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憶「反右」運動，最令人後怕的還不是「比例高」，甚至還不是「莫須有」，而是所謂的「引蛇出洞」！這一點毛比秦儈更高明：您瞧，報紙電台昨天還在宣揚的「百家爭鳴，百花齊放」、「言者無罪，聞者足戒」，忽然一夜之間就變成了「這是為什麼？」「是毒草就要鋤」！甭說稚嫩的學生。很多「右派」本不想發言，只是在黨的一再號召下被「引」成右派的。發了什麼言？大到對黨中央，小到對支部書記個人提意見，就是「反黨」；遠到對俄國侵佔滿清的黑龍江以北烏蘇里江以東不滿，近到對蘇聯教材有看法，就是「反蘇」。尤其是「反蘇」這頂帽子，最最冤枉：一則青年學生容易犯「愛國病」；再則從後來披露的材料看，自赫魯曉夫20大作反斯大林報告以後，我黨早已和蘇共有分歧，只是沒公開而已。您瞧，毛的內心早已經「反蘇」了，卻還要給娃娃們套「反蘇」的右派帽子！嗚呼！我實在找不到用什麼詞來形容其居心叵測的程度！
55萬「右派」，以四口之家算，就株連到220萬，再以親戚朋友也要被影響算，何止千萬？有人也許要問：右派不是當人民內部矛盾來處理的嗎？請看兩個實例：我校百年校慶時班上同學聚會，我班一位當年被「發配」到新疆的（不讓他們五年畢業，故意提早一年，於60年統統「發配」新疆）右派同學介紹了兩個「屈死」同類的典型：一個在礦坑裏勞動，天生只能幹最危險的活，由於根本不會把他當「人民」看，在一次爆破前，連他出來沒有也無人留意，就按動了電鈕，轟隆一聲的結果——他父母來收屍，1.8米的兒子連1米都拼不到，還不敢抱屍痛哭！另一個右派則正好相反，死得無聲無息：由於單人住在一個偏遠的破屋裏，究竟是病死還是餓死？後來已無從判別。只是多天以後，忽然覺得村里蒼蠅大增，才尋源發現了那塊千瘡百孔的「腐肉」！那時作為人的「右派」，或作為「右派」的人的價值，現在的年輕人恐怕是永遠無法想像的！
三、回憶「三年困難」時期
「餓殍遍野」這句成語，想必在小學就學過了吧？但誰見過呢？誰也沒見過！我只知道那時還在喊毛的口號：「人多力量大」！但在城市的街道上卻已很難發現大肚子孕婦了。當然這不是計劃生育的功勞（毛時代還無計劃生育一說）而是餓肚子的效果。我們家鄉下里巴人中有一句歇後語：「叫花子日B——窮開心！」意為再窮如討飯的乞丐，也不會喪失其天生的生殖機能。但在大躍進後的大饑荒年代裏，中國人竟然能餓到把生物界億萬年進化得來的基本機能都「淡忘」的程度！這恐怕也是文革後生朋友們不能理解的吧？我自己就有一次餓極時終於下狠心掏1兩糧票買一個饅頭才咬一小口（不是一口吞不下，而是想延長咀嚼的幸福感）就被一個更餓的人搶走的體驗。我所在的工廠里，儘管每人的月定量也有30斤左右，而且為防「寅吃卯糧」，食堂飯票上都要印上每天的日期，但每月下旬仍有少數人會發生「餓」床不起的現象，因此後來很多個車間主任都要把青年單身工人的飯票集中保管。為什麼？怕有人倒換呀！其實即使會高等數學的大學生，在「餓極」時也往往會把月底的2兩飯票換成月初的1兩飯票。我們科的一位俄語翻譯就這樣的「寅吃卯糧」吃撐到胃穿孔送院開刀的！在餓極的年代裏卻會吃撐到胃穿孔？——只有那個年代的過來人才能真正理解這種「物極必反」的「黑色幽默」！這恐怕又是文革後生朋友們不能理解的吧！
到這裏說的，還都是比農村好得多的城市。城鎮人口有定量，只要不「寅吃卯糧」，不會直接餓死；浮腫或「間接病死」，興許是你自己體質不好，不能憑空栽到毛偉人頭上。但農村呢？直接餓死恐怕就不是個別事例了。我曾聽一位安徽來的親戚講，安徽鄉下就有整村餓死的例子。我當時還不解的反問，農村無論再怎樣閉塞，農民無論再怎麼老實，人到要餓死前，怎麼樣爬到城裏或公路鐵路邊也不至於餓死呀？回答是，你們城裏人不知道，出來討飯也要開「證明」啊！後來作為正面電影的《焦裕祿》大家都看過吧，連這麼一位「愛民如子」的父母官，都要到車站去「攔阻」外出逃荒的人流；換成一個愛民不如子的父母官呢？再換成一個慣於踩着子民頭顱往上爬的父母官，像河南信陽事件中被處理的幹部和四川的一把手李井泉呢？
中國人啊，中國人！下筆到此，我無法下筆！我建議各位可以在《中國學術城》網站上看一下高華的《大災荒與四清運動的起源》，該文完全從史料的角度（不同於本文從親身感受的角度）敘述了毛應負的罪責，文中共引用110處史料，其中最觸目驚心的一段是：「劉、周、鄧、陳為中央決策的錯誤而導致百姓無謂犧牲而感到很深的愧疚，1962年夏，劉犯忤向毛進言，要求放寬政策，劉甚至對毛直言：人相食，你我是要上史書的。（據鄧力群回憶）。到了一向對毛唯唯諾諾的國家主席劉少奇竟敢「犯忤」進言「人相食」，可見農村的非正常死亡已嚴重到何等程度！現在已有大量關於河南的信陽事件和四川的大量餓殍事件的史料披露，只要不閉目塞聽，應該可以知道並不是故意造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