雅斯貝爾斯（Karl Theodor Jaspers，1883年2月23日~1969年2月26日）是二十世紀德國最重要的哲學家之一。
01
一直以來，我都非常喜歡雅斯貝爾斯。但我最開始喜歡他的原因，並不是因為他的哲學，而是因為他對待愛情和家庭的態度。
雅斯貝爾斯是雅利安人，但他的妻子是猶太人。
在納粹上台後，因為妻子的猶太人身份，雅斯貝爾斯受到迫害。這位著名的海德堡大學哲學教授不僅失去了工作，而且他本人也隨時面臨被送到波蘭集中營的危險。
妻子格爾特魯德不願意連累他，要求雅斯貝爾斯放棄自己。但雅斯貝爾斯說：
我如果這樣做的話，我的全部哲學就沒有任何意義。
這句話讓我產生了一種"嫁人當嫁雅斯貝爾斯"的肅然起敬，這是一個知行合一、說到做到不虛偽的君子。
後來，雅斯貝爾斯和妻子一起計劃出逃到瑞士，又被納粹發現並扣留了。納粹同意雅斯貝爾斯出境，但條件是留下他的妻子。
雅斯貝爾斯拒絕了這個條件，他陪伴自己的妻子一起留了下來。
一批批的猶太人被送往集中營，德國的反猶行動愈演愈烈。在相當長的一段時間裏，只要聽到門鈴聲，雅斯貝爾斯夫妻都會心驚肉跳。
有一次，雅斯貝爾斯對他的學生德萊施爾說：我真的需要一把手槍，只需要輕輕地一扣一切就都結束了。
他沒有得到手槍，但是自殺的毒藥卻一直放在他家的櫥櫃中，夜間則放在了床頭柜上。
1940年11月16日，雅斯貝爾斯在日記中寫道：
萬一格爾特魯德被這個國家殄滅了，而我卻倖免於難，那我將形同豬狗，無足掛齒。我對格爾特魯德負責，她對我負責，這是我們在這個世界上的唯一庇護……如果在我沒有與格爾特魯德偕死的情況下人們將殛滅她——強迫的離散也將等同於死亡，自願的離散是不可能的——那麼我的著作也就消亡：只有出自我們堅貞的忠誠之本身，它才會生長並且葉茂根深。背叛的行為會摧毀我們存在和這部著作的實體。
雅斯貝爾斯的信念非常明確：如果要殺掉他的妻子，那就得連同他一塊殺掉。
這也再次證明了雅斯貝爾斯的知行合一。雅斯貝爾斯認為，自己的作品中崇尚對愛的忠貞，對人性良善的堅守。
如果放棄了人性良善和愛，那麼，自己的作品也將毫無價值。
02
雅斯貝爾斯已經沒有了工作，很快又被剝奪了出版著作的權力。
在接下來的時間，雅斯貝爾斯除了等待死亡以外，他在納粹鐵蹄下做的另一件事是：寫書。
雖然在德國已經沒有任何一家出版社會出版他的作品，但雅斯貝爾斯仍然堅持寫作的習慣。
有一位年輕人問雅斯貝爾斯：你為什麼還在寫書呢？它不僅不能出版，而且有一天你所有的原稿都會被燒掉。
雅斯貝爾斯回答說：
如果有一天人們起來推翻暴政，我不願兩手空空地站在那裏。
雅斯貝爾斯篤信納粹必定會滅亡，他滿懷信心期待這一天的到來，就象泰戈爾所說："不要着急，最好的東西總在最不經意的時候出現。"
後來，蓋世太保給雅斯貝爾斯安排了一個女傭。這是一個狂熱的納粹分子，名義上是女傭，實際上是來監視他的。
出於安全考慮，雅斯貝爾斯不得不將兩皮箱未完成的手稿交給了他的女學生德萊舍爾，由她帶到她在慕尼黑的父母家保存。這其中包括1947年得以出版的《論真理》（Von der Wahrheit）一書的手稿。
到1945年時，納粹終於失去了耐心，預謀於1945年4月14日將雅斯貝爾斯夫婦遣送走，以作為"最後解決"的措施。
納粹的計劃沒有實施。美軍於3月30日提前佔領了海德堡，雅斯貝爾斯夫婦幸運地擺脫了在劫難逃的厄運。
03
在納粹執政時期，雅斯貝爾斯始終保持了一種不屈服、不合作的態度。即使在最恐怖的時期，雅斯貝爾斯常常將用於自殺的毒藥丸帶在身邊，但依然表現出了一位正直的知識分子的本色：松色不肯秋，玉色不可柔。
來看看同一時期德國的知識分子，他們都幹了些什麼。
希特拉上台後，大多數德國知識分子都選擇了與人類歷史上這一最野蠻的政治體制之間的合作，其中還包括20世紀存在主義哲學的創始人和主要代表之一的海德格爾。
在1933年5月，納粹在全國大範圍地煽動了一場焚書運動，眾多優秀的書籍被付之一炬。
全德國的知識界都保持了沉默，沒有人站出來反對，甚至還有一些學者主動出現在倍倍爾廣場上，與狂熱的青年們同流合污。他們中有哲學家馬丁·海德格爾，詩人恩斯特·貝爾特拉姆，學者漢斯·瑙曼……
在1933年秋天，由哲學家海德格爾帶領，近千餘名教授公開宣誓，表示支持希特拉和效忠納粹政權。
在《第三帝國的興亡》（1996年4月世界知識出版社出版）中，作者威廉·夏伊勒著將這一幕稱為"使德國學術界的光榮歷史蒙受污辱的出賣靈魂的景象"。
就這樣，大量才華橫溢、曾經璀璨奪目的詩人、學者，匍伏在納粹的腳下，毫無原則地為權勢者大唱讚歌。
04
二戰結束以後，隨着集中營的罪惡被公開，"幾乎全世界都在控告德國和德國人的罪行"。
但德國人的第一反應是急於為自己辯護，或者以納粹"受害者"的身份為自己開脫，或者以自己對納粹暴行的"無知"為自己開脫。
曾經附逆納粹，明確支持納粹的種族思想的大哲學家海德格爾便把一切罪惡歸於希特拉，他拒絕認錯，公開聲稱，除非希特拉活過來向他道歉，然後他才會向公眾道歉。
1946年,雅思貝爾斯發表了《德國人的罪責》一書，以其非凡的理論勇氣和擔當精神指出，每個德國人都是有罪的，無論他是否具體參與過納粹政權的罪行。
在《德國人的罪責》一書中，雅斯貝爾斯寫道：
納粹統治下的德國是一座監牢。(德國人)讓自己被關入這座監牢，犯有政治罪過。牢門一旦關閉，從內部打破監牢便不再可能。
然後，雅斯貝爾斯進一步追問，我們是怎麼一步一步走到再也無法破門而出的地步？
人們常常漠視發生在身邊的惡，一個常見的理由是"我無能為力"，於是選擇了"同流合污"。
雅斯貝爾斯承認這一點，任何道德法則都不能要求人們去壯烈赴死，"在極度危險的災難情況下，苟且偷生本是人之常情。"
但是，雅斯貝爾斯指出，因無能為力而不行動或"同流合污"是不可原諒的，因為你"總是會有一些行動的餘地"，這種行動或許微不足道，但仍然"多少有一些效果"。
納粹於1930年毀憲專制，1934年血腥清洗，1938年排猶，直到發動戰爭……
德國之所以一步步墮入深淵，並不是沒有人發現納粹的罪惡，而是大家在納粹邪惡昭彰的時候選擇了苟活，然後一步一步地走到了"人不象人"的地步。
雅斯貝爾斯一針見血地指出：
你以為的苟且，其實是罪惡的幫凶。
雅斯貝爾斯同時認為，納粹的作為不僅是德國人的恥辱，而且是整個人類的恥辱。納粹的作為讓人們痛苦地看到，人性可以黑暗到什麼程度。
在《德國人的罪責》一書中，雅斯貝爾斯反覆警告人們：
現代國家中並不存在世外桃源。
"世界"不是一個地域概念，而是一個共同人類的概念。我們應該以"人"的視角去看世界，任何一個國家中發生的人性災難，都是對全人類的侵范和損害。漠視這些災難，全人類都是有罪的。
雅斯貝爾斯認為，反思和戰勝一個國家中發生的人性災難，不僅有助於這個國家的人民劫後重生，而且更有助於整個人類不斷共同提高普遍的人性。
針對二戰這一人類的大浩劫，特別是針對納粹猶太人大屠殺，雅斯貝爾斯說過這樣一段發人深省的警世之言：
已經發生的事件就像一種警告，遺忘已經發生的事件也是一種罪責。人們應當經常回憶這種罪責。發生這種事件曾經是可能的，而且這種事件有可能隨時發生。
05
在黑暗時代，堅守信仰、原則、真理……是否還有意義，為之受苦受難甚至獻出生命是否值得?
這是雅斯貝爾斯的學生漢娜·阿倫特曾經用很長時間去思考的問題。
在《黑暗時代的人們》(江蘇教育出版社2006年版)這本書中，漢娜·阿倫特說，當黑暗時代來臨時，大量知識分子不是竭盡全力打開暗室中的一線縫隙，透過一絲光亮，而是相反。他們常常利用自己的"話語權"隱瞞真相，助紂為虐。
因為，在黑暗時代為尋找光明要付出巨大的、甚至生命的代價；而淪為黑暗的幫凶，不僅十分安全，還能獲得來自"黑暗"的巨大利益。
但雅斯貝爾斯表現出了與這群自甘墮落的知識分子不一樣的勇氣和頑強。
當1933年希特拉上台時，雅斯貝爾斯已經五十歲了。在巨大災難面前，這位偉大的早已功成名就的哲學家，以巨大的精神力量戰勝外部的強大壓力，堅守了良知。
從老師的身上，阿倫特看到了良知的力量。在看似無意義的時刻，仍有人堅持有意義的追求。
因此，阿倫特認為"即使是在最黑暗的時代中，我們也有權去期待一種啟明"，"這光亮源於某些男人和女人，源於他們生命和作品，它們在幾乎所有情況下都點燃着，並把光散射到他們在塵世所擁有的生命所及的全部範圍。"
阿倫特說，"像我們這樣長期習慣了黑暗的眼睛，幾乎無法告知人們，那些光到底是蠟燭的光芒還是熾烈的陽光。"
有良知的知識分子，就是在黑暗時代給人們帶來光亮的點燈人。他們毫無保留地暴露一切罪惡，又睿智地預言即將到來的恐怖，叫醒酣睡中的人們。
黑暗的力量雖然強大，但他不會使人類完全絕望，因為這個世界上還擁有一些點燈人。有了他們的努力，再漫長的黑夜也無法阻擋黎明的到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