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說到劉文典，大家最津津樂道的，是他飛過老蔣一腿。其實那都是小說家演義，並非真實。真實的劉文典最受人敬重的，還是他的學問。
上世紀二三十年代，在北大的教職工花名冊上，劉文典排名第五，僅在辜鴻銘之後。現在北大紅樓內的校史展覽室中，還陳列有當年學校的工資表原件。劉文典那時的月薪是一百六十元大洋，蔡元培校長的月薪最高，為大洋三百元。魯迅不過是六十元的講師月薪。胡適這位留美博士也只有一百掛零。李大釗身為圖書館長，月薪一百三十元大洋。陳獨秀排名第三，月薪一百五十元大洋。圖書館管理員毛潤之（毛澤東）在教職員工中工資最低，是八元大洋，而排列最後的老校工楊某月薪十元大洋，比毛的八元還多兩元，只是他在表上排在毛潤之之後，因為他是個工人。
這份工資表真是讓人大跌眼鏡，原來劉文典的月薪竟然比我們熟知的幾位大腕還高，說明劉文典的學術水準和授課水平是得到同行認可的。
不過民國年間的風氣，並不以大洋多少為指歸，而更偏重氣節。所以劉文典最為人津津樂道的事情，是他罵過老蔣。
1928年底，北伐戰爭接近尾聲，勝利在即。躊躇滿志的蔣介石忙裡偷閒，想要到安徽大學看望莘莘學子，以表達對於教育的重視。省政府聞訊，急忙通知安徽大學校長劉文典預做準備，安排學生夾道歡迎北伐名將蔣主席。劉文典看完通知，隨手扔到一邊，很不高興地說：「大學不是衙門！豈可想來就來！」
適逢此時發生學潮。起因是這一年的11月23日晚，安徽大學學生與隔壁安徽省立第一女子中學產生衝突。當晚，女中舉辦校慶晚會，安徽大學學生得知消息前往觀看，因多數學生並無請柬，又不甘心被拒於門外，便強行擠入會場。女中方面遂關閉電閘，提前結束晚會。這一舉動引起安徽大學學生不滿，開始砸門、毀窗，且打傷女中師生。後警察趕到，平息了事端。經幾天協商，劉文典代表安徽大學表示，願意道歉和賠償損失，但不同意立即開除肇事學生，遂引發女中學生到安徽省政府（當時省會在安慶）請願，恰巧此時蔣正在安慶視察。
蔣於是決定召見劉文典和女中校長程勉，協商解決此事。程校長倒是非常配合，而劉文典卻口出怨言：「我劉叔雅並非販夫走卒，即是高官也不應對我呼之而來，揮手而去！我師承章太炎、劉師培，早年參加同盟會，曾任孫中山秘書，聲討過袁世凱，革命有功。蔣介石一介武夫耳！其奈我何！」
等到正式見面，各方坐定之後，蔣介石先問女中校長程勉：「你校被毀，你有何要求？」程勉回答道：「只求保障學校安寧，學生得以安心上學，其他的就不計較了。」蔣介石轉而問劉文典：「你打算如何處理肇事的學生？」劉文典並不理會，兀自冷冷地回答說：「此事內容複雜，尚有黑幕，在事情尚未調查清楚之前，我不能嚴懲肇事學生。」
看到劉文典這副態度，蔣介石氣得「騰」地站起身來，拍着桌子，勃然發怒說：「教不嚴，師之惰，學生夜毀女校，破壞北伐秩序，是你這新學閥橫行，不對你撤職查辦，對不起總理在天之靈！」劉文典也不示弱，「嗖」地站了起來，與蔣直面相對，慷慨激昂地說：「提起總理，我和他在東京鬧革命時，還不曉得你的名字呢。青年學生雖說年輕氣盛，但不等於理性成熟，些微細事不要用小題目做大文章。如果說我是新學閥的話，那你就一定是新軍閥！」
時任國民黨安徽省黨部指導委員會秘書的石慧廬記錄下了當時的場景：蔣介石盛怒之下，大罵在一旁的安徽大學學生代表們，罵了又坐下，稍停一下，站起來又開罵。訓了學生一頓之後，轉過來便責備兩校的校長。女中校長程勉，是安徽教育界前輩程筱蘇的兒子，他坐在那裏恭聽責備一言不發。蔣又轉向安大校長劉文典大加責難，說他對學生管教無方。接下來，劉文典和蔣對話間發生衝突，令在座者都為之色變。蔣指着劉文典怒斥：「看你這個樣子，簡直像個土豪劣紳！」劉也大聲反罵：「看你這個樣子，簡直就是一個新軍閥！」蔣立時火氣沖天，大聲喊叫說：「看我能不能槍斃你！」此時劉站起來一跺腳：「我看你不敢！憑什麼！」蔣大吼：「來人，把他扣押起來！」立即衝進來兩個衛兵，把劉拖了下去。
劉文典被羈押後，安徽大學的學生集會遊行，後來又有幾個學校響應，舉行罷課，高呼口號：「打倒新軍閥！」「釋放劉叔雅校長！」蔣介石採取了鎮壓行動，逮捕了一批學生。隨後宣佈安徽大學校長一職暫由程天放兼任。蔣介石離開安慶時，留下手諭：將劉叔雅交張亞威看管，聽候發落。張亞威是省府秘書長，合肥人，與劉文典有私交。他將蔣的手諭偷偷拿給劉過目，表示無可奈何，將劉文典軟禁在省府內的「後樂軒」，待如賓客，一日三餐外帶煙茶，統統有差役小心侍奉。
一個月後，在蔡元培、胡適、蔣夢麟等人的多方營救下，經陳立夫從中斡旋，蔣介石釋放了劉文典，但要求他「即日離皖」。據說，當來人打開關押劉文典後樂軒的樓門，懇請劉下樓時，劉死活不肯出來：「我劉文典豈是說關就關、說放就放的！要想請我出去，請先還我清白！」來人哭笑不得，只能好言相勸，劉文典這才罷休。
劉文典頂撞蔣主席這件事很快就傳遍天下，幾乎是在一夜之間，他便成了萬人敬仰的英雄。他的老師章太炎聽說此事後，特意送給他一副對聯：
「養生未羨嵇中散，疾惡真推禰正平。」
上聯借用晉朝嵇康喜歡服食五石散的典故，告誡劉文典不要過度吸煙，下聯借用禰衡擊鼓罵曹操的典故，誇獎劉文典敢罵蔣介石。
至於坊間流傳，蔣介石打了劉文典兩記耳光，劉文典也飛腿踹了老蔣，都是虛構誇大之詞。且根據劉文典本人的敘述，蔣介石並沒有動手打他。劉文典說：「我一生除被一位老和尚打過，沒有誰敢打我，蔣介石雖然把我關進了牢房，但並不敢動手打我。」
其實冷靜下來之後，兩人都還是有分寸的。
抗戰勝利後，出過這麼一件事，劉文典替人捉刀，為蔣介石六十生辰寫了壽序。當時雲南省政府主席的秘書朱麗東，想找一個學者給蔣介石六十大壽寫壽序，想到了雲南大學教授劉文典，但考慮到劉文典的脾氣，怕被拒絕，就通過關係與劉文典傳話，劉文典很痛快地應承了下來。劉文典的兒子劉平章曾問父親為何要給老蔣寫壽序，劉文典回答說，我在安徽大學主持校務時，是為了維護學生的利益才與老蔣據理力爭，二人之間並無大矛盾。抗日戰爭期間蔣介石領導中國人打日本，是有功的，為何不可以給他寫壽序呢？
劉文典離開安徽後，前往北平，受聘為清華大學中國文學系教授和系主任，同時在北大兼課。安徽發生之事，完全不受影響，這就是民國時期的社會環境。
在清華大學任教期間，因需要查閱某種佛經，聽說北京西山香山寺有收藏，就前往閱看。但該寺有嚴格規定，非佛教人士，不准借閱藏書，即便允許借閱者，也必須在寺內念經堂正襟危坐，閱讀時嚴禁以手指沾口水翻動書頁，必須用寺院特製的篾子翻看，違者受罰。該寺管理藏書的老和尚與劉文典略有認識，知道他是著名學者，才特准他借閱，佛堂內也不派僧人專門看守。
閱前，老和尚詳細介紹了閱讀規則，劉文典也莊重承諾嚴守規約。老和尚走後，劉文典靜坐讀經。看了一會兒，他因路途勞頓，有些疲倦，見室內有一空床，便持書臥床閱讀。看着看着，就睡着了。不知過了多久，正在睡夢中的劉文典忽然聽到叫罵聲，頭面受到扑打。睜眼一看，原來是老和尚邊打邊斥責說：「你言而無信，竟把佛經丟在地上！」原來，他睡着之後，手一松，身子一歪，手中的佛經就掉落在地上了。老和尚中途返回，本想與他談論佛學，進來看見這副情景，頓時火冒三丈，拿起掃帚就打了過來。
此舉有如當頭棒喝，劉文典頓時清醒。他一面苦苦求饒，一面在佛堂內抱頭鼠竄。老和尚見他甘心挨打，並無絲毫反抗，怒氣頓消，也就原諒他了。劉文典和老和尚後來成了好朋友，老和尚到清華大學拜訪，劉文典還特設素食招待。劉後來回憶此事說：「我的腦袋雖然不太高貴，但也不是任何人可以打的。但這次挨打應該，君子不可失諾！」
數年後，抗戰爆發，劉文典沒有來得及與清華、北大等校撤離南下。滯留北平期間，日本佔領軍曾多次派人請他出來教學並在日偽政府做官，都被他斷然拒絕。
1938年，劉文典終於尋得機會，逃離北平，輾轉南下，歷經磨難後到達昆明，在西南聯合大學任教。此行海陸兼程，走走停停，取道天津、香港，居然轉了半個中國，財產和圖書資料喪失殆盡，劉文典見到梅貽琦時戲言，渾身上下，就只剩下衣裳了！
劉文典在西南聯大開設的課程有《莊子》、《文選》等。他講課不拘常規，講到興頭上，便來隨意發揮，倒也別開生面。有一學期，劉文典開《文選》課。上課前，先由校役帶一壺茶，外帶一根兩尺來長的竹製旱煙竿。講到得意處，他一邊吸旱煙，一邊解說文章中的精義，下課鈴響也不理會。因為課講得精彩，對於他的拖堂，學生也不反感。
有時他是下午的課，一高興了，講到5點多鐘還不想結束。有天，他用半小時結束了上一講的內容，大家以為他要開講新課了，說不知他忽然宣佈說：「今天提前下課，改在下星期三晚飯後七時半繼續上課。」原來下個星期三是陰曆五月十五，他要在月光下講《月賦》。屆時，皓月當空，月色溶溶，草地上一圈座位，劉文典置身其中，把個《月賦》講得生動形象，見解精闢，一眾聽者沉醉其中，如聽音樂，餘味綿綿。
劉文典講課，精彩紛呈，有時大學者吳宓也會前來旁聽，而且總是坐在最後一排。劉教授閉目講課，每講到得意處，就睜開眼睛向後看，問「雨僧兄以為如何？」每當這時，吳教授會像學生一樣站起來，恭恭敬敬地一面點頭一面回答：「高見甚是，高見甚是。」兩位名教授一問一答之狀，頗具古風，令在座學生忍俊不禁。
劉文典開設的課目很多，在北大時多達10門。他授課有特色，既注重疑難字句的考訂，又不囿於繁瑣的訓詁。他不喜照本宣科，往往結合自己的研究心得，對學生循循誘導。
在一般人眼中，劉對同輩人很狂，但對學生卻十分平易近人，沒有架子。當年的弟子是這樣描述他在昆明時的形狀的：
「先生身材不高，晚年體弱瘦削，雖為一級教授，日常均身着青布長衫，腳着布面圓口鞋，不修邊幅，卻飄逸自如，不失學者風度。上課時則用一塊藍布包着講義或教材，夾在腋下，慢慢走進會澤院，走入教室。」
「先生讀書或與朋友學生交談時，喜抽香煙，愛喝清茶。我們去看望或有所請教時，他總是打開煙盒，遞給我們一支煙，而後他一支接一支地吸着，此時談風甚健，說古論今，厚積薄發，雖體虛氣弱，但卻手之舞之，神采飛揚。」
在一次課堂上，學生問他怎樣才能把文章寫好，劉文典僅授以「觀世音菩薩」五字。學生不明所指，劉解釋說：「觀，乃是多多觀察生活；世，就是需要明白世故人情；音，就是文章要講音韻；菩薩，就是救苦救難、關愛眾生的菩薩心腸。」學生聞言，無不應聲叫好。
西南聯大青年教師陶光是劉文典的得意門生，經常為學問之事登門求教。有段時間，陶因課務繁忙，沒去看望恩師，心存愧疚。後專門抽出時間上門拜望。不料甫一見面，劉就劈頭大罵陶是「懶蟲」、「沒出息」、「把老師的話當耳旁風」。陶一時莫名其妙。他向來尊重恩師，但突遭老師如此辱罵，也不免忍無可忍，正要怒目反擊，忽見劉文典用力一拍桌子，更加大聲說道：「我就靠你成名成家，作為吹牛本錢，你不理解我的苦心，難道忍心叫我絕望麼？」此時，口氣已經由硬變軟，從憤怒之聲轉為可憐之語。陶光這才知道，老師原來對自己寄予如此厚望，很受感動，趕忙向恩師倒茶賠罪。自此以後，兩人的師生情誼更見深篤。
我們常說，金無足赤，人無完人。移到大師級的劉文典身上，其最為人詬病者，是他在西南聯大時，染上了吸食鴉片的惡習。還讚美「雲土」為鴉片中之上品，又因他喜歡雲南火腿，故有「二雲居士」、「二雲先生」的稱號。後深受其苦，不能解脫，甚至因抽鴉片窮困潦倒。為了賺錢，應大鹽商張孟希之請，到磨黑為張母撰寫墓志銘。從昆明到磨黑路途遙遠，風險極大，為此張孟希派人用滑竿將劉接到磨黑，一路上做了妥善安排。劉到磨黑之後，除了替張母撰寫墓志銘，有時也為當地教師講講《莊子》和《文選》，自然也少不了在躺在鴉片榻上吞雲吐霧，過足了煙癮。直到四個月後，又才返回昆明。
劉文典此行，受到聯大同仁的詬病。而且劉文典的私自離校，還使正常行課受到影響。西南聯大中文系教授僅有七人，其中陳寅恪被困香港，一時無法回校，劉文典一走，就只剩下羅常培、朱自清、聞一多、浦江清、王力五人。這些教授不僅要為中文系開課，還承擔着全校各系一年級的通課。劉文典的離開使中文系顧此失彼，窮於應付。第二年續聘，系主任聞一多堅持不給劉文典發聘書。劉文典回到昆明，知道自己已被清華解聘，非常生氣，曾與聞一多幹了一仗。當時和聞一多住在一起的清華研究生王瑤先生回憶說：「劉文典回到昆明後，對解聘他的事很不服氣。他曾到司家營清華文科研究所找聞先生論理。當時兩人都很衝動，聞一多正和家人一起吃飯，他們就在飯桌上吵了起來。朱自清先生也住在文科研究所，看到這種情況極力勸解，但劉文典終歸未能重返清華。」
劉文典離開清華後，雲南大學很快向他發出聘書，聞一多對此極為不滿。吳宓1944年7月10日的日記記載說，那天，國民政府教育部高教司司長吳俊升邀集西南聯大、雲南大學、中法大學文法學院主任討論《部頒課目表》的修改問題，聞一多在會上提到劉文典時說：「幸得將惡劣之某教授（典）排擠出校，而專收爛貨、藏垢納污之雲大則反視為奇珍而聘請之。」而「雲大在座者姜寅清無言，徐嘉瑞圓轉其詞以答，未敢對聞一多辯爭」。
1949年末，昆明「解放」前夕，胡適曾動員劉文典去美國，已替他找妥具體去所，並為他一家辦好了入境簽證。但劉文典最終選擇了留在大陸。
中共建政後，李廣田任雲南大學校長，口口聲聲稱劉文典為「老師」、「劉老」。開大會請劉老坐前排，開座談會請劉老先發言。學校評職稱，他被評為一級教授，並任全國政協委員。朋友們祝賀他「喜事重重，舊貌換新顏」。他說：「我熱愛共產黨，熱愛社會主義，是早有思想基礎的，我早年參加同盟會，跟隨過孫中山，堅決擁護孫中山的聯俄、聯共，扶助工農政策，那時已紮下了擁護共產主義的根，今天實現了我的夙願。」
更令人驚訝者，他竟徹底戒掉了鴉片，思想改造也順利過關。此後的劉文典，小心翼翼地頌揚新政權，他以親身經歷，誇讚對知識分子的思想改造運動。逢人便稱：「處於反動統治的舊社會，走投無路，逼我抽上了鴉片，解放後，在共產黨領導下，社會主義國家蒸蒸日上，心情舒暢，活不夠的好日子，誰願吸毒自殺呢！」
今天重讀這些話，很不容易相信竟是劉文典寫的。這是一個值得思考的問題，一位經典人物，實際上已越來越軟，但關於他的傳說卻是越來越硬，越來越狂。
1958年7月15日，劉文典因屢遭批鬥，突發急症，病逝於昆明。
2020-05-19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