編者按：這是鄧聿文為美國之音撰寫的評論文章。這篇特約評論不代表美國之音的觀點。轉載者請註明來自美國之音或者VOA。
要準確地判斷習近平在中共二十大會採取什麼政治路線，他會統治中國多長，需了解他對時代的分法。如今，中國官宣把當下時代稱為「新時代」，言下之意，習之前由鄧小平開創、延續到江、胡這段中國改革開放的歷史，是「舊時代」。
中共「新時代」的說法，最早見於中共十九大政治報告，習在報告中指出，「經過長期努力，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進入了新時代，這是我國發展新的歷史方位。」黨的御用理論家稱這一重大政治論斷，是十九大報告的一大亮點，貫穿報告全篇，可見這個提法對習具有非同一般的意義。十九大報告有35處提到「新時代」，由習修訂的中共黨章，也把「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寫入，由此「新時代」作為習統治的標籤正式確立。不過，中共把「新時代」的時間起點算在十八大。換言之，自十八大開始，中共和中國的歷史在習看來就翻開新篇。
理論家對「新」「舊」時代之類分法會進行所謂宏觀歷史的解釋，但普通民眾對新舊的理解則簡單得多，從價值角度來說，「新」似乎意味着是好的、進步的；「舊」意味着是反動或落後的。然而，如果把習的「新時代」和鄧的「舊時代」證諸歷史和現實，會完全顛覆民眾對新舊的這種樸素認知。
在中共十九屆六中全會出台的「黨的百年奮鬥成就和歷史經驗的決議」中，中共百年史被分成四個階段，即新民主主義革命時期、社會主義革命和建設時期、改革開放和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新時期、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新時代。前兩個時期的主角是毛，第三個時期的主角是鄧，新時代的主角是習。
資料照： 中共領導人習近平在全國政協新年茶話會上發表講話。（2021年12月31日）
歷史決議將習的時期稱為「新時代」而不是像前面三個時期一樣稱「時期或新時期」，雖「一字之差」，含義卻大不同。「時代」在中文語境裏，含有代差的意思，即某個時代和它的上個時代有很大區別，而「時期」意味着一種連續或連貫性。用「新時代」來稱呼習時期，表明習時期和前面三個時期特別是鄧時期，已具有非常鮮明的特色，正如中共十九大報告所說，新時代「意味着近代以來久經磨難的中華民族迎來了從站起來、富起來到強起來的偉大飛躍」。「強」跟「富」的差別在於，一個國家可以很富，但不一定強，像今天西方很多國家，富而不強，在國際上說話沒分量；「強」本身包含着富，還意味着說話別人能聽，有一種能讓別人接受自己主張的權力，所謂不怒自威。
習將「新時代」命名為「強起來」的時代，顯然不僅要彰顯他的勃勃野心，也是要以此與鄧的「富起來」的時代相區隔，以映襯後者是「富而不強」，在鄧的「舊時代」，中國的國際地位還不是很高，受西方特別是美國的輕視，而習領導下的中國要和美國平起平坐，用楊潔篪的話說，過去是仰視你們，現在要平視你們。
上海街頭的習近平宣傳畫前站着一隻貓。（2018年9月28日）
既然在習的領導下，中國已經強起來，那麼自然要賦予他極大的權力，把習描繪成千年才出一個的「稀世偉人」，所以，官方「兩個維護」還不夠，還要「兩個確立」，並把「兩個確立」的意義拔高到關乎中共生死存亡和社會主義現代化事業成敗的高度。官媒神話習「以偉大的歷史主動精神、巨大的政治勇氣、強烈的責任擔當……出台一系列重大方針政策，推出一系列重大舉措，推進一系列重大工作，戰勝一系列重大風險挑戰，解決了許多長期想解決而沒有解決的難題，辦成了許多過去想辦而沒有辦成的大事，推動黨和國家事業取得歷史性成就、發生歷史性變革」。
確實，習對中共政權和中國社會的改造前所未有。他幾乎把從鄧到胡的30年改革開放在中共和中國身上留下的印痕全部抹去。要說「新時代」最本質的一點，就是中共又請了一尊「神」回來，整個黨、整個國家將自己的命運、自己的思考託付給了這尊「神」，讓他決定可以做什麼、不可以做什麼。中國又進入了一個新「蒙昧」時代。
習上台十年，表面看，中國國力達到了它的鼎盛時期，有和美國並駕齊驅的架勢。然而，與其說這是習領導有方的結果，不如說是中國在前30年的改革開放下崛起的結果，習順手摘取了一個快要長熟了的、不屬於他的桃子而已。在其上台前的兩年，中國經濟即已超日本，成為全球第二大經濟體。以這樣一個經濟體量，即使發展速度慢一點，十年時間又可以上一個台階。
換言之，今天不是習當政，換別的領導人如李克強，中國也會有現在的國際地位，甚至發展得比現在好得多，國力會比現在更強大，並贏得更多的國際尊重。恰恰是因習為鞏固自身權力以及為建立一個理想中的乾淨政黨乾淨國家，推出的一整套違背市場規律和基本人性的制度、政策與做法，如打壓資本、扶植國企，抑制了中國經濟本來具有的潛在的自然增長率，尤其是疫情三年的清零和封國，不僅造成了過去四十年所沒有的經濟停滯，更是人為製造了一場人道災難。
一位上海居民從封閉小區的圍欄空隙中伸出頭來張望。（2022年5月6日）
習在政治、公共空間採取的嚴厲管制，對黨內政敵的無情整肅，以及對私人產權的侵犯，也都是過去四十年未見的，藉助於高科技和大數據，他讓奧威爾筆下的「一九八四」變成了現實，今天的中國就是一個透明的、完全被監控的、毫無個人私隱的國家，是一座大監獄。另外，為顯示習的威權和中國強起來的民族主義威儀，同美國和西方的對抗，亦導致中國在國際社會空前孤立，外部環境空前嚴峻。這便是習的「新時代」呈現的效果。
當人們連基本的表達自由乃至行動自由都受限時，不知道有多少中國人還願意生活在這個「強起來」的「新時代」的虛幻榮光下。反觀習隱含否定的鄧的「舊時代」，雖然腐敗嚴重，黨的權力被寡頭分治，公民社會也受到程度不等的壓制，然而，至少經濟自由是受到鼓勵的，公共空間有一定的表達自由，人們妄議朝政而不必太恐懼，社會可以透過群體事件行使抗議的權利，黨也允許一定的討論和對領導人的非議，甚至在一段時期還出現黨內民主的呼聲，中國和西方世界的關係總體上也比較調適，民眾只要財務允許，可以自由出國。換言之，固然不必因反感習而去懷念和美化鄧時代，但人們至少不像今天活得這麼壓抑，對個人和國家的未來前途不抱希望。習給大眾畫了一個餅，許諾他們民族復興的強國夢，可多數人可能對明天都沒有盼頭，不知道這種苦日子何時結束。
從習規劃的「新兩步走」戰略來看，自2020年開始到2049年的未來30年，是屬於「新時代」的。儘管由於人的自然年齡，他不大可能在二十大後繼續統治中國30年之久，然而，只要健康允許，他會儘量把這個統治過程延長，而目前中共黨內和中國社會還看不到能夠有力制約他的力量。因此，對許多中國人來說，即將過去的「新時代」的10年只是一個噩夢的結束，二十大會是「新時代」的另一個噩夢的開始。
「新」的並不都是進步的，「舊」的也不都是落後的。習的「新時代」，不過是扛着「新」字招牌的徹徹底底的舊時代；鄧的「舊時代」，反而是符合人類文明史演化方向的新時代。歷史的詭吊和諷刺就是如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