世的幸福感，因為中國的現實比虛構還要更荒誕。
答：是的，尤其是最近荒誕的事越來越多。我看到一個3歲的孩子，他的一生就是3年的疫情。所以，他不知道不被捅鼻子的日子是什麼樣。一直我心裏都好酸吶，難過的不得了。然後他就這麼死掉了，悽慘到這種地步。我沒有辦法接受，也沒有辦法直接寫出來。如果你不發現當中的這種荒誕，直接來寫我覺得都不是文學了，那就變成了一種直面的控訴了。作為一個小說家，我要等很多東西沉澱了以後長時間的來消化，讓這樣的資料在我內心慢慢發酵，然後再變成產生一種由水到酒的這種質變，我才能夠去創作。
問:最近還有一出荒誕劇，就是最近河南鄭州富士康員工的大逃亡。這麼多人在原野上背着行李行走這些震撼的影像，好像馮小剛導演當年的《1942》的真實上演。你怎麼看現在的中國這些連卡夫卡都難以想像的荒誕，會不會成為您下一部寫作的題材呢？
答：我覺得任何一個政策的制定，都沒有去測量過每一層執行的人會如何加入自己人性當中的惡。這個政策被執行到最下面的時候，已經是一個非人的政策了。所以我就覺得，怎麼會不把人性的這種弱點、這種缺陷計算進去？我這兩年不知道流了多少眼淚，因為看到這些，我也無法幫助他們。他們那麼無助，我經常在網上看完以後就為他們流淚。是的，非常，非常難過。
人為和被迫失憶是一種犯罪
問:您說自己很希望大家關注《陸犯焉識》，後來張藝謀把它改編成電影《歸來》。其中有一個非常觸動人心的主題，就是關於斷裂的記憶和遺忘這件事情。而您在批評中共隱瞞引擎蓋真相的文章《借唐婉三字：瞞瞞瞞》中，也特別提到了人為的失憶和被迫失憶，是中國這個民族苦難的原因。為什麼會去特別強調這種記憶上的斷裂？
答：我覺得一代一代記住前人的和自己這一代發生的不幸，是避免不幸再發生的一個非常有效的辦法。中華民族不知道為什麼，因為讓他繁衍生息的機會實在太少了，好像都是一條一條的縫隙，然後很快戰亂又開始了，饑荒又開始了。所以他好像來不及反省。而且根據弗洛伊德的那種人對創傷性記憶的一種保護機制，它為了人健康的成長，會把不愉快的、很羞恥的或者什麼東西壓到這種潛意識裏面。我覺得是不是中華民族有更比其他民族更強大的這種保護機制。如果是中華民族的一種特點的話，那我覺得現在的政府就更加的把它強化了。比如說在我們搞創作的時候，這個不讓提了，這個不讓說了。然後又用一種很巧妙的文字替換，比如說「文革」變成了「偉大探索」了。
民族歷史在犯罪，我覺得非常非常的糟糕。為什麼猶太民族能夠那麼堅強那麼卓越，就是因為他們從來不忘記自己受屈辱被驅趕被迫害被殘殺的這些歷史。他們是一有機會就要講的。我們反而是不管是自己人給自己人的殘害，還是外族給自己的殘害，好像很快就把它遺忘。有的是記憶的，但是用一種非常誇張的荒唐的手法，比如說簡直是滑稽戲一樣的抗日神劇。有的就是根本不讓提了。
問:你怎麼看現在中共一黨專制鉗制言論的自由？好像到了一種匪夷所思的地步，有人形容是不是退回了像清朝的那種文字獄，或是甚至是秦始皇時期。我舉一個最新的例子，就是最近別克在中國發佈了一款新車，它宣傳的重點是椅子很舒服，這是一把坐上去就不想下來的椅子。結果這樣的廣告詞被認為是有政治隱喻，影射現在當今中共領導人習近平坐上了龍椅就到點兒不下車。那麼目前傳出了別克廣告在中國是被全網封殺。你怎麼看這個最新的例子？
答：那你不可憐這樣的一個人嗎？內心虛到這個地步，已經成了一個笑話了。你已經沒有辦法再評說什麼了，這簡直就是一樁笑話。一個內心強大的人怎麼可能是會這樣？或者就是大家這樣幫他去做？也就是使他不斷的虛弱。很可悲很可憐也很可笑。
越來越受管制的創作空間讓人窒息
問：我想請您談一下自己的個人經歷。我們知道這非常的獨特，甚至有些人說嚴歌苓女士的故事可能比她所創作的小說和電影更加動人。您的個人經歷中有哪些細節成為了創作上的靈感？
答：從小當兵的情節在我很多作品裏都能夠看得到。比如說《芳華》，《灰舞鞋》，《一個女兵的悄悄話》，這些都能看到我生活經歷的影子。從一個小孩那樣的一個小女兵，很快就變成了西藏的巡迴演出路上的一個文藝戰士。這麼早就進入了不同的民族，不同的文化，不同的人文山川。比如說像西藏那樣的大山大川是我們經常會看到的，這些經歷很快打開了我的這種小女孩的一種情懷。所以經常有人說我跟張愛玲最不像的就是我沒有寫過小女人的東西。還有一些是絕對是跟我的經歷完全不同的，比如《小姨多鶴》、《陸犯焉識》這樣的作品。
問：在前面我們提到的公開信中，您也特別去強調了身為一個作家，是有責任說真話的。當然您現在的抉擇可能跟很多人不太一樣。您會呼籲其他在中國從事創作劇本或是小說的人也拿出良心說更多的真話嗎？
答：他想不想，有沒有這種勇氣，不是你能呼籲的。如果他們打算這樣做的話，我不呼籲他們早就也做了。如果他們到現在還沒有做，那我呼籲也沒用。反正我自己覺得我要做我認為正確的事情，但我不會拿這樣的標準去要求其他人。
問：您怎麼看跟您曾經合作過的很多中國知名的導演，張藝謀、馮小剛等等，現在有很多人會批評他們，是不是失去了創作者的靈魂，變成了中共的御用導演。甚至也有各界在瘋傳或熱議，這些導演們近來也在面臨中國現在的亂象，也選擇要「潤」出中國。您怎麼看他們的抉擇呢？
答：就像我剛才說的，每一個藝術家都有自己選擇。有的人非常在乎他的市場和他的觀眾，離不開他們，我覺得這也是有情可原。但是一切都不能夠阻止我已經做的這些事。人各有志，人的性格有異。所以我不會去批評或者是去對我的同行去說很貶義的話。我認為他們這樣做是有他們自己的道理。
問：還有一位網友的提問我覺得也很有意思。他說能否請嚴歌苓女士談一談今天中國的社會和文化控制對中國文學界造成的影響。中國文學界曾經在八九十年代有相當活躍的時期。您現在和中國國內的作家們有聯繫嗎？了不了解他們的想法？
答：曾經中國文學界八九十年代其實是比較活躍的，但現在受到了一些言論思想的控制。我就覺得八九十年代是我們當時的一個夢，突然之間就是十年一絕。就是夢醒了以後，又回到了政審，什麼都不讓提了。雖然中國經濟發展非常蓬勃，那些年其實電影人還是很苦惱的，常常是為了一個審查晝夜睡不着覺。然後作品給砍的七零八落，你都不知道怎麼收拾它，怎麼既能通過，又不犧牲掉自己電影的主要藝術主張。所以一直是一個我們的最大的困境。當然現在就越來越就更加的嚴酷。我覺得所以要另外走一條路。就像我89年出來，也沒有打算再回去。
問：談談您現在定居德國的一些生活點滴和心境？剛剛您說很窒息，讓可能關注你的網友們會覺得很難過，您現在的心情，還有寫作的情況怎麼樣？
答：當然每天看到這麼多壞消息，我心情也都是會壞一下。今天又聽說廣州還是哪裏一個樓被封了一會，失火了人跑不出去，有人就從樓上跳下去死了。所以你每天聽到這樣的消息，你不窒息嗎？你難道不為民族感到窒息嗎。我現在的生活是比較輕鬆的。我今天完成了個長篇小說，然後很快我會進入一個劇本的寫作。我覺得對我來講一切都還像過去一樣，沒什麼改變。寫作是我的療養所，是我的避難所，一旦進入寫作了我覺得什麼都不是事了。
我覺得我還是很有定力的一個人。一個人要找到內心的這種定力，實際上很多事情你都會看的更加超越一些，更加的心理平衡一些。我過去在大陸每年的收入是非常可觀的，然後一下子沒有收入，在這種情況下怎麼生活。人說從簡入奢是容易，從奢入儉難，是不容易的。但是我覺得也容易，就是現在隨着歲數的增加，隨着欲望的減低，生活是可以變得簡單的。而且在柏林這樣的地方有很多大湖，有很多森林，歐洲又是一個你坐1個小時飛機就能看到不同的文化的地方。所以我覺得有很多的讓人產生幸福感的事情。
問：新書的內容跟我們介紹一下。剛也提到了是寫給您的女兒的，為什麼選這樣一個題材呢？
答：她不看小說，我必須給她寫一本，就給她看的。內容也觸及到中國的一胎化政策。因為她就是因為一胎化政策被拋棄的，然後我在孤兒院裏看到3個月的她，然後這樣我們緣分才開始的。但是她是一個很幸運的小姑娘。還有小姑娘剛生下來就被掐死了，被扔到馬桶，被拋棄到街頭沒有人管。所以我要告訴她，從她自己的這樣一條生命線的開始，這條生命線連的這塊國土叫什麼，叫中國。中國現在發生什麼和過去發生什麼，和中國這塊土地上產生了我們這樣一個家族，這個家族是怎麼回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