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GBTQI+CRT+氣候變化-綠色能源+取消文化（Cancel Culture）+大麻（吸毒），這是美國進步人士的標準配備。（美聯社）
要了解今天的美國，馬克.萊文（Mark Levin）這本《馬克思主義在美國》（American Marxism）是本不可錯過的好書。它不僅為處於焦慮之中的美國人提供了政治解碼，還為世界那些執着地認為美國憲政具備良好糾錯機制的人抹去遮眼雲翳。
所謂「糾錯機制」的理論表述就是「鐘擺效應」：美國從來不缺左右勢力，政治一直在左右之間搖擺，但在憲政約束之下的兩黨制下的政治競逐，總能讓美國政治最後回歸中位。也因此，這類人無視美國正在發生的一切，堅持認為美國依舊是世界這片茫茫大海中那座指示方向的民主燈塔。他們不明白，民主黨政府的美國價值觀，早已是LGBTQI+CRT+氣候變化-綠色能源+取消文化（Cancel Culture）+大麻（吸毒），這是美國進步人士的標準配備，《馬克思主義在美國》的章節標題，列舉了上述被賦予宗教般不可顛覆之神聖地位的各種政治主張。這些主張悉數被美國民主黨裝入「進步主義」筐籃中，列為治國理政方針，誰要不同意或有異議，本書第六章標題言及的言論審查，以及美國左派發動的群眾運動——取消文化將會「光顧」異議者，輕則被社交媒體銷號，重則會有「革命群眾」寫信到其任職機構要求「取消」（解僱、停課），或者逼迫書店、亞馬遜將其著作下架。
馬克.萊文成書之時，拜登政府還未將上述左派價值觀列為向全球推廣的美國價值觀。二〇二二年四月，拜登政府發佈了其任職以來第一份公開的美國政府報告，誇耀本屆政府為在全球推動男女同性戀、雙性戀、跨性別者、酷兒及間性人等人士（LGBTQI+）的人權所作的工作。美國國務卿布林肯（Antony Blinken）於四月二十八日宣佈：「我們敦促所有政府與我們一起採取行動，支援LGBTQI+人權捍衛者不懈和崇高的工作。」這條推文由美國駐華使領館US Mission CN@USA_China_Talk譯成中文，通過官方推特廣為宣傳。
如果關心美國，並且對美國在二〇一一年阿拉伯之春期間及以前美國對外推行「顏色革命」的歷史熟悉，就會了解，那時美國政府歷年的工作報告談對外使命均是推廣民主憲政及三權分立制度，按自身的模樣改造世界。這一使命經歷過歐巴馬第二任期的模糊化與川普政府放棄推行顏色革命的努力之後，拜登政府領導的美國名號依舊是美利堅合眾國，但向外推廣的是美國極左偏愛的價值觀，與美國此前的民主憲政並無沒多少關係。這些年美國究竟發生了什麼？馬克.萊文的《美國的馬克思主義》一書就是解讀美國現實的一把合適的鑰匙。
馬克.萊文直言不諱地指出美國的馬克思主義者由哪些人構成：「由於大多數美國人公開仇視馬克思主義這個名稱，因此在美國，許多馬克思主義者以下列的稱呼來偽裝自己：進步主義者、民主社會主義者、社會行動主義者（social activists）、社區行動主義者等等。他們在各種新造的組織性或認同性的名稱下運作，例如『黑命貴』（BLM，Black Lives Matter）、『安提法』（Antifa，是『反法西斯主義』［anti-fascist］的縮寫）……而且他們聲稱他們追求『經濟正義』、『環境正義』、『種族平等』、『性別平等』等等。他們發明『批判性種族理論』（CRT，Critical Race Theory）之類的新理論，以及各種措辭和術語。這些理論、措辭和術語和馬克思主義的建構有關，或者被放入馬克思主義的建構中。」
我將歐巴馬以來由民主黨、美國教育系統、左派媒體主導的「社會改造」稱之為「顏色革命」，在二〇一八年就寫過〈美國民主黨的國內「顏色革命」〉一文，指出民主黨籌謀多年的「顏色革命」包含兩個層面：一是指思想的社會-共產主義化（紅色），二是指膚色，美國社會已經成功地讓有色人種成為主流。
體制內新長征：左派佔領教育的持續集體行動
美國的「顏色革命」得以完成，有賴於左派在美國養成了一支數量龐大的左派「大軍」，這是美國大學多年來批量培養的制式產品。簡括而言，美國民主黨的「顏色革命」肇始於新左派——「一九六八年人」進行體制內長征（The long march through the institutions）。通過體制內長征，新左派逐漸佔據西方國家的大學講台，在美國教育界發動了一場沒有硝煙的共產革命。歐巴馬的政治導師艾倫.艾爾斯等人，就是這場沒有硝煙的共產革命的中堅人物。
一九六八年人的革命運動在美國名為「反越戰」，在巴黎號稱「紅五月」，在日本則為「赤軍」。這代人受毛澤東與文革的影響很深，其中的佼佼者意識到要改變西方資本主義制度需要從教育起步，與資本主義爭奪未來。運動在各國失敗後，不少人進入了大學、研究所，開始了他們自稱的「體制內新長征」。
「體制內新長征」的真實涵義是「通過權力機構進行長征」，這是由德國的共產主義學生活動家魯迪.杜奇克（Rudi Dutschke）在一九六七年左右創造的口號，描述了他確立革命條件的戰略：通過滲透教育學術機構顛覆社會科學專業。這位杜奇克看來熟知毛澤東關於長征的那段話：「講到長征，請問有什麼意義呢？我們說，長征是歷史紀錄上的第一次，長征是宣言書，長征是宣傳隊，長征是播種機。長征是宣言書。它向全世界宣告，紅軍是英雄好漢，帝國主義者和他們的走狗蔣介石等輩則是完全無用的。長征宣告了帝國主義和蔣介石圍追堵截的破產。長征又是播種機。它散佈了許多種子在十一個省內，發芽、長葉、開花、結果，將來是會有收穫的。總而言之，長征是以我們勝利、敵人失敗的結果而告結束。」
因此，從這段話里得到啟發，杜奇克說，要改變世界就是要「穿過體制內的長征」，街頭上的「長征」是華麗炫目的，會創造出英雄，吸引公眾的目光與掌聲；但是體制內部的「長征」卻是尋常無奇的，在很多時候，是在滿足了我們物質需求，人倫義理，親密關係之後，才能推動這個社會前進一小步。這是一條比較困難，但也比較踏實的道路，要結合職業與志業，在參與世界的過程中，同時也帶來世界的改變。
二十世紀六〇年代的街頭革命失敗以後，很多「一九六八年人」進入學院，取得學位後成為學者、教授、官員、記者等，進入社會主流。他們在腳跟未穩之時，都刻意隱藏自身與馬克思主義的關係，這與桑德斯在從政初期，隱瞞自己的社會主義者身份出自同樣的理由。他們用滲透的方式侵蝕到維繫社會道德的重要機構之內，包括教會、政府、教育機構、立法和司法機關、藝術團體、新聞媒體以及不同的民間團體。一旦站穩腳跟，掌握了話語權並且能夠介入學校及各機構的人事安排之後，這個馬克思主義族群就具有了自我生長繁殖的能力，並成功地將保守派逐漸擠出教育系統。其中最重要的一環，就是壟斷教科書和人文學術研究，包括聘用教職人員的決定權。
新左派此舉極富政治遠見，馬克.萊文引用了亞倫‧布隆姆（Allan Bloom）在《封閉美國的思想》（The Closing of the American Mind）中的一段話說明教育對型塑人類思想的重要性：「每一種教育制度都有一個它想達成、並蘊含在課程中的道德目標。它想要製造某種人類。這種意圖多多少少明確可知……即使閱讀、寫作和算術這類中性學科，在它對於接受教育者的遠見中，也扮演着某種角色……。民主黨的教育……想要並且需要製造一群支援民主黨政權的男女」。我將這個過程稱為「構造選民基礎」。構造選民基礎猶如建羅馬城一樣艱辛，美國左派積經年累月之功，成功滲入美國大學、研究機構並最後取得絕對主導地位的結果。
根據二〇〇七年一份名為「美國教授的社會政治觀」的研究，在被調查的一千四百一十七名大學全職教員中，認為自己是自由派的有百分之四十四點一，溫和派居百分之四十六點一，保守派僅佔百分之九點二。其中社區大學教員中保守派比例稍高（百分之十九），自由派略少（百分之三十七點一）；而文理學院教員中自由派則高達百分之六十一，保守派僅佔百分之三點九。這份調查還指出，臨近退休的教員比新入職的左傾更嚴重。在五十至六十四歲這一年齡段中，自稱左派活動家的佔百分之十七點二。這份調查還指出，大學教員大都支持同性戀、墮胎權。
二〇〇七年以後的研究也證實了美國四年制大學教授的左傾趨勢。二〇一六年發表於《經濟日誌觀察》上的一份研究調查了四十所美國著名大學歷史和社會科學系教授的選民登記情況。發現在七千兩百四十三位教授中，民主黨有三千六百二十三人，共和黨人是三百一十四人，比例為十一點五比一。被調查的五個系中，歷史系不平衡最甚，比例高達三十三點五比一。這與一九六八年的一項調查形成了鮮明對比。該研究結果是，歷史學科教授中，民主黨與共和黨的比例為二點七比一。
皮尤研究中心二〇一六年的一項研究發現，在受過研究生教育的人群中，百分之三十一持自由派觀點，百分之二十三的人傾向自由派，只有百分之十的人持有保守派觀點，百分之十七的人傾向保守派。研究發現，自一九九四年以來，受過研究生教育的人群中持「自由派」（後改稱「進步主義」）立場的人士所佔份額大幅增加。
新左派中堅人物、美國社會學家、政治作家、小說家和文化評論家陶德.艾倫.吉特林（Todd Alan Gitlin）這樣總結自己所屬的「一九六八年人」的成就：「我這一代新左派——隨着（越南）戰爭的繼續而成長的一代——放棄了愛國主義的稱號，卻沒有多少失落感。左派所能做的就是發掘正義的傳統，並在大學裏培養它們。……我們輸了政治，但贏得了教科書。」
本文節錄自黑體文化新書《馬克思主義在美國》導讀：〈美國民主燈塔的基座是如何被蛀空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