阿波羅網方尋翻譯報道/幾乎在一夜之間，烏克蘭戰爭結束了後冷戰時代，不僅結束了歐洲漫長的和平時代，而且使能源獲取的基本問題重新回到了前台。具有諷刺意味的是，地緣政治衝突和能源短缺對氣候的影響將超過數十年的氣候政策。
《外交政策》（Foreign Policy）6月5日報道，一個以地緣政治驅動的能源不安全和資源競爭為標誌的新時代，正在將氣候問題從優先事項列表中降低。
圖：《外交政策》（Foreign Policy）報道截圖。
在俄羅斯坦克進入烏克蘭四天後，聯合國政府間氣候變化專門委員會發佈了其對全球變暖影響的最新評估，主要媒體竭盡全力從報告中挑選出最可怕的情景和調查結果。但自俄烏戰爭的爆發使該報告不在頭版，或者至少在首屏下方。
與此同時，西歐急於用這些燃料的替代來源取代俄羅斯的石油、天然氣和煤炭，這使歐洲主要經濟體在聯合國氣候變化會議做出的淨零排放承諾成為一種嘲弄，能源安全問題捲土重來。
石油、天然氣和煤炭的獲取仍然決定着國家的命運。二十年來對碳燃料災難的擔憂——以及全球用於向可再生能源過渡的數萬億美元——並沒有改變這一基本存在的事實。
就在冷戰即將結束之際，氣候變化問題引發了全球辯論。對於大部分國際社會，特別是聯合國及其機構而言，氣候變化也不僅僅是一個環境問題，它為重塑冷戰後的秩序提供了機會。
儘管如此，當氣候行動框架在1990年代初出現時，它建立在冷戰時期的經驗之上。美蘇軍控協議成為全球氣候變化合作的典範。正如超級大國簽署了逐步減少其核武器庫存的條約一樣，各國也將承諾減少其排放量。然而，第一個提出具有法律約束力的排放限制的主要協議——1997年的《京都議定書》——從美國參議院一致否決其條款的那一刻起就已經失效，甚至在談判敲定之前。將美國的反對與中國和印度等能源匱乏、快速發展的國家甚至不願考慮限制排放相結合，國際氣候行動的無效性已經註定。
雄心勃勃的目標和不具約束力的承諾成為缺乏任何真正執行能力的談判的通貨。每年的聯合國氣候會議，被世界媒體放大，成為全球環境運動的烏托邦議程。
《外交政策》（Foreign Policy）是一個由亨廷頓及華倫·戴米安·曼舍爾在1970年創辦的美國刊物，原為學術季刊，後改為雙月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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