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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文革沒出賣過任何一位朋友 沒寫過任何違背良知的檢討和發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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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而復和柯靈曾暗示傅雷認個錯,做一個深度的檢討,「右派」帽子還是有迴旋餘地的。但傅雷卻說:沒有廉價的檢討,人格比任何時候都可貴。後來傅雷被摘了右派帽子,曾被要求感謝組織,傅雷說:給我戴帽子本來就是不對的。傅雷在文革開始之後,沒有在人前人後出賣過任何一位朋友,也沒有寫過任何一篇違背良知的檢討和發言。然而,他卻被兩個平素關係最好的朋友給出賣了。

1976年10月1日,郭小川與家人等攝於林縣九龍山。左起:兒媳楊桂香、孫女郭愛農、兒子郭小林、郭小川、外甥小偉、女兒的同學小謝。

傅雷

1947年傅雷曾發表文章痛斥蘇軍在東北的暴行。魯迅的弟弟周建人卻批判傅雷,說傅雷反蘇,立場不對。傅雷反問周建人,這和立場有什麼關係,事實就是如此。你說不對,可以拿出證據,不要用立場壓人。

錢鍾書夫人楊絳在《憶傅雷》一文中曾提到這樣一個場面:

「1954年在北京召開翻譯工作會議時,傅雷未能到會,只提了一份書面意見,討論翻譯問題,而討論翻譯問題必須舉出實例,才能說明問題。傅雷信手拈來,舉出許多謬誤的例句。他大概忘了例句都有主人,他顯然也沒料到這份意見書會大量印發給翻譯者參考。這樣一來,他拈出例句,就好比挑出人家的錯來示眾了。這就觸怒了很多人,很多人都大罵傅雷狂傲,還有一位老翻譯家竟氣得大哭。」

1958年4月,傅雷給上海作協、翻譯界提了自己的意見,聯想到傅雷曾經批評蘇聯在東北的暴行,經過上海作協的十次批評大會後,他被劃成「右派」。

周而復和柯靈曾暗示傅雷認個錯,做一個深度的檢討,「右派」帽子還是有迴旋餘地的。但傅雷卻說:沒有廉價的檢討,人格比任何時候都可貴。後來傅雷被摘了右派帽子,曾被要求感謝組織,傅雷說:給我戴帽子本來就是不對的。

十年動亂,傅雷和妻子雙雙自縊。負責傅雷寓所這一片的一位戶籍警後來回憶說,他負責的戶口段是從愚園路1032弄到江蘇路的285弄,共有600多戶人家,被抄家的有400多戶,自殺的文化人,幾乎每天都有。

傅雷在文化大革命開始之後,沒有在人前人後出賣過任何一位朋友,也沒有寫過任何一篇違背良知的檢討和發言。然而,他卻被兩個平素關係最好的朋友給出賣了。

郭小川

有人總結郭小川的為人:仁慈。「當年因為郭小川,中國作協少打了30%的右派。」不要說這麼多,哪怕是少打一個,那也是功德!何況30%,那真是功德無量了。

1957年,時任作協黨組副書記兼秘書長的郭小川,在確定右派名單時,認為《人民文學》編輯部主任李清泉可以不劃,理由是作協劃的右派已經夠多了。

詩人艾青被劃為右派後,郭小川找到當年農墾部部長王震,希望給予照顧。王震說:艾青是有才能的,給他蓋幾間房子,讓他好好在下面鍛煉幾年。艾青在農墾部下屬的農場裏,是一直受到優待的。

《解放軍文藝》小說組組長蔣壽山,1957年被劃成右派,下放到呂梁山區勞改。他的妻子顧絳,是《光明日報》記者,原本是安排一起下放的,郭小川主動給山西省作協主席馬烽寫信請託,才沒讓顧絳跟丈夫一同下放改造。郭小川去世後,夫婦倆在1980年得到平反,才聽說是郭小川當年給了他們庇護。

1957年郭小川奉命為「丁陳反黨集團」執筆寫調查結論,發現其中摻雜着文藝界內部的權力之爭,以及三十年代左翼時期的人際恩怨,和其他複雜的政治因素。

為此,他寫出的結論第一稿,認為1955年的鬥爭搞得過火,組織應當向丁玲、陳企霞賠禮道歉。周揚等人看到結論後,對郭小川進行了嚴厲批評,郭小川被迫重新改寫。四易其稿之後,郭小川仍然否定「反黨集團」的提法。這後來成了他被批判的罪狀。1962年,他放棄級別,申請離開中國作協,到《人民日報》當了一名記者。

1973年,郭小川以乒乓球世界冠軍莊則棟為題材,寫了長篇報告文學《笨鳥先飛》。江青見報後大怒:「說莊則棟是『笨鳥』,那中國人還有聰明的嗎?」《笨鳥先飛》的續篇被叫停,體委奉命搜集郭小川的材料,準備批判。第二年8月,郭小川受到組織審查。審查持續了一年多,信件被人拆看,不許隨便與人交談,不許外出,上廁所都派人跟着。

他又一次做檢查,寫檢討。這些檢討,後來被子女們編成了一本書:《檢討書——詩人郭小川在政治運動中的另類文字》,全書近三十萬字。如何處理這些檢討書,子女們有過躊躇,最終達成一致,這是一段不堪回首的痛史,正因為是痛史,所以更不應該被遺忘。

詩人郭小川逝世後,他的骨灰盒存放在八寶山革命公墓,按照他的生前級別歸屬八路軍,被安排到第八室。幾年前,來了一個通知:因為參加過「一二九」學生運動,可以視同紅軍資歷,往前挪到第六室。子女們決定,不挪。

溫濟澤

溫濟澤是1978年1月平反的第一個右派。57年反右時,他是中央廣播事業局副局長、黨組成員。局黨委辦公室的負責人對他說:「你主管的部門二百幾十人,按平均百分之五計算,應打出十幾個右派。」溫濟澤說:「如果有百分之五,我不會放過;如果沒有百分之五,我也不能硬打。」

當年延安整風,就曾經有過教訓。他和王實味同在中央研究院工作,王實味因為寫了雜文《野百合花》,受到批判鬥爭。溫濟澤被臨時調到院黨委搞整風,曾找王實味談過幾次話,希望他認識錯誤,做個檢查,不要與大家對立。王實味後來哭着對溫濟澤說:「像你這樣說服我,我願意檢查;但有些人誣陷我是托派,說我是敵人,我實在受不了,太冤枉了!」

溫濟澤隨即向院黨委匯報說:「王實味的問題,是思想問題,不要把思想問題升級為政治問題和反黨問題。」第二天,院黨委書記對溫濟澤說:「你的意見,我向康生匯報了。他批評了我們,還批評你有溫情主義。」

最終,康生給王實味定了三個罪名:托派、特務、反黨分子。1943年王實味被逮捕,1947年被處決。

每當想起這件往事,溫濟澤就忘不了王實味的哭泣聲。所以,當聽到院黨委要他按比例大抓右派分子時,溫濟澤忍不住脫口而出說,自己決不能硬打。所以,溫濟澤主管的對外廣播部門,最後劃定的右派數量,未能達到上面規定的指標。

保護了別人的溫濟澤,結果卻沒能保護好自己。一年後,在中宣部一位領導的堅持下,溫濟澤在中央司局級幹部的「反右補課」中,被劃成了右派,並同時揪出了一個以他為首的小集團。

胡喬木聽說了這一消息,十分震驚,在晚上匆匆跑到廖承志家,問廖說:「你知道溫濟澤被打成右派了嗎?」

廖承志也大吃一驚,說:「這怎麼可能呢?」

兩人相約,第二天上午一起去中宣部問問情況。

中宣部的答覆是:這是廣播事業局黨組劃的,中宣部已經批准,並報到了書記處,沒法改了……

溫濟澤劃為右派後,家裏的電話就被撤掉了,與朋友聯絡,就只能靠步行或坐公交了。他所有出版過的書都成了禁書,上架的書都被新華書店撤下,送回造紙廠化為紙漿。發表文章的權利也同時受到剝奪。

1967年,奪權風暴過後,已經調到廣播學院的溫濟澤受到群眾專政。一次他坐14路公共汽車去醫院看病,車上遇見胡喬木,正欲起身招呼,卻發現胡喬木在用眼神暗示他不要說話。到了一個站口,胡喬木下車,溫濟澤才發現胡喬木的身後跟着個尾巴。

10年後,文革結束。胡喬木通過熟人跟溫濟澤打電話,告訴溫濟澤自己已被任命為中國社會科學院院長,問溫濟澤願不願意去他那兒工作。溫濟澤當即表示願意。

不久,通過組織協調,胡喬木將溫濟澤調到社科院,擔任新成立的科研組織局的副局長。第一天上班,秘書小於已經給他佈置好了一間辦公室,溫濟澤坐到局長沙發上時,不免有點如在夢中的感覺。

資料來源:

馮翔《詩人郭小川的檢討人生》

《傅雷痛斥蘇軍東北暴行被說立場不對,文革中不出賣朋友拒絕檢討》

李慎之《悼念溫濟澤》

戴煌《胡耀邦平反的第一個「右派」是誰?》

2022-07-18

責任編輯: 東方白  來源:青衣仙子的一維空間 轉載請註明作者、出處並保持完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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