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於新冠疫情影響，2020年以來亞洲的國際論壇線下會議幾乎停滯，正在新加坡舉行的第19屆香格里拉安全對話會因此變得更加引人注目，成為印度-太平洋利益攸關或關注印度-太平洋事務的國家對話交流的重要平台，同時也由於大國雲集而暗流洶湧。
美日韓三方國防部長在此次會議場邊舉行的會晤，跟以往相比，由於其涉及的主題和內容的鮮明變化而格外惹眼。
對於美國來說，可以說是其多年來的夙願通過此次會談得以實現，而從東亞-太平洋地區局勢的「小氣候」看，韓國總統易人，新政府成立，以及相關區域衝突、大國競爭和地緣政治對抗在過去數年日益加劇，是美國能夠在此次三國會晤中取得突破、達成目標的重要條件。
美日韓三國防長新加坡會晤的關鍵突破首要的是韓國立場的根本轉變，同意在會談中就三個方面對美方來說具有「突破」意義的內容，發表共同觀點。
第一個方面的內容是，對美國倡導的自由開放的印度-太平洋戰略進行正面呼應，強調為了打造自由開放的印度-太平洋地區而進行信息交流、高層政策協商、包括聯合演習在內的三國合作尤為重要，明確提出將美日韓在印太戰略中的合作向軍事領域延伸。
這在文在寅執政時期是不可想像的。
第二個方面的內容是，美日韓三國強調了共同強烈反對打破當前狀態、加劇地區緊張局勢的任何單方面行為的立場。
第三個方面內容是，三國防長會談強調了「台灣海峽和平與穩定的重要性」。
在相當長時間裏，尤其是「薩德」導彈防禦系統部署風波產生後，韓國在涉及美韓合作，尤其是美日韓三方合作方面持高度謹慎的態度，拒絕與美國一起參與到超越朝鮮半島範圍的、特別是具有大國競爭意涵的軍事和戰略活動中，恪守平衡原則，而且在涉及第二項內容時措辭是比較婉轉和外交辭令的，避免使用刺激性語言，而在涉及第三個內容方面，前任韓國政府更是極力避免提及。
在此次三國防長會議之前，「三國機制」停留於對話層面，合作內容受到嚴格限制，相比較而言，美日、美韓雙邊合作更深入和更具實質性。
本次三國防長會議的舉行，意味着美國長期以來對日韓的外交努力取得了關鍵成果，「三國政治軍事集團」的雛形開始形成，華盛頓未來不僅通過美日、美韓雙邊機制來推動其重大戰略議程，而且有機會在美日韓三國框架下進行具有同等戰略意義的工作；不僅在三國層面「對話」，而且很可能會落實具體的戰略合作，使華盛頓在印度-太平洋地區推行自身戰略如虎添翼。
這可以視為自「四方安全對話（QUAD）」機制化、「AUKUS」新聯盟、北約戰略轉型及「印太經濟框架（IPEF）」落地以來美國為實施外交戰略向大國競爭轉型在「重振聯盟」方面所取得的新的重要進展。
「美日韓」三國政治軍事同盟對美國的重要性體現於三個方面：
首先是填補了域內「空白」，使美國自此在印度-太平洋地區擁有了區域內的軍事政治架構。無論是「印太經濟框架」，還是「四方安全對話」，由於成員的複雜性，難以在軍事安全方面實質作為，而日韓均是美國的條約盟國，在「三國集團」框架下可以自然而然地開展軍事安全合作。
其次是三國機制的充實和完善，將使華盛頓能夠順勢將美韓合作從此前聚焦於朝鮮半島向整個東亞-太平洋，甚至印度-太平洋全域擴展，與美日當前在印太地區的全面戰略合作形成交集，從雙邊範疇向三邊，進而向多邊擴散、發展，實質性加強美國在該地區推行外交戰略的同盟力量。
第三是為美國在地區塑造其所想要塑造的「戰略環境」提供了進階之梯。
三國機制在軍事和戰略方面的突破，為美國以美日韓三國機制為中心，擴大陣營，吸引更多的地區盟友和夥伴加入，並與美國現有的地區機制形成聯動，甚至未來以此為基礎締造新的廣泛的軍事安全合作架構，在大國競爭日益深入、激烈的背景下，都變成可能。
美方所稱的所謂「戰略環境」的關鍵組成部分理所當然地將包括軍事安全，而這目前也是華盛頓在印太地區的短板，從QUAD到IPEF，都由於其部分成員反對而無法達成美方的目標。美日韓三國機制及其潛在的擴大版，為其提供了可行路徑。
現在看來，韓國尹錫悅政府成立後相當程度地迎合了華盛頓的戰略意圖。對前文在寅政府不配合的不滿意，拜登通過訪韓婉拒會見體現出來了。美日韓三國機制功能的擴大和實化，對拜登當局來說是其所期望的，也將是打破東亞-太平洋直至印度-太平洋地區業已存在的戰略平衡局面的開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