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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史編纂委員會主任:閉關鎖國源於統治者與人民的尖銳矛盾

—閉關政策的歷史教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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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範圍內政治、經濟、文化的頻繁交往,是資本主義興起以後的歷史現象。當世界資本主義迅速發展的時候,中國還處在滿族建立的清王朝的統治下,發展趨於停滯,社會生活的各個方面死氣沉沉,統治階級抱殘守缺,夜郎自大,固步自封,自命為「天朝上國」,不肯睜眼看看洶湧澎湃的世界歷史前進的潮流。對於西方的思想文化、科學技術深閉固拒,竭力限制中外經濟文化的交流。在清政府的閉關鎖國政策下,即使是當時最先進的中國人,也不可能正確了解世界的形勢。反動、落後的閉關政策帶來了嚴重的惡果,幾個世代的中國人民為此付出了慘重的代價。

從根本上說,閉關政策是落後經濟的產物。中國傳統經濟結構是小農業和小手工業的強固結合。億萬農民分散地生活在經濟上自給自足、政治上被封建宗法制繩索束縛起來的農村中。無數個村莊、集鎮和城市互相隔離,沒有和周圍廣闊世界進行頻繁聯繫的必要與可能。在落後閉塞的經濟基礎上,產生了因循守舊、虛矯自大、閉關自守的思想。十八世紀末,乾隆皇帝在給英王喬治二世的一封書信中說:「天朝物產豐盈,無所不有,原不藉外夷貨物,以通有無。」國際貿易和交往中的這種閉關自守、夜郎自大的思想,正是當時自給自足的自然經濟的反映。

清政府頑固地堅持閉關政策,還由於它和廣大人民群眾階級矛盾的尖銳化。當國家比較強盛,政府和人民的矛盾比較緩和的時候,統治者對周圍國家也可以採取比較開放、比較友好的態度。如漢唐盛世,中外交往頻繁,沿着著名的絲綢之路,中國和西方的經濟文化得以交流。在明初,鄭和率領的龐大航海隊屢次前往東南亞、西亞,遠達非洲海岸。有信心的強者不害怕異國的新事物,只有虛弱者才對之憂心忡忡。魯迅先生說:「漢唐雖然也有邊患,但魄力究竟雄大,人民具有不至於為異族奴隸的自信心,或者竟毫未想到,凡取用外來事物的時候,就如將彼俘來一樣,自由驅使,絕不介懷。一到衰弊陵夷之際,神經可就衰弱過敏了,每遇外國東西,便覺得仿佛彼來俘我一樣,推拒,惶恐,退縮,逃避,抖成一團,又必想一篇道理來掩飾。」(《看鏡有感》《魯迅全集》第一卷)十八世紀後期,中國社會已處於「衰弊陵夷之際」,清政府由盛轉衰,顯露了它的腐朽性、虛弱性。它不了解世界的發展,不了解外國資本主義的性質和活動方式,只是神經衰弱地以為,這一外來的異己勢力如果和人民群眾接觸,將會加強反政府的力量,引起新的騷動。清朝政府構築了一道隔絕中外的堤牆,以為任憑堤牆之外時局變幻,風雷激盪,自己還可以關上「天朝」的大門,不聞不問,高枕無憂。歷史的發展粉碎了這一幻想。

清政府的閉關政策,一方面限制中國人民出海貿易,或在外國僑居,禁止許多種貨物出口;另一方面,對來華的外國人也作了種種苛細而不必要的限制和防範。清初,由於東南沿海還有鄭成功、張煌言領導下的抗清武裝的活動,清政府為了斷絕他們的糧食物資供應,厲行「海禁」,下令「片帆不准入口」,遠洋貿易,幾乎停頓。一六八三年(清康熙二十二年),清朝統一了台灣,開放海禁,允許中國商民出洋貿易,又指定廣州、漳州、寧波、雲台山四地為外商來華通商的口岸。至此,清政府雖然打開了一道狹小的門縫,但仍然設下了許多禁令,而且越到後來,禁令越是煩瑣,越是嚴密。十五世紀初,鄭和下西洋是世界航海史上的壯舉。明代中葉,由巨大帆船組成的中國商船隊還經常出沒於遠洋洋面。此後,世界各國的航海業突飛猛進,船隻載重量越來越大,航海技術日益進步。而清政府反而規定:「如有打造雙桅五百石以上違式船隻出海者,不論官兵民人,俱發邊衛充軍」,(《光緒大清會典事例》卷七七六,康熙二十三年)對於出洋的水手、客商,防範極嚴,「各給腰牌,刻明姓名、年貌、籍貫,庶巡哨官兵易於稽查」。(《清朝文獻通考》卷三十三)中國的商人和華僑很早就到東南亞各地活動,對當地的開發以及中外經濟文化的交流作出了貢獻。但清政府卻十分歧視他們,多方加以阻撓。雍正皇帝的諭旨中說:「此輩多系不安本分之人,若聽其去來任意,伊等益無顧忌,輕去其鄉,而飄流外國者益眾矣。嗣後應定限期,若逾限不回,是其人甘心流移外方,無可憫惜,朕亦不許令其復回。如此則貿易欲歸之人,不敢稽遲在外矣」。(同上書卷三十三,雍正五年上諭)

中國地大物博,有許多可供出口的產品,但清政府橫加限制,軍器、火藥、硝磺、銅鐵、米麥、雜糧、馬匹、書籍都在禁止出口之列。為了杜絕糧食和鐵器出口,竟規定每艘商船隻准攜帶鐵鍋一口,作為炊具,每人只准攜帶鐵斧一柄,作為用具,預先規定好航行的日期,每人每天只准帶口糧一升、餘糧一升。海上風信,變幻莫測,航行本難定期。清政府這種極不合理的規定,剝奪了商船對海盜進行武裝自衛的手段,而且在漫長的航途中,生活也得不到保障。絲綢是當時對外出口的最大宗,由於出口增加,絲價上漲,這體現了市場的供求規律,可以促使中國絲綢生產更快地發展。可是統治者看到絲綢漲價,神經緊張起來,於乾隆二十四年禁止絲綢出口,結果嚴重地影響了國內經濟和對外貿易。五年以後,官吏奏稱:「近年粵閩貿易,番船甚覺減少,即內地販洋商船,亦多有停駕不開者。在外番因不能置買絲斤,運來之貨日少,而內地所需洋貨,價值亦甚見增昂」,官吏們不得不承認禁止絲綢出口,「中外均無裨益」。(《皇朝政典類纂》卷一一八)在事實面前碰了釘子,才不得不放寬禁令,但仍限制每艘船隻載運絲綢出口的數量。

清初,中外貿易並沒有限制在一地,外國商人可以到廣東、福建、浙江沿海的口岸貿易。一七五七年(乾隆二十二年),乾隆皇帝以「民俗易囂,洋商錯處,必致滋事」為理由,將通商口岸限制在廣州一地。中國主要的出口商品是茶葉和絲綢,多產於江浙閩皖,離開廣州很遠,茶絲都要從陸路長途運輸到廣州出口,不但成本增加,而且容易損壞霉變。清政府不考慮經濟效益,不許茶絲就近出口,硬性規定只在廣州一地和外國通商。而廣州的對外貿易,又被清政府特許的「十三行」商人把持,外國商人來到中國,實際接觸的只限於幾個特許的行商,而不是廣大的自由商人。一百數十年對外貿易積累的巨額資金,通過行商之手填塞了封建性消費的無窮欲壑,無助於中國經濟的發展。為了限制外國人的行動,清政府還制定了種種苛細煩雜的規條和章程,如所謂「防夷五事」、「民夷交易章程」、「防範夷人章程」等等,禁止外國人長期居住在廣州,禁止中國人受僱為外商服役,禁止向外商借款,禁止外國人坐轎子,禁止外國婦女進廣州城,外國人在廣州商館居住,不准擅自出入,每月只准有三天可以在附近散步等等,目的是要使中國人民和外國人隔絕。清政府自己就說:「向定章程,俾民夷不相交結」。(《史料旬刊》第九期,兩廣總督李鴻賓奏)

閉關政策對中國社會的前進起了嚴重的阻礙作用。當時,較有眼光的人就指出了閉關政策對經濟發展和人民生活的不良影響。「南洋未禁之先,閩廣家給人足,游手無賴亦為欲富所驅,盡入番島,鮮有在家饑寒竊劫為非之患。既禁以後,百貨不通,民生日蹙。居者苦藝能之罔用,行者嘆至遠之無方,故有以四五千金所造之洋艘,系維朽蠹於斷港荒岸之間。……一船之蔽廢,中人數百家之產,其慘目傷心可勝道耶?沿海居民肖索岑寂、窮困不聊之狀,皆因洋禁。……但能使沿海居民富者貧,貧者困,驅工商為游手,驅游手為盜賊耳」。(藍鼎元:《論南洋事宜書》,《鹿洲初集》卷三)

閉關政策也妨礙了中國人學習世界先進的思想文化和科學技術。十七世紀和十八世紀,西歐衝破了中世紀的黑暗牢籠,思想文化和科學技術突飛猛進,放射出光輝異彩。中國的知識分子卻被禁錮在理學、八股、考據、詞章的傳統知識領域的泥潭中,脫離實際,閉目塞聰,死抱着古老的教條。中國人民與世界的歷史潮流相隔絕,也就談不上學習先進的東西。從表面上看來,閉關政策似乎也限制了外國的活動,具有一點自衛作用。實際上,這種落後的、消極的政策只能束縛中國人民,而不可能限制外國。中國能不能急起直追,迅速進步,改變中國和外國的力量對比,決不能依靠自我孤立、自我隔離的政策。因為這種政策只能作繭自縛,阻礙中國的發展,扼殺中國的生機和進取精神,使得中國和西方國家的差距越來越大。閉關政策是慢性自殺政策,對國家和民族有百害而無一利。鴉片戰爭以後,閉關政策再也維持不下去了。閉關政策破產了,但是在漫長歷史過程中形成的閉關自守、夜郎自大的思想不可能很快消失。它象幽靈一樣,時時纏繞着中國。

鴉片戰爭後,為了保持虛假的「天朝」體統,道光和咸豐兩代皇帝躲在紫禁城內,從來不和外國人見面。在外國的強硬要求下,經過三十年之久,同治皇帝才被迫第一次接見外國公使。清政府也不願向外國派出外交人員,同樣是在外國的壓力下,才勉強請了一個美國人蒲安臣作為清政府的代表,組成中國的第一個外交使團,到歐美巡迴訪問。一八六二年,北京設立同文館,後又增設天文算學館,這是近代中國第一所學習西方語言文字和科學技術的學校。一八七一年,中國第一批官費留美學生出國學習。這兩件事,頑固派激烈攻擊為「用夷變夏」,在政治上掀起軒然大波。結果,留美學生中途停學,全部撤回,同文館也招不到學生。一八七六年,英國人在上海修築一條三十里長的吳淞鐵路,這是中國土地上的第一條鐵路。清政府卻以二十八萬兩白銀高價購回後,拆毀扔棄在水裏。一八八一年建成的從唐山到胥各莊的運煤鐵路,最初由於頑固派反對用蒸汽機車牽引,只好用牲口拉着車廂在軌道上爬行。頑固派揚言:「電線鐵路,變華為夷,鄙見迂疏,期期以為不可」。(《劉坤一遺集》第一七六四頁)可見閉關自守、夜郎自大的思想,流毒甚深,嚴重地阻礙着中國的進步。歷史已經過去了一百數十年之久,在新的征途上,閉關自守、夜郎自大的殘餘思想,仍然可能成為我們前進的絆腳石。因此,重溫一百多年前的這一段歷史,繼續破除閉關自守、夜郎自大的偏見,積極展開國際間的經濟、文化交流,是非常必要的。

責任編輯: 李廣松  來源:新默存 轉載請註明作者、出處並保持完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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