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9年底，中共利用蔣介石和桂系軍閥俞作柏、李明瑞之間的矛盾，在廣西百色發動暴動，宣佈成立紅七軍。
紅七軍第一任軍長為張雲逸，參謀長是龔楚。
1931年2月3日，龔在戰鬥中負傷，往上海治療，傷愈後前往中共中央蘇區，任紅十二軍三十四師師長、軍參謀長。
龔楚在其回憶錄中回憶說，他在三十四師時，發生了兩件使他最痛心的事，使他第一次體味到共產黨中派系鬥爭，傾軋和迫害的醜劇；也看到了他們那柄鋒利的屠刀，不斷的指向黨內同志的胸膛！
「我初到三十四師時，曾接到李明瑞和張雲逸的信，他們都盼我早日重回紅七軍工作。李明瑞函內有『如兄不回來，七軍前途大有問題』之句；張雲逸信中也說『別後情形，屢經驚險；相見非遙，容作長夜之談』。從這字裏行間，我敏感到七軍裏面，可能醞釀了極不尋常的暗潮。時間不久，又聽到李明瑞被殺的消息，這是一件最痛心的事。經過多方探問，我才知道紅七軍初到江西時，毛澤東曾欲調整七軍幹部，但為全軍同志所反對，他們就指七軍內有改組派的反動組織，要在七軍內進行『肅清改組派』的清黨運動，起初殺了二十多個幹部，其中有兩個是高級幹部，嗣後情形漸趨嚴重。總指揮李明瑞眼見情勢不好，絞繩快要套到他的頭上了，在第三次反圍剿勝利後，駐軍於雲都會昌之間的一個小墟場，他準備率特務連向白區逃走。當他集合特務連宣佈脫離蘇區走向白區的時候，跟他多年的心腹衛士林某，竟是一個受過訓練奉命監視他的特務人員，受連指導員龍騰雲的指揮，立即拔槍把他殺死。我聽了這一血腥的事實，對李明瑞的死於非命，內心深深的痛悼！因為七軍官兵向來都很團結，雖在極困難的環境中，對革命的信心，從沒有絲毫的動搖。在黨的領導下，並沒有小圈子集團，更沒有改組派的組織；所謂『肅清改組派』的清黨運動，不知從何說起？
雖然在廣西俞作柏執政時，汪精衛曾派了幾個幹部與俞連絡，但汪的幹部，從沒有鑽進過紅七軍來，也沒有可能鑽進來。他們既沒有參加七軍工作，而且與紅七軍的黨員同志是積不相容的死對頭。現在黨硬將『改組派』的罪名加諸七軍同志頭上，真是無中生有，冤哉枉也！李明瑞所以要出走，全因這種惡劣形勢所促成的；而他的性命竟葬送在自己同志手裏，試想這是何等殘酷！」
第二件不幸的事，發生於十月的下旬。
龔楚回憶道：「有一天晚上，師敵委黃蘇通知我：『現接軍政委譚震林的通知，本師有社會民主黨分子五十二人，應即捕殺；已由軍部派特務人員直接執行』。
我聽了不禁為之感傷，因為即使本師發現有『社會民主黨』分子，也應秘密通知我和政委，慎密偵察，才不至發生有錯誤與冤枉。今竟在直接執行之後，才通知我；像這樣越權處理的作風，實在是我所不能理解的？我想來想去，整夜不能入寐！一個可怕的陰影，籠罩着我的心頭。
翌日，我親自到各團巡視，知道已被捕去排長三人，士兵四十九人，已於昨夜由特務人員押到附近山上秘密處決了！這次秘密捕殺事件，使全師官兵情緒非常低落，每到一處，他們都怔怔的望住我，這種乞憐求援的神色，使我十分難過！
在恐怖的氣氛籠罩下，官兵人人自危，禍福難料！我可以救援他們嗎？我有這個力量嗎？我自己也感到惶惑起來！
午後，黃政委說已集合全師的指戰員，要我去宣佈昨晚肅清全師『社會民主黨』份子的經過；說明這些反動份子，是受福建『社會民主黨』傅伯萃所利用，潛入本師工作，現已全部被破獲，並將他們處決了。希望全體指戰員安心工作共為革命而努力。部隊集合好了，我在政委的導演下，走上講台，面對着三千多官兵，我的喉嚨哽住，隱痛難言！但又不能不說話，只吶吶地簡單的說幾句言不由衷的話：『昨晚上級派員來肅清本師社會民主黨分子，這是本師一件不幸的事。我們要自己檢討，自問良心，有沒有反革命的企圖與行動？如果沒有，自然不必驚慌。關於本師肅反詳情，因我接事不久，尚未十分明了，請黃政委向各位報告』。隨後，便由黃蘇作了一個說明，這一幕悲劇才算結束。可是，部隊中指戰員的情緒，仍是非常不安；陸續的逃了二十多個戰鬥員，兩個排級的指揮員。」
不幸的事情連續發生，使龔楚對中央蘇區的措施，甚感困擾和懷疑？整肅的劫運雖沒有臨到他的頭上，至少也有點不安的心理。他為了要明了更多的問題，特別到長汀去找福建省委書記盧永次，和他商談，他是龔楚多年的老朋友，知道龔楚不會出賣他，所以就把全部真實情況詳細的告訴了他。
龔楚在回憶錄中說：「綜合他的談話，關於屠殺AB團分子的肅反運動，概述如下：
AB團，是一九二七年一月，由國民黨右派高級人士在南昌發起組織，大約半年後便解散了，但在江西省內，尚有少數AB團分子，自動自發的活動。朱、毛紅軍到達贛南，展開了蘇維埃運動，建立了閩贛蘇區時，這些少數的AB團分子，早已逃出蘇區之外的南昌、吉安等城市。迨至一九三O年秋，國軍準備進剿江西朱、毛紅軍時，AB團分子又準備進行活動，以配合國軍進剿行動。十月間，朱、毛佔領吉安縣城，曾搜獲一些AB團活動的資料，其中有AB團分子派人送信給李文林父親所簽的收條，因為當時李文林是贛南特委書記，又是東固地方革命領導人物；朱、毛對他並不懷疑，對他父親也末採取行動。十月中旬，毛澤東以進攻南昌、長沙的失敗，是李立三路線的錯誤，且鑑於當時國軍準備圍剿形勢的緊迫，在吉安曾召集了一次會議，他提出反對李立三進攻大城市路線，主張紅軍回蘇區打游擊，當時受到參加會議的多數軍政幹部所反對，如第三軍軍長黃公略，第二十軍軍長劉德超，及江西省委、少共省委的領導同志所反對，但最後還是同意了撤回贛江東岸蘇區的主張。紅二十軍原是東固工農武裝所編成，亦遵命退回東固、富田一帶擔任對吉安方面警戒。朱毛即退駐瑞金。當紅軍全部退回蘇區後，毛澤東以李文林家裏是東固的大地主，過去領導東固革命鬥爭既不執行黨的土地政策，又不打土豪，採取了階級妥協的改良主義；現在又積極支持李立三，反對他的主張，非常憤怒，便以AB團的名義，加諸他的身上，進行大規模的肅反運動，造成富田、黃陂大屠殺的悲慘事件。在進行肅反運動的執行工作時，將逮捕的同志，嚴刑拷打迫供，被審訊的，初雖不認是AB團分子，在嚴刑之下，無法忍受，只得胡亂供出同志的姓名，如此反覆迫供，牽連甚大。所謂AB團分子就越捕越多，以至殺了近萬的幹部和戰士，當時江西省委級的同志，除曾山、陳正人外，其餘的多被屠殺，紅廿軍全部消滅了。
當我了解了全部肅反運動的秘密時，才恍然知道，所謂肅反運動，原來是毛澤東對付異己的手段。」
那天晚上，盧永次堅持要龔楚在他家裏吃飯，並告訴龔楚：「我的妻子不日要返香港，我準備送他到大埔附近，你買不買東西？我可以替你帶回來」。龔楚問他：「二嫂，是不是再回來？」他說：「不一定再回來，但我要在大埔附近候她一個星期，將需要買的東西購妥後，我才回來」。當時龔楚提出：「紅軍正需要購西藥，可托她在香港購買。我自己即要買一枝墨水筆和一個手錶，並要帶五十元給我妻子作零用」。他聽了滿口答應。
「我為此特和羅炳輝軍長商量，在軍部、師部的經理處及福建省黨部，湊集了一百兩黃金，請盧永次的太太購買西藥；另外給她二百元，作為購物之用。
誰知身為福建省委書記的盧永次，就這樣堂堂皇皇的以送眷為名，竟一去不返，脫離了中共。但我托他買的墨水筆和手錶，卻寄到給我，看來他對我總算夠交情了，我很感謝他。」
龔楚回憶說。
1934年10月，紅軍大逃亡後，龔楚被任命為中央軍區參謀長，負責率部留在原地進行游擊戰。
他在回憶錄中寫道：「一天，我在批閱各方送來的文件中，知道紅七軍有十多個同志被撤職，有四個已送到田心墟招待所。由中央軍區司令部西江市到田心墟，相距並不很遠，我決定去救他們。
我批閱公文後，走出辦公室，吩咐特務員快備馬。
……離開了司令部，我特地用力在馬上加了一鞭，飛也似的向田心墟跑去，步行跟隨我的四個特務員跑得上氣不接下氣。到了田心墟，我在這個小市集的街上繞了一個圈子，然後走進一間茶館，在靠近裏面的一張抬子，坐下來喝茶。我看見到四個特務員不住的擦汗，便以很體恤的口吻，要他們坐在門口的桌上喝茶。因為門口比較清爽，可以涼一涼，這一來，便將他們遣開在十步以外了。
那個小市集尚有五百多個待處決的『囚犯』，但他們仍不知死期之將至。紅七軍被撤職的一個營長，見我騎馬來了，立即找着另一個營長同來見我。他們見到我如看到久別的家人一樣，不住的流着眼淚，問我能不能給他們一個工作崗位。我見到這些同患難共生死的老同志，內心痛苦極了，明知他們的生命在十天內要完結，但又不敢將秘密對他們明言；我經過考慮後，望望門口的特務員，見他們不住的在喝茶，並沒有注意我們的談話，我立即扼要而含蓄的輕聲對他們說：『你們不要再胡思亂想了，你們只有拼命的逃走，再沒有第二條路了，注意！不要向其他無關係的人說出來，快些走！』他們領悟我的意思，只說了一聲：『謝謝軍長！』就走開了。
我付過茶錢，乘着馬，緩緩地似遊山玩水地返回司令部。第二天晚上接到田心墟招待所報告：『逃了四個第七軍的同志』。經過八天的繼續追緝，知道他們已沿着山地向安遠逃走，幸而他們沒有在中途被攔截，所以我教唆他們逃亡的秘密也不致敗露。壓在心頭上的一塊大石，這才放了下來。一方面我慶幸自己，同時也為這四位七軍同志感到慶幸！因為他們已逃出了死神的魔掌，走上新生之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