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川普正式當選美國總統的時候，《時代周刊》將他作為封面人物，旁邊一行小字：美利堅分眾國總統。川普的當選，是美國左右對抗、兩極化的結果，他上任之後，又加劇了美國內部的分裂，2017年8月發生在弗吉尼亞州的夏洛茨維爾流血事件，是白左和非歐裔的美國人與白人中的右派（白人至上主義者）衝突的表面化，顯示出自從上世紀60年代以來美國內部各種族、族群的和睦共處，如今再次受到撕裂，政治正確的共識受到了嚴峻的挑戰。
川普在競選演講中，再三公開宣稱：「政治正確，我們再也承受不起！」現在的問題是：維繫了美國各種族和族群和睦共處的政治正確原則依然還正確嗎？流行了美國幾十年的身份政治，是否有值得反思的空間？假如美國不在這些問題上重新找到共識，發生在左右之間的裂痕將繼續擴大，乃至撕裂美國。
政治正確是否正確？
政治正確，是對言論自由的一種限制，它要求公眾、特別是有權勢的公眾人物在表達言論的時候，不得以歧視或貶低性語言指稱對象，特別是對弱勢群體、少數族裔以及非主流的宗教與文化，以避免傷害他們的利益與尊嚴。比如，不得以「黑鬼」描述黑人、「弱智」形容智力障礙者、「瘋子」指稱精神病患者、「蕃人」稱呼原住民等等。自上個世紀美國平權運動以來，政治正確成為美國和歐洲輿論界的第一原則，許多政客、大學校長、脫口秀明星、節目主持人因為一不小心發表了對少數族裔、弱勢群體的歧視性語言，被迫下台、辭職或道歉。
政治正確原是為了保護少數族裔的集體權利和邊緣社群的文化特殊性，適當限制主體族群和主流文化的言論自由，以便讓不同族裔、不同宗教和不同文化的人群相互容忍、和平共處。然而，政治正確從一開始就備受爭議，隨着以極端伊斯蘭原教旨主義為背景的恐怖活動的升級、外來穆斯林和墨西哥移民犯罪率的上升，讓許多白人更加心懷不滿，覺得自己的意志受到了壓抑，失去了自由批評的權利。當口無遮攔的川普橫空出世，公然嘲笑穆斯林、批評墨西哥移民，讓許多白人選民暗自叫好，覺得他說出了自己不敢說出口的心裏話。
夏洛茨維爾流血事件的起因也與政治正確有關。政治正確是白左和大多數非歐裔美國人所信奉的原則，近幾年政治正確不僅運用於現實秩序，而且開始以此為原則追溯美國歷史，重新顛覆歷史的書寫。在美國早期歷史當中，幾位開國元勛如華盛頓、傑佛遜等都是大奴隸主，有蓄奴的傳統。一些白左因此要落實「轉型正義」，還原這些大人物的本相，重新評價美國的早期歷史，甚至提出要拆除那些維護奴隸主利益的歷史人物的塑像。夏洛茨維爾流血事件，就是起因於當地市政府決定移除市中心一尊南北戰爭時期南方將軍羅伯特·李的雕像，激起了白人至上主義者們的不滿，因而成為此次暴力事件的導火索。政治正確原是世俗的多元社會對諸神之爭的調停，旨在防止因歧視性言論而爆發的文化衝突。但如今因為其咄咄逼人，從維護秩序走向清算歷史，因而引發了更深刻的種族和族群衝突。
政治正確本身正確嗎？這裏所涉及的，乃是一個更深層的認同問題：何為美國？何為歐洲？歐洲和北美在歷史上都是基督教文明的天下，從基督教內化而來的現代性文明成為美國和歐洲的立國之本。美國和歐洲原來都是以「文化大融爐」自豪，不管外來移民來自什麼民族、有什麼樣的文化背景，到了這裏都要接受更先進、更文明的美國價值和歐洲價值。然而，上個世紀六十年代之後，文化多元主義席捲歐美，成為主流，而「大熔爐」理論被視為「政治不正確」受到唾棄。美國不再是盎格魯·撒克遜的美國，歐洲也不再是基督教的歐洲，它們成為不同族裔、宗教和文化的共棲之地。然而，美國價值和歐洲價值的隕落，讓文化保守主義者們憂心忡忡。亨廷頓在上個世紀末出版的《我們是誰：美國國家認同的挑戰》一書中驚呼：在今天的新大陸，已經找不到美國了！—-那個盎格魯·撒克遜精神的美國。在他看來，文化多元主義消蝕了美國的靈魂，讓美國的國家認同變得曖昧，美國將不成美國，在各種「異教」的入侵之下，美國總有一天會像羅馬帝國那樣，因為失去了自己的獨特精神而滅亡。
在亨廷頓看來，文明的衝突不僅發生在國際社會，而且根植於美國社會內部。基督教面臨着與其他軸心文明的衝突，「蠻族」的入侵改變的不僅是人口的構成，更是美國的靈魂。亨廷頓雖然已經去世，但他的盛世危言依然餘音繞樑，而川普，不過是亨廷頓的通俗版或粗鄙版而已。
2017年10月，歐洲十位保守主義知識分子也聯名發表了《一個我們能夠信靠的歐洲》，針對歐洲如今洶湧的文化多元主義浪潮，斥之為它們造就了一個「虛假的歐洲」，妄想穆斯林將會愉快地採納他們的世俗主義與文化多元圖景，但結果是「穆斯林在歐洲過着一種非正式的自治生活，不遵循當地的法律，好像他們更像是殖民主義者而不是我們國家的同胞成員。」這些歐洲保守主義者們驚呼「歐洲家園的被殖民、歐洲文化的覆滅，這就是我們必須承認的歐洲21世紀的偉大榮燿。」他們所懷戀和呼喚的是一個「真實的歐洲」，即以基督教為文化根基的老歐洲，歐洲最好的文化傳統都是在基督教根基中生長出來的。這些文化的保守主義者同時又是堅定的民族主義者，認為文化多元主義是古老帝國的傳統，但近代歐洲的民族國家成為了歐洲文明的標誌，這這一政治形式致力於把民族性和主權聯結在一起，應該重申民國國家的主權，捍衛以基督教為核心的「真實的歐洲」。
基督教中心主義還是文化多元主義？關於政治正確爭議的背後，是越來越尖銳的國家認同分歧。許多美國人和歐洲人、特別是社會底層的白人，不滿洶湧而來的移民潮、高居不下的犯罪率和令人恐懼的恐怖襲擊，希望回到原初的美國、原初的歐洲，那個有着獨特文化的基督教世界。
身份政治的自我設限
美國如今的主要矛盾體現為各種身份政治之間的緊張，一方是文化多元主義，另一方是白人至上主義。所謂的身份政治（identity politics），乃是強調在政治過程中參與者的文化身份，以特殊的文化身份證明其權利的合法性。身份政治強調參與者的身份認同，其目標指向乃是為在社會中因其身份而被邊緣化的成員爭取自由和權利，比如黑人、女性、同性戀、智障、殘疾人以及其他非主流的少數族群。
身份政治本質上是一種權利政治，弱勢群體爭取與主流群體共享平等權利。西方的爭取權利運動有一個從公民政治到階級政治再到身份政治的演化過程。從19世紀開始的民主運動，最初是一種普遍的公民權運動，強調的是每一個人，無論是男性、還是女性，是富人還是窮人，都是平等的公民，擁有同等的政治、經濟和社會權利。然而，公民政治所強調的權利，是形式上的平等權利，當不同的階級處於懸殊的經濟地位的時候，他們事實上所享受到的自由與權利是有顯著差異的，在公民政治的旗幟之下，事實上能夠承擔政治責任的，只是那些有財產或有知識的公民。於是，到了20世紀在馬克思主義意識形態號召之下，無產階級對抗資產階級的階級政治成為了時代的主潮。然而，到了二十世紀末，隨着冷戰的結束和意識形態的消解，整體性的階級政治與公民政治一樣，也漸趨式微，社會的反抗運動失去了共同的政治烏托邦前景，普遍主義的左翼運動開始分化，變異為各種強調文化身份的身份政治：女權運動、同性戀運動、族群平等運動等等。 Michael Hechter指出：民主制的政治核心在於爭奪中間選民，少數群體的利益永遠遠離中間群體，當政治權力忽視他們的政治地位與權益的時候，這些少數群體就會試圖以文化多元性的口號來尋求自己的政治權益。
如果說公民政治強調的是不同背景的人在公民身份上同一性的話，那麼，身份政治注重的是同一公民身份背後不同的文化身份之差異，因而身份政治也是一種差異政治，它強調對自身獨特的文化身份的特殊性認同，不僅是自我認同，而且要求得到他人的承認，從而獲得平等的對待與尊重。查爾斯·泰勒將之表述為承認政治，他說：「差異政治認為應當承認每一個人都有他或她的獨特的認同，……正是這種獨特性被一種占統治地位或多數人的認同所忽視、掩蓋和同化，而這種同化是扼殺本真性理想的罪魁禍首。」在泰勒看來，現代人都具有獨一無二、不證自明的本真性，公民政治的所採取的無視差異的價值中立性原則，實際上主流群體文化霸權的反映，不僅是違背人性的，而且其本身是高度歧視性的。一個真正的自由社會，其特徵乃是在於它對待少數群體的方式，尤其是對那些拒絕認同公共的好生活定義的群體有足夠的寬容，並且給予他們與其他所有社會成員同等的權利。
身份政治的哲學基礎是文化多元主義，認為美國就是一個有多個種族、族群、宗教和亞文化所形成的政治共同體，它以一種後現代的、破碎的方式存在，從文化的角度而言沒有中心、也不需要中心。各種不同的宗教、文化與身份都是平等的，在價值上也是等值的。洶湧的身份政治潮流消解了美國建國以來的歐洲中心主義，尤其是五月花號船所象徵的盎格魯·薩克遜的歷史傳統。因此，在白人右派當中激起了強烈的反彈。當各種身份政治、特別是少數族群的政治崛起、並且得到了受到高等教育的白左們支持的時候，處於社會底層的白右們感到自己被輕蔑了，蛻化為弱勢群體，認為因為自己是白人，因此而受到排擠，受到政治正確的壓抑，失去了批評其他族群的權利，而且連白人的建國歷史也受到挑戰。於是，在夏洛茨維爾事件中，一股白人至上主義情緒被激發出來，瀰漫到全國，與文化多元主義產生了強烈的對抗。
無寧說，白人至上主義是另一種身份政治，因其白人的種族身份而建構自身的文化優越感與政治優先性，它與主流的身份政治形成了奇妙的弔詭關係：既對抗，又同構，都是以族群或文化的身份訴求自身權利的合法性。特殊的文化身份被認為具有天然的正當性，無須論證便得以證明。於是在各種公共論辯當中，對真理本身的討論，被各種身份的優先性和不可冒犯性而替代。馬克·里拉因此感到極大的憂慮，他說：因為各種身份政治的泛濫，使得美國人「在一個充斥着身份政治、分裂、零和世界中步履維艱，喪失了一種使我們成為一個國家的意識。」他以公民共和主義的立場，批評1960年代以後的美國自由派，「過分關注個體承認、本真性等身份政治議題，過分強調自己的差異性，而忽略了對於美國共同性的塑造。」
身份政治的崛起，在某種程度上使得美國的各種族群、亞文化群體彼此之間發生了斷裂，整個政治共同體變得支離破碎，甚至發生了對抗。一個政治共同體，不僅存在着由不同的族群和文化身份所構成的多元文化政治，但假如它要存在下去，同樣需要具有同一性的政治文化。美國最初的文化政治與政治文化是同構的、合一的。盎格魯·薩克遜獨特的新教文化傳統，鑄造了美國的立國精神，構成了以憲法為核心的政治文化。美國的新教文化，具有雙重性質，既是一種產生於特定族群的文化政治，又是一種以全人類為指向的普遍主義文化。隨着來自不同種族和族群的移民加入，美國逐漸從盎格魯·薩克遜的單一族群轉變為一個多種族、多族群的國家，於是文化政治與政治文化發生了分離。如今的問題在於：究竟是以憲法為核心的政治文化優先於以身份認同為背景的文化政治，還是各種文化政治優先於國家的政治文化？一個多元文化、多元宗教和多元身份的政治共同體，如何維持政治文化的同一性？
馬克·里拉所擔心的，正是美國立基的動搖、各種身份政治的對抗，最終將撕裂美國政治共同體的文化同一性，因此他要用公民共和主義來平衡文化多元主義。文化政治根植於多元的文化身份，卻訴諸於政治權利，而政治文化來源於政治傳統，最終要落實為文化的同一性。文化與政治，彼此之間並沒有一條明確的界限。但兩者構成了「多元一體」的關係。所謂多元，乃是指公民不同的文化身份，而一體，是不同族群、宗教和文化身份的公民，所共享的政治文化。至今為止，美國政治文化的同一性依然存在，為各種對抗的文化政治所承認，但繼續對抗下去呢？會不會總有一天撕裂美國？至少在今天，已經出現了「一套價值，各自表述」的競爭性對抗。顯然，身份政治需要一個必要的自我限制，那就是以不破壞政治文化的同一性為限度。令人寬慰的是，從各方對夏洛茨維爾事件的反應來看，這個共識依然還存在，只是有點岌岌可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