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中共二十大，實際上產生了兩個題目：第一、就是胡錦濤被當眾羞辱架走，顯示「黨天下」驟變為「習天下」，並使三十年前「六四」屠殺衍生的兩個命題，即國家被權貴瓜分，以及陳雲命題「我們子弟接班」均被突破，權貴和太子黨（紅二代）都被更「小一撮」的習家班所取代，中國完全進入史上罕見的一種寡頭政治模式，其運作成疑，無疑短命；第二，習政權延續了江胡兩屆的腐敗、污染兩大危機，野蠻崛起，驚醒西方，又泄露武漢病毒，習近平的「崛起」，其實是跟全世界對抗的另一種表達，在二十大以「鬥爭」、「安全」兩個關鍵詞表達出來，這才是二十大基本的命題。我無力赴紐約參加研討會，提交了這個書名發言。】
中共二十大報告以「鬥爭」取代改革，「安全」取代開放，「準備經受風高浪急」，其實很容易解讀，這個政權危險了。
一、兩年前就重提「上甘嶺精神」
事實上，中共一向把「安全」放在第一位，鄧小平對江澤民的遺囑，就是「絕對不跟美國鬧翻」，江胡兩屆二十七年如履薄冰，習近平上台才能鬧到今天這個危局。五年前，２０１７年習近平的十九大報告三個半小時，宣佈「大國崛起」，拋棄「韜光養晦」，他更改憲當皇帝；轉眼三年，「瘟疫東來」，殺了西方一個措手不及，不料沒能顛覆美國，他只好回頭再撿「韜光養晦」，多少也得裝慫。這套伎倆，未知洋人看不看得懂？
到２０２０年秋，北京忽然重提「上甘嶺精神」，我的解讀是它要收縮抵抗了。２０２０年九月初，中國牆內瘋傳一段「中央北戴河會議的最新精神」，大力「宣傳抗美援朝」、發揚「上甘嶺精神」、備戰備荒，像一篇小學生作文，然而六十年代「我們的黑白電影」單子裏，也沒《上甘嶺》這部片子，而從電影裏發掘「我黨遺產」，是一個創舉呢。
然而更重要的是，他並未對此前拋棄「韜光養晦」、轉而「大國崛起」的左傾盲動承擔責任，有驚無險地扭轉大戰略，亦未見他找誰來做替罪羊。從耍橫到裝慫，不需付「學費」，這算「新極權」的一個特徵？
但這不符合中共一貫性格和作風，即錯誤路線執行者必須負責下台，乃是此黨「偉光正」的訣竅，也是毛澤東「戰無不勝」的貓兒膩，否則該黨會遭受巨大損失，早就掛掉了；否則從劉少奇到林彪，把老毛累得賊死，把全國人民也折騰個溜夠，不都白瞎了？
看來這次「北戴河」神秘不宣，應是政治局常委們接受習的「轉舵」而不追究責任，任「小學生」繼續瞎鬧。但是，這一點或許恰是此黨當下的「成熟」，因為西方大夢初醒、正興師問罪，而海外「換人」呼聲震天，此局勢下「團結」才能共度危機，換習恰恰「要上帝國主義的當」。
這便意味着，中共自覺他們的「合法性」並未損失殆盡，仍可繼續為「習極權」支付代價；而國內百姓亦未覺得「換制」有那麼要緊，或反正也換不了，就讓習「下一盤很大的棋」吧。
一般的說法，是習不僅顢頇，也深通權術，乃中共三十年未見的狠主，直逼老毛。其實，六四屠殺以降，「合法性」成疑，該黨若不走普世價值道路，只有相反走集權道路，而且必須越來越極端，俗話說，螺絲越擰越緊，松一扣就滑絲了，所以該黨的前景，就是呼喚強硬獨裁者，而犧牲社會發展和大眾利益，且必須走到與西方和國際社會死磕的那一步，這是屠殺已經預設的前景，西方耗三十年從生意吃虧上才看到這一步。
習近平須回頭髮掘毛澤東遺產，不是什麼「上甘嶺精神」，而是「一窮二白」、「自力更生」之類，還有計劃經濟、票證制度、糧食副食布匹定量等等，備戰備荒，做好糧食及能源儲備之外，似乎應還有個「花木蘭精神」吧，還有諸如：
——啟動國家經濟雙循環體系；
——大力宣傳獨立自主、自力更生的精神，以舉國之力實現高科技及高端製造業突破；
——將國防開支提高到占GDP4%以上；
——突破美國構建的第一、第二島鏈，實現對美國戰略突圍；
——大力發展核武器，真正以強大的核威懾震懾美國的瘋狂，等等。
這些都頗有這個獨裁者的風格，色厲內荏，然而更大的信號是，「中國崛起」告吹。
二、野蠻的崛起
六年前，即2014年，我跟法廣安德烈有個訪談《野蠻的崛起》，安德烈問：
今天中國的崛起，是一種什麼性質？
我說，中國經濟尤其是近二十年的「掠奪式」的資源耗竭型的發展，使它的資源匱乏非常嚴重。今天中國對外的發展，純屬資源爭奪上的擴張。但是如果不是因為二十五前的六四屠殺，中國完全可以走另外一條更加合理的、消耗更低的發展道路。
核心問題是，鄧小平要用經濟發展來挽回六四所造成的合法性缺失問題。如果沒有這樣一個政治危機，中國政府完全可以很合理地安排經濟發展，不必走現在這種讓中國資源全部耗盡，土地、水源、空氣通通污染的發展道路；同時，又在分配上造成了非常嚴重的不公平，極小部分人拿走了中國90%的財富，其他十幾億人只佔百分之幾的財富，我們還付出了環境的代價。胡平對此有一個極神似的概括：「槍聲一響，變偷為搶」。
反過來說，不偷不搶的話，中國可以篤篤定定的走一條資源低消耗的發展路徑，也犯不着到海外去搶資源。今天的經濟發展道路造成中國兩個喪失：中華民族的生存家園沒有了，還有這些年的封閉造成了非常嚴重的精神荒漠，中國人失去了心靈的家園。所以我可以講，中國十億人今天在心靈上也是在流亡。
三、從未走出「政權保衛」的低階
中共二十大提出「中國式現代化」，有別於人類社會普世的「現代化」，唯一可詮釋者，即這個制度沒有「現代化」可言，因為在當今論說中，「現代化」是一個負面含義，其一則消解傳統，一則破壞生態，全球已經步入「後現代」反思「現代化」了。事實上，中國雖然暴富，統治集團始終還在恐懼江山被顛覆，國防軍是護院家丁，國家財政亦無限制花費於防民變，社會基層還是老舊的保甲制，教育還在洗腦製造奴才，這樣的國家怎麼可能現代化？儘管歐美一直綏靖這個惡霸，它卻從無安全感。
西方政治人物和評論家不容易明白，中共政權因1989年的六四屠殺而有了嚴重的「亡黨亡國、丟掉天下」的焦慮。六四鎮壓後，中共領導人鄧小平提出「韜光養晦」之說，加上1970年代末以來的「改革開放」，30年下來，中國的經濟起飛，透過全球化也俘虜了西方文明。2020年我出版的「鬼推磨：中國魔幻三十年」一書中，梳理了大屠殺後中國社會的種種變化以及西方綏靖主義的後果。
六四危機令中共「生死存亡」，卻「死而後生」，也塑造了一個新的集權形態，令西方至今束手無策，人類不知道明天在哪裏。
直到今天，中共仍然在這個低級階段，因為：
第一、開槍殺人這一步走出去後，就沒有回頭路了。鄧小平認為把經濟提升，人民會暫時忘掉六四，這是不可能的，中共必須為殺人不斷付出代價；就因為怕丟失政權，必須自外於國際規則和普世價值，搞自己的一套。
第二、所謂韜光養晦，就是「我臥薪嘗膽，等我起來就要滅你」，這是「中國式的陰謀」。鄧小平之後，江澤民時代仍低調主張「悶聲發大財」；胡錦濤時期儘管開始壓制民間社會的異見，但也沒有要和西方抗衡的意思；到了習近平主政的時代，則是野心外顯，大力宣傳「一帶一路」等政策。
當年的「老大哥」蘇聯不同的是，經過30年的發展，中國經濟體量成為全球第二，除了富豪外，絕大多數的教授、作家、演員以及城市工人等階層都分享了政權給予的利益，而年輕學生族群則是被官方宣揚的民族主義成功洗腦。
經濟上，西方國家難以拒絕和中國做生意；政治上，也很難看到歐美國家想要影響中國。
要改變中國政治，必須影響中國的民間社會，但看不到歐美影響中國社會的作為。反而中共在六四後對任何可能的「境外勢力」處處設限以防止「和平演變」，還輸出銳實力「講好中國故事」。中共二十大習近平復辟獨裁成功，這些都可以追溯至西方綏靖主義的報應或後果，尤其疫情危機更顯示西方領先地位不再，西方國家是時候重新理解六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