譚其驤
譚其驤先生的五星級文章
張偉然
歲末在廣州，一位學兄閒談學術時偶然用到了"活性"一詞，我覺得這個概念很好，可以用來表達一些非常微妙乃至於有時很難言傳的感覺。現在我想用它來談談先師譚其驤先生。
譚其驤先生的學術成就當然是舉世聞名的。他主編了煌煌8冊《中國歷史地圖集》，那是一套里程碑式的著作，建國後史學界最重要的兩項基本建設工程之一。此外他還主編了《中國自然地理·歷史自然地理》，主編了《辭海·歷史地理分冊》。這些都是大型的集體項目。他個人的論著則並不多，沒出過專著，沒編過教材，只發表過一些單篇的文章。到70多歲才編定平生第一部論文集，即1987年由人民出版社出版的《長水集》上、下兩冊；他去世後葛劍雄先生又給他編了《長水集》續編，1995年仍由人民出版社出版。他一輩子的個人著述大體也就是這些了。
可是從這裏面我們可以看到，譚先生從21歲（1932）開始發表論文，到1991年一病不起，他的學術生命持續了整整60年。
我這句話有特定的含義。我並不認為一個人活着、不停地在寫文章出東西就算是在延續他的學術生命。茅海建、劉統兩位先生曾在回顧建國50年軍事史研究的文章中曲終奏雅說，有些人在學者的心目中已經死去。這個意見我很同意。我說譚其驤先生的學術生命一直持續到他生命的盡頭，是因為他在有正常思維的生命狀態中，一直保持着學術的活性。
泛泛而談很難講出個什麼名堂，還是來看文章。我覺得得對文章進行篩選，也就是說要分類分級，要不然沒法談。首先可以分為三類：好文章、一般性文章、爛文章。後兩類在此可以置之不理，且單說好文章，我認為可以設三點標準：一是問題宏大：要麼問題本身很宏大，要麼它牽涉到的問題大；二是文本複雜：必須投入一定的工作量；三是手法新穎：或者是資料的獲取途徑，或者是對資料的處理，要有智慧。
簡而言之，須有大問題、大功夫、大智慧。此外當然還須考慮一些不言而喻的條件，比如：獨創性（提問或結論）、獨立性（工作過程）；還須照顧技術性因素：一篇文章在寫作中或發表時被分成了若干部分，那就合而觀之。這些都不必說得過於繁瑣，僅以前述三點而論，要通通滿足也實在很困難，因此我覺得還可以分級：三點都滿足的，五星；滿足兩點的，四星；只滿足一點的，三星。
用這個方式來考量，我估計我們很多人的成績單將很難看。但是可以驚訝地看到，在譚先生的三本《長水集》裏，隨便怎麼摳，五星級的文章都有一個不得了的數字。我個人原認為有30篇，經與學兄師長討論，覺得可以合併、去掉幾篇，仍有24篇。茲按寫作年代依次開列如下（篇目後的年份為寫作年/初刊年，前者不詳或系同一年則僅注後者），並儘可能地略述理由：
1.《討論兩漢州制致顧頡剛先生書》（1931/1980）：雖然不是一篇論文的形制，但問題實在宏大，提問能力實在高明，解決過程實在完滿。顧頡剛先生的附說可以表明它的價值："藉此可以明白古人治學方法的不正確"，"現在經過這樣的辯論之後，不但漢武帝的十三州弄清楚，就是王莽的十二州也弄清楚，連帶把虞舜的十二州也弄清楚了。對於這些時期的分州制度，二千年來的學者再沒有象我們這樣的清楚的了！"
2.《湖南人由來考》（1931/1932）：中國移民史研究的開山之作，其研究方法在當時非常前衛，迄今仍是從事該領域研究的常用方法。著名史學家林增平先生在上世紀80年代掀起一波近代湖湘文化研究熱潮，自稱便是受此文啟發。
3.《近代湖南人中之蠻族血統》（1933/1939）：不僅很漂亮地證明近代湖南人中存在大量蠻族血統，解決過程堅強有力，而且對解釋其它地區的居民由來有啟示意義。文末提出一個很天才的思想："清季以來，湖南人才輩出，功業之盛，舉世無出其右，竊以為蠻族血統活力之加入，實有以致之。"大概無法統計這句話在近十數年中被論述湖湘文化的各色人等反覆轉引過多少次。
4.《晉永嘉喪亂後之民族遷徙》（1934）：魏晉南北朝史的經典名篇。前人未嘗不知那次北人南遷是中國歷史上的一大關鍵，奈史料不明，無處下手。譚先生以僑州郡縣為線索，將問題解決到非常清晰的一個程度，充分展現了他的過人才思。文末稱："隋唐而後，南北文野聲名之比，終非漢魏之舊矣。"開啟了一個重要的文化地理思路。
5.《播州楊保考》（1940/1941）：極盡因小見大之能事，內容十分豐富。論證楊保並非如明初宋濂所稱為宋代楊業之後，實出自當地古代土著族類；並展開討論楊保同化諸族，以及其移殖境外、遺裔。文章沒有提出進一步的結論，但以實例為涉及南方土著民族的移民史研究以及譜諜資料的利用作出了示範。
6.《秦郡新考》（1947）、《秦郡界址考》（1944）：前文從史料中逐一核實有秦一代設郡除內史外有46並有可能為48，較前人執着於從數目談秦郡前進了一大步。至此，秦郡問題基本上解決。後文為政區地理（時稱沿革地理）的研究提出了新的重要學術問題。
7.《浙江省歷代行政區域——兼論浙江各地區的開發過程》（1947）：首次發掘出政區變遷的內在含義。創造性地提出："一地方至於創建縣治，大致即可以表示該地開發已臻成熟；而其設縣以前所隸屬之縣，又大致即為開發此縣動力所自來。"我很奇怪何以譚先生在《長水集》自序中述及這一時期有分量的作品時不提此篇，在我看來，此文所表現出的智慧簡直匪夷所思。從枯燥的沿革地理中竟能演繹出一部活生生的地方開發史，真不知他的靈感是誰給他的。用現代地理學的術語來講，這就是最簡單、直接、有效的替代指標法。
8.《〈漢書·地理志〉選釋》（1957/1959）：雖然是寫給初學者看的，但任何人讀過之後都不會覺得它程度太淺。譚先生並不在意它的讀者有多無知，而只關心他們應該要做到有多好，因此他在文中舉重若輕，盡情地展示。很多人覺得教初學者並不需要多高的水平，這篇文章足以證明那樣的想法有多荒謬。不折不扣地就是一篇歷史地理典籍的研讀法、歷史地理研究的方法論，只可惜在《漢志》103郡國中只選注了6個。
9.《蔡文姬的生平及其作品》（1959）：《長水集》中為數不多的幾篇非歷史地理論文之一，生動地展現了古典文學研究中欠缺些什麼，歷史學者又能為它做些什麼。順便說一句，很多人都只注意到譚先生的文章學術含量很高，卻不大注意他的文章從形制上看也極為漂亮。不僅謀篇佈局章法謹嚴，遣詞造句也很考究。他的文章有一種節奏感、韻律感，實在可稱得上典雅大方。
10.《何以黃河在東漢以後會出現一個長期安流的局面》（1962）：譚先生在《長水集》自序中說"我自以為這才是一篇夠得上稱為歷史地理學的研究論文"，可見其得意之情。由黃河下游的安流追溯到中游的水土流失，由水土流失聯繫到植被，由植被想到土地利用方式，由此發黃河長期安流的千古之覆。儘管在地理學框架中這一觀點不無可商（主要是量的問題），但在歷史學領域，能把問題做得這樣深邃，已經可以算極致了。
11.《鄂君啟節銘文釋地》（1962）：這篇文章當然應該和它的餘響《再論鄂君啟節地理答黃盛璋同志》（1963）合讀，梳理了當時楚國境內水陸交通狀況。既是對銘文中地名的合理考釋，又是對當時地理環境（尤其河湖水系）的研究心得。圓融貫通，縱橫無礙。
12.《上海市大陸部分的海陸變遷和開發過程》（1973）：之前有《關於上海的成陸年代》及"再論"之作，此篇在獲得考古新資料的基礎上踵事增華，由自然環境而推及人文，重在前者。並世學人側重自然環境則多疏於人世變遷，偏重人文歷史則多不顧自然背景，此文深得地理學綜合研究之旨。且文章結構清朗，顯豁無比。
13.《馬王堆漢墓出土地圖所說明的幾個歷史地理問題》（1975）：含漢初長沙國南界、漢初長沙國西南邊區的八個縣治、水道名稱的演變三部分，看似瑣碎，所涉及的卻是西漢長沙王國境域變遷（當時有學者徑以《漢書·地理志》所載西漢末年政制釋漢初長沙國）、政區界線劃分、秦代縣數等宏大得不得了的問題。
14.《〈山經〉河水下游及其支流考》（1978）：無話可說。譚先生在《長水集》自序中已經說過："這是我的一篇得意之作。古今學者講到漢以前古黃河全都只知道有一條見於《禹貢》的河道，誰也不知道還有其它記載。如今被我從《山經》中找出這麼一條經流鑿鑿可考，遠比《禹貢》河水詳確得多的大河道來，怎不令人得意！"我們所能做的只有幫他得意。
15.《雲夢與雲夢澤》（1980）：無話說。鄒逸麟先生曾有評價："澄清了一個千年疑案"，"實際上是一篇江漢洞庭平原區地貌變遷和地區開發史的論文"，"對研究長江流域湖泊平原的變遷具有很強的典型性"。地質鑽探資料也已證明了它結論的正確性。
16.《西漢以前的黃河下遊河道》（1981）：該文第五部分是"結論十二點"，以譚先生惜墨如金、簡潔明了的作文風格，其內容之豐富、重大可知。《長水集》自序對此未作評價，我個人覺得它無論從哪方面都比上述第15篇有過之而無不及。
17.《歷史上的中國和中國歷代疆域》（1981/1988）：主編《中國歷史地圖集》20多年的心得，其重要性已經超出歷史地理學而上升到整個歷史學領域。也許可以說是歷史地理學在它出現（1934）的前半個世紀內為歷史學所作的最大的理論貢獻。
18.《論〈五藏山經〉的地域範圍》（1982）：對《山經》所涉及地理問題的一次全面清理。如果譚先生耐得煩，將《山經》的原文都附上去，並且羅列一些前人陳說，那就是一部專著，而且還是高質量的——因為裏面有那麼多別人無法夢見的真知灼見。文本非常完美：先交待學術史，再討論方向和里距，然後逐一考證，到最後與《禹貢》進行比較，認定《山經》的寫作地點應肯定顧頡剛先生的周秦河漢之間說，寫作時代得把顧先生的《山經》早於《禹貢》說顛倒過來。前人關於這兩部先秦地理名著孰先孰後的討論不知凡幾，但因都沒有搞清《山經》地物的具體所在，因而那種討論大抵跡近無根，對二書地理價值的比較也無非隙中窺月。此文為先秦地理的研究開一新境界。
19.《海河水系的形成與發展》（1984/1986）：此文的寫成頗有點戲劇性。提綱是譚先生在1957年發現問題之後迅即寫成的，他以此在那年5月作了一個校慶學術報告並油印分發給海內同好，以為萬事大吉。不料時過20多年有人以其所贈提綱敷衍成專文公開發表，並號稱是自己多年鑽研的收穫，譚先生氣不憤，這才將提綱找出來撰寫成文。我們得感謝那位大俠，要不然以譚先生的性格和倥傯，我輩小子很可能就沒有看到這篇文章的福份。沒話說。鄒逸麟先生早已闡述："我國境內河流除黃河外，要數海河水系變遷最大。但海河水系形成於何時，以前所有學者都沒有搞清過"。即此可知該文的分量。文末有一個後記，解釋何以對舊作只"改寫"而"不增加任何新的內容"："我可不是主張抱殘守缺，研究歷史地理可以只在故紙堆中討生活；這是因為寒齋只有這些舊籍勉強齊備，過此就得跑圖書館、資料室，就不是我這個衰老而殘廢的人所能辦得到的了。"落款署"1984.7.15.改寫脫稿後揮汗書此。"每次我看到先生的這類文字，都感動得想流淚。
20.《唐代羈縻州述論》（1986/1990）：題稱"述"，其實通篇是"論"。稱"述"的目的大概一是謙虛，二是文氣的需要（去掉這個字念起來音節不諧調）。討論的時代限於唐，其實可作為研究歷代民族地區、民族關係的綱領性文獻。
21.《中國文化的時代差異和地區差異》（1986）：任何人做這類題目，恐怕都難免空空只手，赤條條來去無牽掛。但這篇文章題目大，內容實，耳目新，令人不能不佩服其思維行走線路的巧妙。然而譚先生的巧又巧得風格沉雄，絕不讓人看着他在討巧。中國歷史文化地理研究的指導性文獻。
22.《中國歷代行政區概述》（1987）：《長水集》中的文本是1984、1987年先後發表的兩個文本的組合，為此我們要感謝葛劍雄先生。文中先敘述歷代政區的實態，然後談演變的規律，涉及政區數量、幅員、層級、官員諸方面。在最後"幾個應予注意的問題"中又着重談到了唐宋的郡名以及舊時代文人習用的地名古稱、別名，我覺得可以就這一部分發展出一個專題研究，就叫：文學地名學。
23.《自漢至唐海南島歷史政治地理》（1988）：約25000字，分八部分，談的是海南島與大陸的關係史，附論梁隋間高涼洗夫人功業及隋唐高涼馮氏地方勢力。考定海南島自西漢棄珠崖、儋耳二郡後，直到隋代才重歸大陸版圖，發千年之覆。完全是一部專著的規模。
24.《歷史人文地理研究發凡與舉例》（1990/1992）：譚先生的絕筆。上篇是發凡，由譚先生口述、葛劍雄先生執筆；下篇是舉例，僅寫成談歷史人口地理的第一部分。造化弄人，如今我們只能欣賞它的殘缺美了。儘管如此，露出雲端的這部分早已是一幅神龍的模樣。
除了上述這些，譚先生當然還有一些好文章，但我覺得那些都不能跟這24篇相比。例如，《新莽職方考》（1934）從問題來說足夠大，文本也很壯觀，末尾還附考了新莽郡縣官制以及改漢郡縣名通例，但我覺得那主要是一個鈎稽、爬梳、歸納的工作，智慧含量不太夠。《論丁文江所謂徐霞客地理上之重要發現》（1941/1942）從牽涉到的問題來說足夠大，但方法較為普通，文本也較為簡單。再有，《太湖以東及東太湖地區歷史地理調查考察簡報》（1974/1980）從文本的複雜及智慧的含量來說都程度很高，但畢竟只是一個考察報告，問題欠宏大，而且篇末還註明當中包含了張修桂先生的兩點看法。要之，譚先生的文章篇篇都有個人的見解，但五星級的文章大概就是上面這24篇。若算上三星級的，應該有40篇左右的樣子，那些姑且不說它。
從這24篇我們可以看出若干問題。其一是，過去我們老有人覺得譚先生的論著不算多，他本人也在《長水集》序中自況寫文章出手很慢，現在看來那樣的印象欠準確。在五星級文章的層面上，譚先生的論著之多是駭人的。我沒盤算過他的同輩人中有多少人能達到那樣的水準，就目前而言，一般的教授大概有那麼兩三篇就算不錯，有五六篇的話就可以算很好的教授了。
當然，譚先生在當教授前他的五星級文章也只有4篇，那一年他31歲（1942），加上其它文章，共31篇。到1949年，他的五星級文章增加到7篇，應該說，也不是一個不得了的數字。令人驚訝的是後面。他於1978年中風，從此半身不遂，可是他出五星級文章的速率並沒有因此而衰減，反而還大大高於以前。這以前47年（1931-1977），即使扣除解放初耽擱的2年、文革中耽擱的3年，也還有42年，五星級文章13篇，平均每年0.31篇；而這之後到他最後病倒（1991）不足14年，五星級文章為11篇，平均每年0.79篇。後14年的年出產率為前42年的2.55倍！
我們不能不說這是一個十分奇怪的現象。儘管我們可以為這一現象找出許多客觀理由，在前42年中，譚先生有很多時間花在了別的事情上。諸如：他年輕時編《禹貢》雜誌經常要為作者改稿甚至寫稿，後來又為生活而輾轉奔波，經歷抗戰、解放等社會大動盪，建國後搞集體項目一搞就是20來年，等等。可是我們不要忘記，後14年他已是衰年有病之身，中間好幾次小中風在醫院一躺就是幾個月，而且還要帶學生，還要應付身為社會名人而紛至沓來的各種雜事。在時間上後14年他也絕對得不到充分自由的。
那麼我們只能說，在後14年他有足夠多的東西要寫，隨便出手都是五星級文章。我覺得這個解釋比較能說明問題。從文本上看，他早年的五星級文章雖然也美侖美奐，但晚年的文章更大氣磅礴，臻于澄明洞澈之境。這顯然與他中年以前的積累分不開的。他晚年的文章有些是對中年所做具體工作的提升和總結，如《中國歷代行政區概述》《歷史人文地理研究發凡與舉例》之類；而有些則是將中年的發現撰寫成文，如關於黃河故道、海河水系、唐代羈縻州諸篇。在《自漢至唐海南島歷史政治地理》一文中，他述冼夫人功業時寫道："筆者察覺此事約已五十年，惜未能見諸筆墨"。我相信類似的發現他還帶走了不少。因為就在我從他問學的短短一年多時間裏，他就說出了很多讓我聞所未聞、自己也根本想不到的想法。悠悠蒼天！如果還假他以年，誰知道還有多少珠玉會蹦將出來？
小時候常聽老師們念叨一句話："死讀書，讀死書，讀書死！"言下頗有不屑之意。如今讀着《長水集》，我想，一個人如果真能讀書死，那該是多麼值得羨慕的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