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個曾經的激進社會主義者如何從內部揭示「公平」、「種族主義」等左派詞彙內涵
從左派激進分子轉變成保守派的美國作家David Horowitz日前召開網絡座談會，談左派對美國的威脅。（視頻截圖）
9月13日，一位曾經的堅定的左派社會主義活動家、著有多部著作的美國作家霍洛維茨（David Horowitz）在網絡上做了一個名為「走向深淵」（Heading Towards the Abyss）的演講。他從他獨特的左派出身的視角，分析了美國目前的社會主義、共產主義意識形態及政策對美國的危害，號召保守派和熱愛美國自由的人應該毫不客氣地、直言不諱地叫那些正在試圖「根本改變」美國社會的左派分子為「罪犯」以及「種族主義者」，以保衛美國的自由。
一個真正激進左派的蛻變
霍洛維茨把自己描繪成「離開左派」的人（英語為：left the Left）。他曾經是上個世紀六十年代一個左派激進政治運動「新左派」（the New Left）的奠基人之一，也是該運動最大的雜誌的編輯。
霍洛維茨說，因為他出生和成長在左派政治環境中，所以對左派的性質以及它對美國構成的嚴重威脅有着深入的了解，「我是被總把自己標榜為『進步』的共產主義者養大的，和我曾經那樣，他們是美國以及其體制的死敵；我們視自己為社會正義的戰士，說我們站在歷史『正確的一邊』。」
他在自傳體著作《激進之子》（Radical Son）中詳細介紹了那些讓他重新審視自己的共產主義信仰，最終停止了在左派道路上狂奔的一系列事件。
1975年春，霍洛維茨參加了所謂的「反戰運動」，迫使美國從印度支那戰爭中撤出，導致共產黨控制的北越和柬共勝利了。
「在十多年的時間裏，我們一直聲稱我們關心印度支那人民，捍衛他們的自決權，並譴責這場戰爭是美帝國主義和美國種族主義壓迫亞洲受害者的案例。」霍洛維茨說，雖然在美國拋棄同盟、從那場戰爭撤退的時候，他已經意識到了共產主義的邪惡，但是他還堅持自己的「反戰」光榮立場，認為如果越南和柬埔寨能夠「自己作主」，那麼即使他們選擇了共產主義，也是應該的。
「這太詭辯了，因為我早知道共產黨不會給他們一寸自由呼吸的空間。證明我立場是正確的理由是：美國是世界上最大的帝國主義，它的戰敗是絕對的好事。」
但是霍洛維茨身上尚存的、也是共產主義者最要拋棄的人類共有的道德感，最終讓他清醒地看到這樣一個事實：當美國離開柬埔寨和越南的時候，共產黨屠殺了二三百萬不歡迎他們的農民；在柬埔寨，共產黨甚至殺掉所有戴眼鏡的人，因為人們戴眼鏡就是為了讀書，而讀書就有可能傳播反抗的思想、阻礙共產主義的未來；而當時霍洛維茨的同志們、這些號稱關心人民利益的「反戰」的左派活動家們，卻從來沒有抵制過這些明目張胆的屠殺。
「我的同志們放棄了他們聲稱保衛的人民，這明確地表明，『反戰運動』從來都不是『反戰』，而是反美的。它希望美國輸，共產黨贏。」霍洛維茨說，「為了達到把美國『根本性轉變』從而建立一個社會主義國家，進步主義者在他們運動的本質和議程描述上一直在撒謊。多年來我一直知道這個情況，但是我接受了這個謊言，因為它服務於我想像的崇高目標。但是當這些謊言導致了大屠殺的時候，我的眼睛終於睜開了，意識到我畢生從事的事業是邪惡的。」
在霍洛維茨離開共產主義思想後的幾十年，他的大多數同伴們選擇堅持他們的破壞道路。他則一直在觀察着激進左派的運動，看着它們怎麼控制了民主黨，一直到激進派中的成員奧巴馬成為美國總統。
還原真實歷史：是美國白人解放了黑奴
霍洛維茨在「走向深淵」的研討會上，提到了當前美國的很多社會主義形勢，他還談到了被其稱為《紐約時報》竄改歷史的「1619項目」（The1619 Project），稱之為「文化馬克思主義」，又名「批判種族理論」（Critical Race Theory，簡稱CRT）。即把一切都用「種族主義」的觀點來看待，認為1619年黑人登上被英國統治的維吉尼亞州的那年，應該是美國歷史的開始，而不是美國正史的1776年，從而承認黑人對美國的貢獻；認為由「白人奴隸主們」制定的美國憲法為「白人至上」的文件，因而不應該被尊重。紐時的那個編輯甚至稱「幾乎一切讓美國突出的東西都源自於奴隸制」。
目前很多學校已經正式採用了1619項目為歷史教材。2021年佛羅里達州州長德桑迪斯（Ron DeSantis）簽署法律，禁止該州學校中教授「1619項目」假歷史。
在這個問題上，霍洛維茨抨擊了共和黨以及保守派們的軟弱回應，因為這些人也認為美國的奴隸制是「美國的原罪」。但是他說，任何一個尊重歷史的人都會說，「在美國的歷史上，沒有一刻不是白人號召廢除奴隸制和種族主義，甚至為此樂意獻出生命的」。
霍洛維茨認為，如果更確切地研究歷史，那麼就會發現：不是美國發明了奴隸制。如果奴隸制是誰的「原罪」的話，那麼在美國人從奴隸市場上購買黑奴之前，非洲的奴隸制已經存在了1000年。
「美國的國父們——華盛頓、傑斐遜、麥迪遜——強烈譴責奴隸制，但如果他們不與英國和南方作戰的話，就不能廢除奴隸制。最終他們的後代確實打了一場戰爭，解放了奴隸，而犧牲了比後來的美國所有戰爭中死掉的人都更多的美國人——多數是白人。」他說，「每個美國黑奴的後代都把他們的自由歸功於托馬斯、傑斐遜（雖然傑斐遜也是一個不情願的奴隸主）、或者亞伯拉罕·林肯，以及為解放奴隸而犧牲的36萬聯邦軍士兵。」
所以，美國黑奴的解放不是奴隸本身造反成就的，而是被現在的左派稱之為「種族主義」和「白人至上主義」的白人解放的。
應該直言不諱地稱社會主義分子為「罪犯」
因為霍洛維茨自己就出身激進左派共產主義分子，所以對左派用來迷惑公眾、打擊對手的嘴上功夫以及最終目的一清二楚。
「右派要保衛美國的自由，左派就耍嘴皮子對付這些虔誠的愛國者，實際上就是要破壞憲法秩序，我也明白兩派之間的言詞分歧對美國的未來構成了嚴重的威脅。」
他舉例說，為了贏得這場冷戰，「進步派」經常把共和黨、保守派妖魔化成「種族主義分子」、「白人至上主義者」、「叛亂分子」、「納粹」和「叛徒」；而被攻擊的一方則稱這些左派民主黨為「自由分子」這種不溫不火的名詞，而且只軟綿綿地說民主黨對犯罪態度「軟」。
「民主黨們不是對犯罪『軟』，他們是『力挺』犯罪：民主黨檢察官們制度性拒絕起訴暴力罪犯；民主黨市長和州長們從美國監獄中釋放了成千上萬的暴力罪犯，並廢除了罪犯被捕之後的現金保釋制度；民主黨市長支持2020年夏季猖獗全美的黑命貴的大規模暴力運動，為被捕的重罪罪犯提供保釋金；撤資警察；指示執法部門停止工作，使得『抗議者』明目張胆燒殺搶掠，摧毀城市。」霍洛維茨說。
霍洛維茨說，「民主黨們把2020年的罪犯暴動稱為『社會公正』⋯⋯對於他們來說，這種大規模的搶劫是『賠償』，個人的搶劫和盜竊是財富的社會主義再分配。」
霍洛維茨指出，左派一貫使用的「公平」（Equity）這個詞是一個用來掩蓋他們「社會主義議程」的狡猾詞。
「即使當一個政府，而不是街頭暴徒，來進行財富重新分配的時候，『社會正義』——這種不看其功勞（merit）、而在由政治上挑選出的不同種族族群之間進行平均結果的政策——也是一種『盜竊』。」霍洛維茨說，「按種族重新分配結果不是『公平』，而是『種族主義』。」
所以，他問，人們為什麼不把這些民主黨稱為「種族主義」？是「不公平的」、是「違憲的」和「非法的」的呢？
霍洛維茨理解，保守派不願意使用「罪犯」、「種族主義」或者「法西斯主義」來描述那些激進的左派民主黨，是因為這麼做會威脅憲法的「妥協」的原則，而公民和平及公民自由依賴於這個原則。
但是，左派或者說社會主義分子已經對美國造成嚴重威脅，「美國正在走向深淵」。右派或者保守派要想保衛美國自由，首先在用詞上需要改變。
「如果你身在一個語言的戰爭中——這是政治戰爭的本質——你都被你的敵人稱作『白人至上』或者『納粹』了，你還叫他們『自由派』嗎？那麼你已經輸掉了這個戰爭。」霍洛維茨說，他作為一個左派出身、40年前轉為保守派的文人，就是要揭露這些社會主義、共產主義分子的伎倆和目標，「為什麼人們沒有看到、或者認清，他們的對手就是罪犯——或者，至少在他們犯罪的時候就是罪犯？」
「在當前的危機中，美國的保衛者們需要找到一個更強大的措辭和更現實的態度來對付他們的敵人。」霍洛維茨說，「只要保守派繼續尊重和執行早就被民主黨拋棄了的『合理的程序』的話，那麼他們就無法避免走上了民主黨的破壞性的道路。」
不過，霍洛維茨還是對美國的未來抱有希望。一個是因為左派們太盲目自大，不知道適可而止；另一個原因是：美國人中存在着數量不可低估的具有真正自由精神的愛國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