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4年暑假，我和幾個玩伴蹲在地上磨螺螄殼。螺螄殼磨出洞眼，用繩子串成手鍊狀，可以來玩「造房子」的遊戲。
一個小朋友突然說：「這裏有反動標語。」順着他手指的方向看過去，在牆拐界石的低處，有粉筆寫的四個字，第一個是「打」，空了一段距離，後面是「毛主席」三個字，「席」字寫得很長。
大家莫名地激動起來，有人就報告去了。
吃過午飯，我被帶到了「老巡捕」家裏。「老巡捕」是解放前我們弄堂業主僱傭的看門人，平時也穿着巡捕的服裝，相當於現在物業的保安。解放後，他還管着我們弄堂的治安，老的稱呼一直沿用了下來。
兩三個人圍着我，要我說說發現反標的經過，然後拿報紙，讓我抄寫上面一段話。整個過程是平和的，幾個人都是老鄰居，和顏悅色，我也沒有什麼不舒服。
晚上，父親下班回家，不知道在哪兒知道了這件事，勃然發作，要我和媽媽去說清楚，問問憑什麼要我抄報紙對筆跡。
我當然不願意去。我的感覺，人家根本沒有為難我的意思，就是走個過場。再說我的字體跟反標的字跡完全不像，怎麼都不應該懷疑到我頭上。現在去找人家鬧，是沒事找事。父親就咆哮起來，「你曉得伐，這是不得了的大事體，是政治事件。和這種事情搭上了，你一輩子就完了。」
我說，「搭上了，去吵去鬧就不會搭上了？」他衝過來要打我。我豁出去了，說，「要去你去，你為什麼不去？」他愣住了，「我為什麼要去？」「你是我爺。」我說。他語塞，嘟囔着「我去做啥。」
我知道他再也不會去。他就是個「門檔子裏面狠」的人，在外面見誰都客客氣氣，面子看得比天大。我整理好語言，跟父親說：「儂叫我和姆媽去，去講人家了解情況不對，還是排查懷疑對象不對？給人家的感覺有點做賊心虛，你就不怕引火燒身？阿拉窩裏又不是反革命，為什麼要恨共產黨？再說，我的字跟那個字一點也不像，到哪兒也沒有理由懷疑我。」他再也沒有說話。
我離開了家，在外面晃了一個多小時才回來。這是我第一次公開反抗父親，也是父親第一次在我面前吃癟，不免有點心潮澎湃。
隔天，父親回家跟我說，我想了一下，你講得有點道理。這個事算了，勿要去尋伊拉了。過了幾天，他跟媽媽說，能不能想辦法到派出所找人，把反標的照片拿來看看。媽媽橫了他一眼，說：「你本事大，你怎麼不去？」他說：「我就這樣想想。」
又過了一段時間，他突然對我說，「他們沒有再來找你，不一定說明這件事就這麼了了。把你當懷疑對象，在你檔案里記一筆，也是有可能的。」
好像聽說有檔案這種東西，記錄你的言行，你本人永遠也不知道上面的內容，但關鍵時刻它又會決定你的命運。我也有這種可怕的東西嗎？
小孩子沒有常心，恐懼感只能籠罩我幾天，就消失了。但是，關係到人生去向的節點，它就會頑固地跳出來，再次讓我害怕。
考初中，填報了一個重點中學，老是在想會不會不錄取我。
學校里報考飛行員，檢查身體視力2.1，參加覆審，沒過。因為什麼，不知道。
文化大革命，跟幾個要好的紅五類同學參加了一個組織。父親說：「你跟着人家混，好嗎？你有理智伐？」
……
我的檔案里究竟有沒有留下父親擔心的那種記錄呢？
1973年，我被村子列入推薦上大學的名單。村上搞推薦工作一直是學校的謝校長。他那天跑到我家，嚷嚷要我請客，說搞你的政審，忙了大半個月，明天就交上去了，他拍了拍鼓鼓囊囊的黑色人造革包，「為你的外調，我跑了兩次上海了，還丟了皮夾子。」我連忙炒幾個菜，陪他喝酒。
那次是我第二次被推薦，那時我挺「紅」的，兩次被評為知識青年優秀代表。
謝校長跟我說，他那天皮夾子丟了，身上一分錢也沒有，回不去了。正好前幾天去過的三叔單位就在附近，他去找了三叔，三叔把他送回了旅館。
謝校長醉醺醺地走了。收拾碗筷的時候，發現謝校長的包放在灶台上沒拿走，遲疑了一下，果斷地打開包，裏面正是我的政審材料。我迅速瀏覽了一下，有我原來學校的、街道的和上海親戚所在單位出具的材料，大多簡單到了敷衍的程度。大隊和知青辦公室的材料內容豐富，都是肯定和鼓勵。唯獨父親單位是個特例，還專門開了座談會，我熟悉的幾個與父親要好的同事，說了很多雞毛蒜皮的壞話。後來父親退了休還在和那幾個同事熱絡交往，一起去釣魚、郊遊，幾次猶豫想要跟父親說，還是忍住了。
謝校長大概是睡了一個午覺，晃晃悠悠地又來了，把包拿走了。
事後幾次回想，那裏面沒有任何我所理解的「檔案」里出來的材料，更不要說關於「反標」的內容了。要是檔案里真有這個記錄，政審會不去摘抄、蓋章，形成材料？
隨着1978年考上大學、再工作、入黨，檔案里究竟有沒有那個記錄，漸漸淡了。看來大多是沒有，因為如果有，它肯定會干擾到我。或者說，即使有也不會對我產生多大麻煩。這種前後矛盾的想法，有時候也會冒出來。
2012年我退休的時候，按所謂政策，戶口可以遷回上海了，但聽到先走一步的鄰居在辦手續的時候都遇到了種種阻隔，就心意缺缺。後來，父母相繼故世，上海房子成了空戶，面臨着各種麻煩。想來想去，還是決定把戶口遷回上海。
南京到上海、上海到南京，我來回奔波11趟，才把事情搞定。中間艱難困頓，難以訴說，尤其還遇到了一個笑話，真正活色生香的黑色幽默。我的姓名中間一個「耀」字，在廢除了的第二批簡化字裏曾經改為「左光右夭」，那些證明我前半輩子來龍去脈的材料，有好多都是「左光右夭」的，就一點用也沒有了。最後高人指點，在現在的派出所搞了一個「曾用名」的證明，才解決了那個「我」就是我的難題。
然而這些都不算什麼，讓我欣喜的是，我終於親自查閱到了我的全本檔案。
我一共去了檔案館三次。那是第二次去，查什麼，現在記不得了。工作人員說，沒有你要的內容。我說，我上次來，好像還看到的。那人說，那你自己查。說着，就把檔案遞了過來。我還沒拿到手，他又收了回去，說：「慢點，有些東西你還是不能看。」他迅速翻閱，把三處紙頁折了角，又拿膠帶封好。遞給我，說：「不要撕開，惹麻煩。」
那次查閱，我還是沒有查到我要的東西，只把兩頁有點相關的內容複印了下來，但是我把檔案從頭到尾看了一遍。交代一句，那時候剛好是各單位把檔案交給檔案館集中管理的時候，各方面制度都沒有健全。我第三次到檔案館，就全是電子掃描版了，要什麼，他們幫你查，查到，在顯示屏上看，需要的就複印帶走。
我發現，我檔案里沒有大學之前的任何記錄，無論是官方的還是個人書寫上交的，最早的就是大學入學時我的一份登記表。
檔案的神秘以及對它的疑懼，都不存在了。但是又引發了我對檔案工作的腹誹。那裏面沒有任何重要節點的材料，比如上大學、入黨、職務調整時，那些簽了字蓋了章的外調材料、鑑定、干群意見都看不見，只有看似隨意抽取而疊加起來的二三十份履歷表、登記表、考核表、述職表。我注意到，那三處被工作人員摺疊起來的紙角，都是在表格的最後，常常是安排「負責人意見」「單位意見」等內容的空間，那才是關鍵的地方。不過，現在對我也不起作用了。我解嘲般地對檔案館的人說：「一輩子寫了那麼多東西，你這裏就這麼一點點。」他說：「你還少？有的人只有兩張紙。」
不知道我這種乾乾淨淨的情況屬於比較特殊，還是常常聽到的，檔案里被塞進了什麼陰冷的材料，關鍵時刻致命一擊的情況屬於特例。
算了，這不是我應該煩的事。走出檔案館，我在想，大半輩子的記掛都白費心了。
父親被恐懼打敗了，戰戰兢兢一輩子，小心翼翼逃過了無數次政治風浪。他把疑懼傳遞給我，讓我擔驚受怕半輩子，很難說我沒有再把疑懼傳遞給我兒子。
2022-04-18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