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交政策》雜誌的分析文章認為，在中國歷史上，無限期的皇帝和大統帥遠比受規則約束的領導人更常見，任何不符合這種模式的人都會被遺忘。這種誘惑可能是習近平打破任期限制的原因之一。加美編譯，不代表支持文中觀點或者確認其中事實。
2012年底掌權後不久， 中共領導人習近平第一次出訪北京以外的地方，就是到中國南部的廣州戰區看望部隊，他對新兵們說：「任何時候任何情況下都堅決聽黨的話、跟黨走。能打仗、打勝仗是強軍之要。」
在8個月後的另一次高調行動中，習近平參觀了中國的第一艘航空母艦遼寧艦，他在那裏傳達了大致相同的信息。
十年後，回過頭來看，這些似乎不僅是重大事件本身，也是對中國新領導人期望的相當可靠的標誌：直截了當的風格，和比這個世界所習慣的最近的共產黨領導人更多的自信。
回顧這些的問題是，它不能提供實時的信息，加上中國的政治制度已經非常不透明，在習近平的領導下越來越封閉，這意味着外界在努力解讀這個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國家的事件時，只剩下蛛絲馬跡可以去分析。
這就是中國共產黨二十大閉幕時的謎團，對習近平似乎下令將其前任胡錦濤突然排除在會議之外的方式，產生了大量截然不同的解釋。
胡錦濤的行為，包括他試圖提前查看擺在所有黨的最高領導人面前紅色文件夾中的內容，到底是一種狡猾的抗議形式，還是想搶習近平和權力儀式化設計的風頭？習近平的回應是否代表着一個最高領導人被另一個最高領導人公開驅逐的史無前例的行為？這一切是否僅僅是健康狀況不佳和迅速衰退的胡錦濤造成的混亂？
這裏面有大量猜測的空間。事實上，猜測也是我們能做的一切。
這一次，習近平在成功加冕後的第一個公開大動作是前往中國西北部的延安，那裏可以說是中共歷史上最重要的地點。這裏是毛澤東在長徵結束，率領他的撤退部隊落腳的地方。在經歷了一系列國民黨的軍事打擊後，革命運動在這裏重新定位，毛在這裏策劃革命的最終勝利。
延安也是所有中國共產黨人對毛澤東的卓越地位懷疑消失的地方。正是在那裏，他的個人崇拜全面開花。而人們將他視為幾乎永遠不會犯錯的傳統，也是在那裏紮根的。
正如中國人所說，此後多年，似乎只有毛澤東一個人決定紅與黑，也就是什麼是左，什麼是右，誰上誰下，誰入局，誰出局。毛澤東的決定，往往伴隨着殘酷的執行，無數人的命運被他所決定。
習近平和他親自挑選的新政治局常委一起高調訪問延安，那麼，我們該如何看待這一行為？對一些專家來說，這不僅證實了習近平是自毛澤東以來中國最強大的領導人，而且還證實了習近平明確選擇毛澤東作為他的榜樣。
很少有人會認為，這將意味着中國會回到毛澤東的一些最極端的政策，包括激進的平等主義、經濟上的自給自足，或與資本主義世界的經濟隔離。更不用說大躍進和文化大革命等運動的混亂和災難，每一次運動都摧毀了數百萬中國人的生命，造成經濟破壞，經過很多年才修復。
根據這個類比，這似乎意味着習近平想成為中國的下一個舵手，採用毛澤東在執政三十年期間被廣泛使用的一個稱呼。最近流傳的另一個比喻，是將習近平的權力和統治風格描述為下意識的帝國主義。這意味着他的權威和光輝，以及有關他的宣傳的性質和程度，都像皇帝一樣。
在西方，我們也普遍相信習近平是在效仿毛澤東。
在最近的二十大召開前和整個會議過程中，我對中國的大量閱讀都集中在專門研究中國的政治學家的著作上。但是，並非對這個學科不敬，我開始覺得，如今關於中國當代精英政治的信息如此之少，我們必須從其他地方尋找對正在發生的事情的見解，以及習近平的統治如何融入中國過去漫長而宏大的敘事中。
因此，我求助於馬薩諸塞大學阿默斯特分校的歷史學家裴士鋒（Stephen R. Platt），以了解他對習近平的看法以及如何理解他最近的行動。裴士鋒是我非常欣賞的兩本書的作者，《帝國的黃昏：鴉片戰爭及中國最後的黃金時代的終結》（2018）和《太平天國之秋：中國、西方和太平天國內戰的史詩故事》（2012）。這兩本書都以清朝為中心，清朝從1644年至1912年統治，是中國漫長的帝國統治歷史中的最後一個王朝。
裴士鋒應該是第一個這麼說的，在大多數方面，今天的中國與清朝時代的中國沒有什麼相似之處。
他和我之前從未交談過，當我聯繫他時，他以我非常珍視的謙虛態度開始，此外，他說他既不是中國現在的專家，也不是中國更遙遠的古史學家。在這些謙虛的開場之後，裴士鋒接着提出了一系列精彩的看法，我在此與大家分享。
其中第一個觀點來自一個簡單但看起來很強大的規則。「你知道，回顧中國的歷史，很多時候，那些看起來最強大的統治者，其實在強大的表面之下，內部是最脆弱的，或者說是有很大弱點的。」
我認為這句話是提醒我們，不要高估習近平的權力，即使是在這個他的權力在形式上最強大的時刻。這讓我想起了尼日利亞諾貝爾文學獎得主沃勒·索因卡的一句格言：「老虎不彰顯它的虎威」，意思是僅僅作為一隻老虎就足以說明實力。
在解釋他的觀點時，裴士鋒引用了胤禛的例子，他在18世紀初的清朝以雍正皇帝的頭銜統治中國。今天，儘管許多學者認為他確實是他父親康熙皇帝的預定繼承人，但雍正的兄弟和他們的支持者之間的爭議和爭奪一直不斷，部分原因是雍正既不是最年長的孩子，也不被認為是繼承人中最有能力的。
雍正皇帝對自己的合法性缺乏安全感，有些謠言說他偽造了父親的遺囑。他把他的一些兄弟關進了監獄，其中幾個人死在了牢裏。
很少有人對習近平的繼承條件提出疑問，因為他遵循了當時既定的黨內安排，但裴士鋒認為，也許值得比較的是雍正的統治方式。裴士鋒說：「他禁止中國學者成立協會或詩歌社，因為這些有可能成為政治性的活動。」
他說，「回想一下，當我們回溯習近平鎮壓異議人士，和他發起的公共道德運動，這是在壓制社會中的任何一種差異。這與雍正的焦慮相呼應，他很擔心自己被視為非法。對習近平來說，焦慮的根源可能來自於他的權力遊戲本身，他剛剛無限期地推翻了這次和未來的繼任規則。」
關於這一點，裴士鋒既提供了寶貴的歷史背景，也給出了詮釋上的警告。因為儘管這是一個大膽且有潛在風險的舉動，但去誇大習近平剛剛打破的繼承規則制度化的嚴重程度也是錯誤的。
正如評論家們廣泛認為的那樣，這些規則來自於鄧小平，他在接替毛澤東後制定了一套非正式的規則，實際上為共產黨的領導設立了兩屆任期，即10年的限制。
鄧小平對他的繼任者江澤民指手畫腳，甚至在交出所有執政頭銜後也是如此，而江澤民對他的繼任者，即最近被護送離開二十大的胡錦濤也是如此。裴士鋒說，習近平一定算計過，無論毀掉非正式規則會帶來什麼風險，這可能都是值得的。
理由很簡單：實現個人野心，包括政治遺產。
他說，在中國的傳統中，「比受規則約束的領導人更常見的是無限期的皇帝、大統帥，以及你知道的毛主席。任何不符合這種模式的人都會被遺忘。我的意思是，即使在30年後，也不會有人記得他們」。
但是，他指出，「沒有人會忘記毛澤東，或蔣介石，或乾隆。」乾隆是雍正的兒子，他統治了中國61年，是中國史上最繁榮的時期之一，在1799年去世。
袁世凱祭孔。
裴士鋒用袁世凱的例子，闡釋了中國歷史中這樣一種提高賭注，去獲得贏者通吃，勝者為王的那種誘惑。這位軍事強人在1912年清朝末年接管了政權，然後在共和國統治開始後尋求建立自己的新帝國，但卻失敗了。
他警告說：「習近平並不是想讓自己成為皇帝，而是在開始執政時受到某些官僚主義的限制後，他決定改變現實以適應自己，並確保自己能夠繼續執政，且不需要任期限制，也不會受到任何對手的直接影響。他想讓自己的聲音傳遍天下，讓他的形象到處出現，就像毛澤東，臉上帶着某種神秘的表情。」
然而，裴士鋒很快補充說，習近平不是毛澤東。
他說：「孩子們長大了，過去人們真的相信太陽升起是因為中國有毛澤東。而我不知道習近平有什麼類似的東西可以吹捧。這種比較的另一個明顯的問題是，無論人們如何評價他，毛澤東是一個無可爭議的革命者」。
對習近平，裴士鋒說，他「把自己凌駕於黨之上」，但根本上只是一個「官場高手，把官僚遊戲玩到極致」。
裴士鋒說，習近平把中國的重點放在內部，「他把所有這些我們中國觀察家認為理所當然的事情，譬如經濟增長、外國旅遊、學習英語和外國研究置之不理……諸如此類的事情是鄧小平對中國現代化和中國融入世界的願景所固有的。而習近平顯然對中國在世界上的地位有非常不同的看法。但我認為我們還沒有看到它更明顯的輪廓。」
裴士鋒最後的警示是，我們「真的很難搞明白他的最終目的是什麼。有可能是因為，我們還沒有開始看到他的真正議程是什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