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大學教授孔慶東在微博轉發一則八十歲老人因為被強打疫苗而死亡的博文，並評論稱「封建社會也沒有這般兇殘」。(作者提供)
7月16日，北京大學教授孔慶東在微博轉發一則八十歲老人因為被強打疫苗而死亡的博文，並評論稱「封建社會也沒有這般兇殘」。
孔慶東與林岳芳一度都是以極左翼面目出現在網絡平台上，對毛澤東與文革情有獨鍾，他們對現實的『批判』一般都是以文革為標準；有趣的是，中共的疫情暴政使得極左翼人士也無法容忍，這次他們不再以文革的毛時代為標準，而是以所謂的封建社會為標準，習時代製造的人道災難已遠遠超過他們心目中的『封建社會』的殘忍。從百年前的新文化運動開始，中國左翼文人們反傳統、反封建、反帝國主義，今天面對現實，卻突然念起封建社會的好來。
孔慶東這類左翼文人們一忽兒極度推崇毛澤東思想與文革，一忽兒又緬懷封建社會的傳統溫情，主要原因是，他們在文革時沒有受到殘酷迫害，而今天的現實，以另一種方式回歸到文革時態，這些侵犯人權的事端已屢見不鮮，他們才『深刻』意識到，中共的政治正確製造出來的災難，已遠遠超過封建社會。
孔教授們觀念中的『封建社會』，或者『舊社會』是新文化運動特別是共產主義運動宣傳、醜化的結果，真正的中華封建社會是周朝，秦終結了封建社會，建立了極權專制社會，而漢朝到清朝的二千年，由於尊儒家道統，由秦制的極權專制轉為威權政治，傳統的威權政治有追求道德仁義的一面，既然天下與人民都是自已的，那麼天子就有替天照顧天下百姓的道義，顯然，相比秦制與中共專制，傳統君主威權政治反而有尊重天道人性的一面。
而到了中共治下，按照毛澤東的說法，是秦始皇加馬克思，與傳統中國社會相比，不講道德與人倫常識，只要政治正確，就可以犧牲一切，以實現某種權力意志確立的目標。
中共把動態清零當成政治目標之後，最高當局的權力意志就凌駕在人權之上，製造次生災難遠遠超過疫情也在所不惜。極權在疫情危機過程中表現出來的暴政，本質上是不惜犧牲所有人的權益，它與傳統社會威權政治或者與封建社會不可同日而語。
『封建社會』的防疫有人文詩意
中國古代真正的『封建社會』在周朝，封建親戚以屏周室，朝廷將天下分封給了親戚，統權在朝廷，分治的權力在親戚諸侯，周朝確立的封建社會是一個重禮樂、講常識的社會，即便春秋戰國之時禮樂崩壞，封建精神中的人倫道德元素仍然為主流社會與世人尊崇。
《周禮·秋官》記載：「凡驅蠱，則令之」;「除毒盅，以嘉草攻之」；「除蠹物，以莽草熏之，凡庶蠱之事。」當時的人們意識到病毒來自蟲類，所以用莽草、嘉草等燒熏驅蠱防病抗疫，在醫學不發達的時代它簡便易行，從朝廷到民間均可以實施，最為重要的是，我們沒有從史書中見到防疫暴政，官方沒有用行政逼迫的方式對民眾出行限制，或者對疑似染疫人家封門封戶。
殷人灑掃火燎防疫圖。(作者提供)
而從敦煌石窟中保存着一幅「殷人灑掃火燎防疫圖」,描述了殷商時代以火燎、煙薰方法來殺蟲、防疫的情景，這一圖像描述將國人煙薰火燎的抗疫方式推向周之前的商朝。
源於三千多年前的商朝與周朝的防疫、抗疫傳統，並沒有被強行推廣，但卻成為中原特別是長江流域節慶習俗：人們將五月視為毒月，並總結出「五毒」蛇、蠍、蜈蚣、壁虎、蟾蜍，民謠說：『端午節，天氣熱，「五毒」醒，不安寧。』人們互送辟毒香包，驅邪、消毒和避疫成為節慶習俗。我兒時的記憶中，端午節與紀念屈原並無關係，也沒有吃粽子，而是蒸麥粑米粑與雞蛋，以及艾草驅邪。
這個過程中，我們看到的是傳統的詩意，人們將防疫避毒做成了生活日常，每年到了春夏之交病毒滋生之時，相應的習俗就會適時應對，人們增加營養，防病毒蟲害，不用政府號令，更不需要行政強迫。
後封建社會也沒有封城封村封戶
秦朝一統中國，終結了周朝的封建政治，開啟了皇帝專制，通過編戶齊民、連坐舉報，破壞了底層民間『封建』親情，對比周朝與秦朝，會發現疫情發生後秦朝更重視行政管控：
1975年在湖北出土的《睡虎地秦墓竹簡》記載：某里典甲詣里人士伍丙，告曰：『疑癘。來詣。』：鄉里出現了疑似的傳染病病例，地方有責任調查上報，官府為傳染病設置了「癘所」，顯然，秦朝開始面對傳染性疾病，已要求層層上報，並對病人進行隔離，秦朝法律並沒有對傳染病區域進行封村封城，更沒有隱瞞疫情。強權的秦專制，對疫情的處置是嚴厲的，但並沒有突破人倫底線。
從漢唐至明清，儘管是秦式君主制，但和平時期均是尊儒家道德，一定程度上有仁政的理想與追求，動用朝廷或國家行政力量，防疫、抗疫。
漢朝：《博物志》記載長安大疫，宮中皆疫病，漢武帝焚燒香丸「以辟疫氣」，「長安中百里咸聞香氣，芳積九月余日，香由不歇」，當時已設置了收容和醫治平民的機構。《漢書》記載：「元始二年（公元2年）……詔民疾疫者，舍空邸第，為置醫藥。」
再看唐朝：唐玄宗下令州縣抄寫《神農本草經》，頒佈《廣濟方》，把瘟疫預防知識和藥方燒錄在石板上，放置於病坊、村坊和路邊，以示民眾。宋、元、明、清基本效法隋唐防疫、抗疫作法。
古代朝廷無法做到免費醫療，但大疫發生之時，從漢代到明清，政局穩定的治世都能做到為疫區和患者免費提供醫藥，並成為慣例。在財政上，政府發放資金購買防疫藥物。除了施醫問藥，各級官員還為病者發放錢糧，賑災施粥。
譬如唐朝大和六年，唐文宗下詔：「其疫未定處，並委長吏差官巡撫，量給醫藥，詢問救療之術，各加拯濟」，朝廷統一領導抗疫行動，地方官吏配合醫療人員，免費發放醫藥，開倉賑濟。再如明朝報災不實的官員會遭到處罰。朝廷會動用國家力量設置隔離與醫治機構。但沒有動用官兵對染疫的百姓進行封城封戶，所以沒有製造次生的人道災難；如同孔慶東所言，封建社會不會像中共政權這樣兇殘，動用專政手段，利用公權力的同時廣泛發動群眾，製造出疫情災難，人們無法正常生活、工作與就醫，甚至孕婦臨盆也難以及時送達婦產醫院。
清大傳單說出時代真相
如果說北大左翼教授發現了中共疫情暴政比封建社會兇殘，而近日清華大學校園的傳單以《從法西斯手中保衛生活》為題，呼籲同學們在權力面前保持自己的道德和良知。中共政權以抗擊疫情的名義，用法西斯手段對付國民，清華園裏貼出的傳單，說出了這個時代的真相。
作者》吳祚來專欄作家，獨立學者，八九六四最後一批撤離廣場，原中國藝術研究院雜誌社社長，因零八憲章第一批簽名被免職，現居美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