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很多富豪都出走了,有人開着2億美元的遊輪,在西班牙打高爾夫,有人直接套現66億,也有一位33歲的神秘女富豪、5.6億一次性付清地中海頂級豪宅。
有人問我怎麼看待這種掙完錢就往國外跑的情況。
這個我還真不知道,主要我是個窮人,對富豪們不太了解。
不過我覺得可以給大家講一個文人故事,我覺得有相似的地方。
一般文人和有錢人都有一個相同的特點,就是都比較容易抓住社會的痛點,文人利用社會的痛點搞創作名楊萬里,有錢人利用社會的痛點搞錢,富甲一方。
這些人一般在國內功成名就以後,選擇出走國外的都是瀟灑自在安享晚年,有些選擇留在國內的,最有很有可能晚節不保。
當年張愛玲就是這種情況,在張愛玲傳里就有那麼一段回憶。
得虧她走了,不然她很難活不過那個年月,在她走之前就已經敏感覺得自己不適合這個氛圍了。
她去開研討會,其他人穿中山裝留短髮,她穿旗袍燙頭髮,大家都對她側目而視。
吃飯的時候,她要來一碗麵但是泡的時間太長了,就泡浮囊了,她就吃了麵條頭上那塊兒沒浮囊的,喝了幾口湯就把麵條給放下了,然後就有人說她浪費糧食,資產階級,要上綱上線。
她回家以後跟她姑媽說,她必須要走了,如果不走恐怕都活不過那個年月。
她姑媽還說她太敏感了,哪有那麼嚴重,都是自己嚇自己的。
文人和有錢人都有一個共同點,也是我們普通人不太具備的特點,那就是敏感。
他們能敏銳地察覺到這個社會有沒有變化,這個社會變化到什麼程度,變化以後的社會對他們的生存有沒有威脅,如果有就馬上走人,毫不猶豫,因為再晚一點可能就走不掉了,甚至說小命不保了。
張愛玲就是這種情況。
她走之前很多人都勸她一個女人走什麼,不用走,沒事的,很多有能力的人關鍵時候都能保她。
但是她誰都不相信,她甚至覺得可能真到了那一天那些有能力的人,可能連自己都保不住了,更別提保別人了,而且對於她來說光是李鴻章的後代這一條就夠她受的了,所以她還是毅然決然的走了。
事實證明在那個特殊的年代,她走的路是對的。
因為後來寫舊鄉村的沈從文,寫小市民的老舍,寫傳統文化的陳寅恪,包括國歌的詞作者田漢,被稱為中國現代戲劇三大奠基人之一,最後只留下了一句話「田漢死了,罪大惡極」,嚇得他兒子連骨灰都不敢取回。
張愛玲最後為什麼無論如何也要走,就是因為她覺得只要自己留下來,就一定活不過那個年月。
說這個張愛玲的故事,主要還是覺得文人和富人確實太像了。
在某一段時間不知道他們是抓住了普通人的痛點,還是迎合的社會的節奏,總之他們就是有辦法讓自己名揚萬里或者富甲一方。
等這段時間過去了,他們面對的普通群體不再是原來的群體,他們眼中的社會節奏不再是原來的節奏,甚至還有威脅到他們的跡象,讓他們感覺非常的不安,那這個時候唯一的路,就是跑,跑得越遠越好,跑到沒人能管到,也沒人願意管的地方,然後安享自己的晚年。
畢竟來說任何時候人都是趨利避害的,自古以來跑的人太多了。
所以說不管是誰跑了,自古以來都不是什麼新鮮的新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