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權組織「自由之家」發表有關北京的全球媒體影響力研究報告。他們發現，中國共產黨及其代理人，正加速開展一場影響全球媒體和新聞受眾的運動，對媒體和記者作出騷擾、恐嚇，以及要求媒體和記者刪稿，壓制批評中國的報道；其中，北京對台灣的影響情況最為嚴重。
評論表示，中國除了利用媒體對海外華人圈成功洗腦外，也利用"植入"的方式，把內宣變成西方媒體內容的一部分，從而影響西方社會的意識形態，使商界和學術界為中國說好話，有助中國增加話語權。評論又說，北京以經濟力量影響台灣媒體多年，雖然推銷軟實力的成果有限，但達到分化台灣社會的效果。
自由之家發現，中國政府在過去3年，積極擴展其對媒體的影響力。報告研究30個國家和地區的情況，發現超過一半都以「高」和「很高」形容中國對媒體的影響力，台灣更是受影響最嚴重的案例，但它也做出了最有力的回應。報告認為，民主國家在應對中共的媒體影響力方面，出現驚人不平衡的問題。
報告形容，中國共產黨和其代理人，正加速開展一場影響全球媒體和新聞受眾的運動，在過去3年更為積極，中國外交官和官媒，除了投入大量資源做大外宣工作，通過抖音和微信官方帳號，影響中國境外的僑民、新聞媒體或政界人士所接收的信息，也購買外國新聞媒體的股份和向外國出口審查技術等，提升其影響力。當遇到中國政府不喜歡的新聞或觀點，會使用不同的方法騷擾和恐嚇媒體和記者，例如實施經濟壓力和網絡欺凌，直接要求他們刪去或撤回相關內容，壓制對中國的批評報道。
報告還指出，雖然中國官員和官媒沒有代表在台灣，台灣社會也有強烈反對中共宣傳的聲音，但北京仍可以通過看似像新聞報道的宣傳內容，舉辦論壇和提供補貼等方式，影響媒體內容。同時也發現，北京會以警告和鼓勵媒體審查，減少媒體發表對中國不利的報道。在疫情和台灣選舉期間，中國會直接在不同的社交平台，例如臉書、推特或油管等，製作新聞來源，讓媒體跟進和報道，推動大外宣。
2019年6月23日，台灣「反紅色媒體」總統府前集會。(法新社)
評論：中國利用媒體對海外華人圈洗腦
原《南方都市報》和《新京報》創始人程益中表示，報告描述中國政府如何影響全球媒體的情況準確。他表示，中國政府早在2003年開始，已積極對外開展大外宣工作，透過北京能掌控的媒體，向海外華人受眾洗腦，配合說好中國故事。
程益中："以前還是官方牽頭的，現在是簡體中文圈及中國大陸話語體系的所有人，包括在歐洲、美國、澳大利亞和東南亞一些會報道中國的媒體，很多都驚嘆中國鼓吹的經濟奇蹟和所謂的中國模式，以及中國崛起等假象，在自覺和不自覺下，都變成為中國歌功頌德的傳播，也可以說是中共的成功洗腦。」
評論：中共利用"植入"方式把內宣變成西方媒體內容影響意識形態
熟悉中國國情的資深傳媒人程翔表示，中國政府和及代理人，也會藉助海外的英文媒體，協助配合大外宣工作，以改變外國受眾對中國的觀感。他之前在媒體工作時也有親身經驗。
程翔："我有一個親身經歷，何志平底下的能源基金會，其實是為中國搞大外宣的機構，有一個職員找我，我當時在新加坡《海峽時報》駐香港，他們說想用廣告的方式，要求在報紙中間插入China Daily的內容，還說可以找母語是英文的人，為他們寫稿，再為我們供稿，叫我們按照廣告費價錢結算。還說，在亞洲所有的英文報紙，只差《海峽時報》，全都有與他們合作。最後我們報社當然是拒絕，這就是典型例子，中國用什麼方法做滲透。"
程翔表示，中國政府利用對媒體的影響力，影響西方社會，特別是商界和學術界的意識形態，配合中國的論調，增加中國在世界上的影響力和支持度。
程翔："對中國的好處有好多了，比如說，前幾年國際社會在辯論所謂'中國模式'，研究'中國模式'是不是比西方的資本主義制度更優越，是否要向中國學習，都是中國在對外宣傳上，對中國有利的效果，會讓國際上有更多認同中國這種模式、意識形態和辦事方式。最讓人憂慮的是，在西方對中國的綏靖主義非常強烈，現在與美國關係變差後，有一大批在商界和學術界的人，給他們（中國）擦皮鞋，幫他們圓謊言。"
程翔表示，宣傳是中國共產黨最重視的工作之一，已故中共領導人毛澤東就已表明，要設立全球新聞中心，讓全世界聽到中國的聲音，顯示中國對西方的大外宣工作，已持續多年，滲透的範圍不止媒體，學術界和商界都有，只是因為近年中國的國力增強，能在大外宣投放更多資源，才讓西方社會有所醒覺。
評論：北京對台灣媒體的影響力分化台灣社會
"自由之家"的研究報告顯示，台灣民間社會早於西方社會，察覺和警惕北京對媒體的滲透和影響力，但台灣媒體仍是在研究對象當中，最受中國影響的案例。為這次研究擔任顧問的台灣政治大學國家發展研究所助理教授黃兆年表示，要從媒體操作和影響的效果，分析中國對台灣媒體的影響力。他表示，北京透過經濟力量，例如親中商人對媒體的併購和買廣告等方法，操控台灣傳媒已持續多年，影響至今，仍然存在。
黃兆年："雖然媒體的購案數量，沒有如2008年，乃至2010年代中期那麼多，但既有親中台商對台灣媒體的併購，已成事實，在這個基礎上，北京持續對這類親中台商做補貼，也可以持續利用這個財務槓桿，透過親中台商掌握對台灣媒體的影響，會影響到台灣媒體運作和媒體報道的內容。"
黃兆年提到，中共利用對台灣媒體的影響，沒有達到提高民眾對中國好感的效果，但北京輸出的資料，進入台灣不同群組時所引發的爭議，顯示北京影響力能達到分化台灣社會的結果。
黃兆年："如果中國的目標，是要透過軟實力提高台灣人對中國的好感，基本上是沒有達到這種影響，或影響非常有限。可是中國對資訊操作的過程當中，偏差的資訊進到台灣的網路環境，會產生分化的情況，讓台灣社會在政治光譜變得更極化，更矛盾和衝突，這對台灣民主的討論和民主的決策品質，都有很大的影響。"
不過，黃兆年也提醒，在後疫情時代，中共除了用傳統的手法，影響台灣社會，近年也有增加針對互聯網和虛擬世界的大外宣工作，例如為一些年輕人喜歡的網紅和藝人，提供贊助和業配，以及培訓和鼓勵其與親中團體合作等方式，增加其軟實力對社會的影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