為逃避就業壓力，一些年輕人主動退出社會競爭，縮回家中，靠父母的接濟維持生活。他們儘量節省開支、減少社交，以低欲望的姿態活着，甚至靠考公、考編、考學，換取蹲在家裏的資格。
「啃老」不易，與父母的對峙拉鋸，以及對自我價值的焦慮，驅使他們不停將頭探出殼外，在走向社會的路上探索。
蹲在家裏
大學剛畢業，何悅悅就從一名天之驕子，變成一個閒散人士。
大四下學期，疫情爆發，何悅悅提前離校，回到呼和浩特家中，一邊做畢業設計，一邊申請留學。2021年7月，她如願收到新西蘭學校的offer，本應奔赴的行程，隨着全球疫情爆發戛然而止。新西蘭學校發來通知，她所申請的幼兒教育專業不再向海外招生。
人生突然失去方向，家裏成為何悅悅唯一的容身之處。
一開始，何悅悅手裏還有一筆積蓄，可以心安理得地閒晃。父母心疼她本科期間課業負擔重，也建議她在家裏休息一陣，還會按時給她生活費。
幾個月後，他們的態度悄然轉變。爸爸不斷勸她去考公務員，媽媽給生活費時總抱怨沒錢，家裏的氣氛微妙而緊繃，幾次發生爭吵。
每天白天父母去上班，三人只有晚餐時間會見面，吃完飯又各自回到自己的房間。因為缺少交流，摩擦也隨之減少。沒錢花時，何悅悅也不着急，「他們願意給就給，不願意給就算了。」
終於有一天，何悅悅忍不住向父母提出，要搬去老房子住。起初媽媽不同意，認為何悅悅沒工作，不需要一套獨立的房子，還會令家裏減少一筆租金收入。她最終沒能拗過何悅悅。
離開父母后，何悅悅過上徹底自由的生活。每天早上8點起床遛狗，回來接着睡到中午。睡醒後就在陽光下看看書，自己煮咖啡。下午去熟悉的咖啡館坐坐，和老闆聊聊天，或者漫無目的地逛公園。為了看電影，她專門買了一台投影儀，晚上接着玩遊戲或健身。
在這愜意的生活里，她沒忘記正事：偶爾準備留學的語言考試。
日本曾用「蟄居族」一詞形容無法就業、放棄就業或逃避就業的年輕人，那是上世紀90年代末日本泡沫經濟破裂後的「就職冰河期」。反觀國內，近些年在家待業的年輕人數量也急劇上升。
2019年，中國老齡科研中心的調查顯示，中國65%以上的家庭存在「老養小」的現象，30%左右的青年基本靠父母供養。因迴避就業壓力，以考公、考編、考研等理由蹲在家裏的年輕人，被稱作新型啃老族。
研究生畢業後，在互聯網公司剛工作不到半年，鍾琳就被裁員了。一開始的傷心失意，很快就被蹲在家裏的輕鬆快樂取代。
再也不用每天擠地鐵上班，一路小跑到公司打卡了，作息時間突然變得像學生時期一樣規律。每天9：00醒來，桌上已經擺好媽媽準備的早餐，包子、花卷、麵條、粥，一天變一個花樣。吃完飯，媽媽去廚房收拾碗筷，鍾琳只需要窩在沙發上看電視節目。她會挑一些最輕鬆的情感劇或綜藝，「完全不用動腦子的那一種」。懸疑劇一概不考慮，「人在放鬆的時候，根本不想給自己增加任何負擔。」
有時候，電視劇只是玩遊戲的背景音。失業之前，鍾琳遊戲玩得很爛，幾乎沒人願意和她組隊。蹲在家裏三個月後，她的排位一點點升高，把賬號練到了星耀段位，創下遊戲生涯中的最高記錄。
蹲在北京家中的鐘琳，非但沒有遭到父母的反對，甚至得到前所未有的支持和包容。此前，因為畢業和工作帶來的壓力，鍾琳患上慢性腎炎。這次回家，被媽媽視作幫她調養身體的好機會。只是那時大家都沒想到，她在家裏一蹲就是近兩年。
母女倆每天形影不離，建立起久違的親密關係。她們一起去超市買菜、做飯、逛街購物、逛博物館，主要開銷都是媽媽負責。
鍾琳不願否認，這段無所事事的時光，對她來說「非常快樂」。甚至，媽媽也捨不得讓她再出去：「找不到工作爸媽養你，要是家裏拆遷，就甭出去工作了。」
當理智佔據上風時，她還是會覺得羞愧，「作為成年人，整天不工作，臉皮太厚了，我的人生里從來沒有啃老的選項。」她試圖重新回到正軌，因為害怕再被裁員，開始搜尋體制內的工作，然而進展並不如意。
2019年，和鍾琳一起競爭公務員崗位的年輕人大幅上漲。那年國考招錄了14537人，共9657個職位，招錄規模為近十年最低值。同時報考人數反向走高，平均競爭比高達87.5：1，遠高於2018年的58：1。丟失了應屆生資格的鐘琳，更是沒有競爭優勢。
退出競爭
2018年畢業後，帶着對高額回報和優質福利的期待，鍾琳手捧名校研究生的學歷，成為一家互聯網公司的管培生。沒想到，入職僅半年就迎來行業寒冬，一個月時間，部門三分之二的人被陸續裁員。她看着同事們像螞蟻一樣在樓下排隊辦理離職，「一條隊伍遠遠看不到盡頭。」
接到失業通知的前一天，鍾琳剛接到領導派發的任務，要寫一份企業文化報告。早上她還在發愁怎麼寫，中午和領導吃完飯回到公司，對方就通知她，「互聯網寒潮，公司困難，趁着公司賬上還有錢，趕緊走吧。」
鍾琳感到這短短几句話信息量極大，一時竟不知道該先消化哪一句。複雜的感受洶湧而來，前一秒她有些慶幸報告不用寫了，下一秒就開始掉眼淚。
當天回到家，媽媽正在做飯，得知鍾琳失業了，走過來抱着她一起哭：「正好想讓你歇歇，這樣也挺好。」爸爸下班回到家，也安慰她：「沒事，爸爸養你。」鍾琳感到心裏一塊石頭落地。
蹲在家裏大半年，鍾琳一直沒放棄找工作。2020年開春，她接到北京一家教育服務中心的offer，機構藏在胡同一棟不起眼的破舊大樓里，並且不提供午飯，這打破了她對事業單位福利高的想像，索性放棄入職。
接下來七個月，她相繼投了三十幾份簡歷，全是體制內單位，拿到八個offer，但沒有一份工作讓她滿意。要麼因為薪資僅有五千塊，要麼因為通勤需要三小時。
最後鍾琳去了一所職校做心理教師，入校一周，她又後悔了。一次大型慶典綵排，她每天頂着烈日守着學生排練，一種無意義感向她襲來，「難道我這輩子只能這樣了嗎？」當天辭完職，她再一次縮回家裏。
蹲在家裏的短暫計劃被無限延長，挫敗感日益強烈。和朋友聚會時，若被問起想找怎樣的工作，鍾琳會趕緊用一句「錢多事少離家近」的玩笑搪塞過去。焦慮和迷茫始終在心頭縈繞，直到有一天，她發現身上出現一大片一大片的疹子，奇癢無比，只能靠皮膚藥來緩解。
2021年，半月談根據調查發現，原本普遍出現在一線城市的「蹲族」，已開始在二三線城市蔓延。某社交平台上標籤帶有「蹲族」的小組加起來近七八萬人，他們大多受過良好的教育，家庭條件也不錯。除了就業壓力，對工作意義和自我價值的懷疑，也是他們逃避社會的動因。
南京大學高等教育學博士生鞠法勝曾對蹲族進行了半年的觀察，發現許多人的經歷中呈現出一種共性：在家庭教育里，考上好大學是父母對他們唯一的期待，忽視了對興趣、人際交往、心理健康等方面的培養。
十八歲之前，何悅悅一直是一名符合社會期待的好學生。高考那年，她差五分上北大，最後進入一所985高校，圓滿完成一個學生的主線任務。但這不過是她壓抑內心真實需求的結果。她從小就不喜歡刷題，不喜歡競爭，當別人做卷子時，她在偷偷看閒書。
到了大學選專業時，何悅悅決定順從自己，憑興趣選了園林景觀。原以為這是一個「可以去戶外做田野調查，自由而有趣的學科」，入學後才發現，那不過是招生簡介里的漂亮話罷了。
大四下學期，何悅悅決定逃離國內內卷的風氣，去新西蘭追求自由的教育。但疫情打亂了她的計劃，一時間不知何去何從。
蹲在家裏的日子，因為失去目標而變得漫長，「啃老」帶來的壓力也讓何悅悅開始動搖。出國留學每年花銷至少五十萬，這對爸媽更是一筆不小的負擔。幾經思量後，她主動放棄了留學。
不出國了，何悅悅依然沒有做好投身職場的準備。加班、應酬、女性歧視，朋友們的一系列抱怨，令她對職場心生牴觸。
一個曾在社會評價體系中被賞識的人，突然開始挑戰體系的標準，蹲在家裏的何悅悅需要學會如何自處。她漸漸發現，「要心安理得地躺倒是困難的，不努力是會產生愧疚和自責的。」在家裏蹲久了，她開始陷入自我懷疑：「我是不是在浪費時間？是不是個廢物？是不是落後同齡人了？」
對自我價值的懷疑和否定，同樣也困擾着游鹿。高考那年，他以全國第九名的成績考取東華大學服裝設計專業，卻遭到母親的反對。母親認為這不是男孩該學的專業，替他選了「更好就業」的工業設計。
讀了一個不感興趣的專業，游鹿學不好，也不想學，但媽媽的強勢讓他不敢反抗。在這個單親家庭里，母親是絕對的權威，從小到大，母親從不放鬆對他的要求。一次游鹿作業做錯了，一把小刀飛過來，在他額上留下一道疤。後來母親甚至都不記得這件事。
這種控制關係最終在強烈的對峙中脫軌。大一結束後，游鹿以跳樓威脅，辦了休學，回到家經常和母親陷入爭吵，嚴重時兩人甚至互扇巴掌，東西被砸得稀爛。直到有一天，母親拉上他一起去看心理醫生。
在心理醫生的指導下，母子倆嘗試緩解矛盾，重建親子關係。等到大四畢業，游鹿提出不想做跟專業對口的工作，決定窩在保定家裏，這次得到了母親的默許，「只要不犯法，想幹什麼就幹什麼。」
蹲在家裏的每一天，游鹿都和幾個在家待業的髮小混在一起，去街上遊蕩，去網吧打遊戲，不玩到凌晨四五點不會睡覺。「就是毫無壓力，報復性地玩。」游鹿說。
那段時間，母親也因疫情在家辦公，每天負責給游鹿做飯。他能感到母親在努力克制對自己的不滿，可能是聽從了心理醫生的建議，想尊重他的選擇，等他玩夠了再去找工作。
然而混沌的日子一天天過去，游鹿自己都不知道他什麼時候能收心，甚至越來越迷茫，「人一旦在舒適區待久了，就不願意跳出去，就想一直這麼過下去。」
走向社會
受夠了無所事事的日子後，何悅悅決定走出門，「人沒事幹又不思考是會瘋掉的。」她選了一家精品咖啡店，跟着店長學做咖啡、磨豆子、拉花，每完成一杯咖啡，都帶給她久違的充實感，她很快在店裏獨當一面。但時間一久，一成不變的生活再次讓她感到無聊。
離職後，何悅悅轉而去寵物店打工。在這裏，她完整經歷了一輪職場文化的「洗禮」。每天早上9點到晚上6點，她在店裏餵狗、洗狗、打掃籠子。忙起來一周只能休息一天，晚上還要加班，「早9晚9，俗稱996。」有時候，如果老闆還沒走，員工就按點下班了，也會被批評。何悅悅無法接受這套規則，再次離職了。
何悅悅工作過的寵物店/受訪者供圖
受到朋友的邀約，何悅悅決定創業，與其合開一家自習室，每人投入五萬左右，媽媽主動補貼了她兩萬。在呼和浩特這座小城，自習室的生意很快見頂，除了考研期間能坐滿，其他時候都冷冷清清。今年三月，自習室所在的大樓還因為疫情被封控了兩個月。何悅悅意識到，這也不是一份能堅持下去的營生，幾個月後終於將它關掉。
為了打發宅在家裏的無聊，游鹿的想法更加天馬行空，他計劃了一場跨越半個中國的摩旅。
兩個月里，他騎着摩托車，一路從保定玩到南京、順德、佛山，又去了河南、陝西、甘肅、新疆。那是一段快樂自在的日子，也撫平了他內心的一些憤怒。在佛山，他看到滿街都是開保時捷的人，不由感嘆世界的參差；在大西北，他看到農民在光禿禿的梯田上刨食，又被那種生命的韌勁打動。
游鹿騎摩托車旅行/受訪者供圖
結束摩旅之後，游鹿決定重新開啟生活。由於還沒準備好進入職場，他選擇通過送外賣作為過渡。
剛開始跑單，游鹿想試試自己的極限，最忙的時候一天跑十幾個小時。去年平安夜送餐，險些出車禍。過十字路口時，游鹿感覺放在踏板上的蛋糕快掉下去，低頭去看蛋糕，剛一抬頭，一輛黑色SUV正掉頭開過來，他趕緊剎車，「萬一速度沒降下來，人就飛了。」
當天晚上，游鹿在蛋糕店遇到當地外賣排行榜上的榜一大哥，大哥眼睛充滿血絲，厚厚的手套摘下來，手都凍成青紫色，控制不住地發抖。游鹿同情他，轉頭一想，自己也一樣，「拿命換錢，人在工作面前變成一個異化的符號。」
送了七個月的外賣，游鹿感到自己發生了一些變化。他不再沉浸在自我的感受中，沒有那麼多敏感情緒了，對人有了更多換位思考的理解。
後來，朋友邀請游鹿加入他在南京的設計工作室，和工業設計專業對口。這次游鹿欣然接受，他的考慮很務實，「我想先掙錢，再實現人生夢想。」
德國作家貝恩德.布倫納曾討論過躺臥的價值，「躺臥不等同於消極或懶惰，它可以是一種反抗，一次整合思緒或改變看法的機會。」因對自我價值陷入懷疑的蹲族，常常會借這段緩衝期重新調整甚至降低預期，積極尋求「脫蹲」。對他們來說，適應社會是始終無法迴避的命題。
從職校辭職當天，鍾琳和媽媽去看了剛上映的電影《哪吒之魔童降世》。當看到哪吒無論做什麼，都能得到父母無條件的愛護和支持時，鍾琳想到了自己。她坐在電影院嚎啕大哭，長期積壓的情緒突然找到出口。回來後她做了一個決定：重新考博。
鍾琳把考博視作對人生偏離軌道的一種補救，寄望於拿到博士學位，重獲應屆生和黨員身份，換取在就業市場的主動權。2020年夏天，在收到博士錄取通知書的那一刻，她長長地舒了一口氣，長期以來對父母的內疚感消失了。
回想過去兩年待業的日子，鍾琳覺得很可惜，「年輕人的時間是用來進步和成長的，但這兩年我什麼都沒積累。」她計劃畢業後進入高校，當一名行政老師，「既沒有學術的壓力，也能有穩定的生活。」
網絡上一個名為「逆社會時鐘小組」里，有超過7萬5千人分享人生脫軌的故事，很多年輕人都希望通過考研、考博來開啟新生活。何悅悅的選擇也是如此。
放棄留學計劃後，何悅悅報考了北大的非全日制研究生，並於今年9月入學。重歸校園讓她找回了內心的價值感。一次，她在一門名為「性別與家庭」的課上發言，表達了作為女性主義者的立場，以及對女性處境的共情，贏來一片掌聲和稱讚。這讓她體會到一種久違的認同感，「校園讓我還有時間、有條件去探索自我。」
生活在校園，何悅悅仍需要家庭供養，媽媽每個月會給她五千塊生活費。她想過去打零工，被媽媽駁回了，叮囑她在學校好好學習。何悅悅的心理負擔也由此卸下，「在我爸媽看來，考上北大是完成了光宗耀祖的任務，在北大學習的價值遠遠高於工作價值。」
至於未來的工作，何悅悅還不想去思考，她對職場依然充滿牴觸，「天塌下來有高個子頂着，我一直都是龜兔賽跑里的兔子，跑累了就一定要停下來休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