過去兩個月，在上海這座醫療資源被劇烈爭奪的超級大都市，癌症患者無疑是最脆弱的那部分人。
他們是被死亡追着跑的人，卻在就醫路上遇到重重困境——我們記錄了一些癌症患者的經歷。這其中，有迷茫無助、焦慮絕望，也有相互幫助，人性閃光。這是一個特殊群體如何在疫情下與死亡賽跑的故事，也是我們每個人如何在疫情下奮力生活的故事。
那扇小區的門
從3月末開始，上海7日內有陽性感染者報告的居住小區，被劃為「封控區」。對於很多癌症患者，如何走出小區的大門，是他們就醫之路上的第一個關卡。
當時，政策層面上明確規定了要確保普通群眾的就醫需求，但具體到每個社區、每個居委會，都會有不同的規定。
劉清是一位被困在「封控區」的癌症患者。她是上海本地人，10年前，她27歲，確診乳腺癌。治療後一直吃藥維持。去年年末，常規體檢時，醫生發現，她的肺部有3個結節，後經診斷確認為癌細胞轉移，腫瘤復發，隨後，劉清開始在復旦大學附屬腫瘤醫院治療。
癌細胞轉移，意味着腫瘤進入晚期，她需要每個月打一次針，配一瓶藥，一瓶藥13667元，報銷完所有，一個月看病淨花銷6000多元。今年年初開始，劉清過上了一種「掐準時間」的規律生活——每個月掐準時間看醫生，每天掐準時間吃藥，每看完一次醫生掐準時間報銷。
3月末，疫情來了，劉清所在的小區被劃為「封控區」。其實，在4月5日之前，劉清並不慌張，她每個月11號看醫生，在她的設想中，浦西應該5號就解封了，她11號看醫生，時間還很充裕。但4月5日，並沒有迎來如期的解封，她有些慌了，致電居委會，得到的答覆是，「封控區不能出小區」，於是開始「拼命打電話」。
「從早上開始，一直打打打打打，不停地打12345，打政府熱線，打新聞熱線」，幾乎所有能求助的電話，她都打了，她還在各種新聞App上面留言。那時候，電話並不好打通，有時候打幾十個電話才接通一個，電話一通，她心裏就祈禱，「這個電話幫我一下吧，幫我一下吧，讓我出去吧」。
近一個月過去，劉清說到當時的情景，還是忍不住哭了。她形容當時的自己，「整個人就已經在懸崖邊，整個天都是黑的，連我的心也在流眼淚」。那時候，媽媽跟她說話，她一個字都聽不進去，就是像發了瘋一樣狂打電話，狂留言，飯也不想吃。最絕望時，她就想，11號那天，要衝出去，「不管怎麼樣，我就是要看病！」
好在，求助的第三天，她遇到了一位「鬆動的螺絲釘」，那是一位社區工作人員，是位男性，姓李。劉清的訴求很簡單，她只想在4月11日能夠走出小區，但居委會不允許，而這位李先生正好是她所在小區居委會的上級。
劉清那幾天打了太多電話，她甚至都不記得自己和李先生具體講了什麼，只記得自己一直在哭，說自己是癌症患者，37歲，需要出門看病。她不知道是因為自己年輕，還是因為自己哭得太傷心了，李先生很爽快地答應她，「幫你打個電話問問」。
這個電話過後，劉清得到了居委會的出門許可。
4月11日，劉清騎着電動車去了復旦腫瘤。她記得，那天醫院裏的人很多，她打了針，也開到了藥。後來，在患者互助群里，她看到了很多要跨江化療的病人，確診為新冠陽性的病人，外地來租房住的病人，等着醫生解封才能開刀的病人，她覺得自己真的太幸運了。
那天開藥回來，劉清特意打了電話去感謝那位李先生，謝謝他願意承擔責任，願意為自己打那個電話。她很激動，不知道怎麼表達自己的感謝，就一直重複那句「謝謝」，她邊說邊哭，說了十幾遍。
劉清能感覺到，李先生有些驚訝，對他來說，自己只是「跟居委會打了一個招呼」，他沒想到，對一位癌症患者而言，這是這麼重要的一通電話。談話的結尾，李先生說，「能夠幫到你，我也很開心。」
核酸，核酸
徐芝的母親也是一位在復旦腫瘤就醫的癌症患者。和劉清不同，徐芝所在的小區並沒有陽性病例，不是「封控區」，因此，出門沒有那麼困難，真正令她犯難的是——核酸。
徐芝一家是山東人，去年6月開始來上海看病，租住在嘉定區江橋鎮，一居室，月租3300元，父親出門打零工賺錢，徐芝則照顧母親。
徐芝母親確診的是兩癌，膽管癌和肝癌。4月1日，是徐芝母親的化療日，那天，她們順利地在二級醫院做了化療，但醫生提示，檢查結果顯示腫瘤疑似復發，需儘快前往復旦腫瘤找主管醫生做進一步檢查。
徐芝迅速為母親搶到了一個4月6日的專家號。她思路很清晰——4月5日浦西解除封控，4月6日清明假期也過了，醫生正好上班了。
4月6日當天，徐芝帶母親出門，小區門口的工作人員對她說，出門可以，需要兩次核酸，「出去的時候做一次，回來時再做一次」。徐芝和母親都很快接受了這一要求，她們是外地人，租戶，社區說什麼，她們就做什麼，她們很清楚，這個出租屋是她們唯一的落腳點，出去了，一定要保證能回來。
於是，這對母女騎電動車先去了最近的江橋醫院，沒有核酸點，又騎去了稍遠一點的南翔醫院，也沒有核酸點，徐芝在健康雲上查，按照距離排序挨個打電話問，最後發現，電動車車程能到達的醫院，沒有一家可以做核酸。
因為核酸的問題，4月6日，徐芝母親過號了，沒有去成醫院。
醫生下一次出診在4月13日。那天，全家人嚴陣以待，早早做好準備，徐芝父親和居委說明情況，附近實在找不到核酸點，他們帶着3支抗原當着居委會的面做，全家陰性，得到居委會關於核酸的「赦免」。
徐芝的家離復旦腫瘤徐匯院區大約20公里左右的路程，他們選擇住在這裏，是因為附近有許多賣菜的老鄉，還有在滬打工的親人。平常時候，若是不需要母親親自到場的看診，徐芝和父親通常乘地鐵去醫院，一小時以內可以到達，若是患者必須到場的治療，他們一家會在早上打一輛車，讓母親有個座位，40分鐘以內可以到醫院。
這一天，因為電動車只能坐得下兩個人，父親帶着母親等騎了20多公里到了醫院門口，但因為沒有核酸電子報告，「保安怎麼說都不放人」，徐芝有些崩潰了，發佈了一則求助微博，「現在人就在醫院門口，拿着抗原陰性卻進不了」。
這則求助獲得了100多人轉發，100多個評論，但並沒有實質性的幫助。那天，徐芝一家還是沒能走進醫院。
這也是整個4月，上海居民就醫的一大痛點——很多醫院都要求前來就診的患者持有24小時內的核酸陰性證明，更重要的是，這個24小時按照核酸採集時間計算，但那時的上海，核酸檢測需求巨大，很多檢測從採樣到出報告，會超過24小時，因此，很多患者在歷盡波折好容易趕到醫院之後，依然被核酸問題攔在門外。他們中的很多人會選擇在醫院再做一次，4小時後出結果，只是，4小時後，醫生很可能已經下班了。
徐芝一家先後錯過了4月6日和4月13日的就診，下一次醫生開診的時間是4月20日。接下來的一周，這家人制定了更完善的計劃，徐芝父親在一個雨天摸索出了一條做核酸的路線，4月19日這天，他載着徐芝母親，去20公里以外的醫院做核酸，並且找到了給電動車充電的地方。
4月20日，徐芝母親終於見到了主治醫生。也是在那天，他們聽到了那句患癌世界裏「最動聽的話」——腫瘤沒有復發。
一份互助表格
徐芝一家終於就診成功後的第八天，4月28日，上海市衛健委發佈了一個就醫無需核酸證明的醫院名單，在這些醫院中，有些醫院需要患者健康碼和行程卡雙綠碼，有些醫院提供現場的抗原檢測，患者可以在醫院門口現場測抗原，持雙綠碼和抗原陰性結果，即可就醫。
但在這份名單公佈之前，很多急需就醫的患者依靠的是一份源自民間的、名為「上海醫療緊急求助」的在線文檔。
這份文檔的創建者叫華融琦，上海人，對外經濟貿易大學的在讀學生。他學習的是國際組織人才方向，這個專業的許多學生畢業後將去往聯合國和WTO等國際組織工作，他們有着極強的組織能力和號召力。
華融琦並不是第一次組織類似活動，兩年前的湖北武漢，去年的吉林通化，他都組織過物資募捐。這次，比起募捐，他敏銳地發現了緊急醫療求助還沒有人做，他決定補足這個小缺口，「關注那些處於所有人之間的，容易被忽略的陰影地帶」。
這個文檔目標很明確，就如它的名字所寫——第一，聚焦醫療層面，第二，必須是緊急的。新冠陽性收治、透析治療、癌症治療，這是當時最亟需被看到的需求。
表格創辦後正值清明假期，許多大學生加入其中，他們給自己起了名字，叫「守滬者」。針對每一條求助，志願者們會向居委會、醫院、交警大隊等機構或部門打電話，了解解決問題的方法，並反饋信息給患者。
只是，這畢竟是一群大學生組織起來的志願者群落，他們沒什麼醫療資源，收集到眾多需求，但解決問題的能力有限。於是，他們決定對外求助，「希望更多有醫療資源的個人、團隊、組織聯繫我們」。
上海阿特蒙醫院的腫瘤科醫生劉臻看到了這份求助，他主動聯繫了華融琦，決定將「癌症患者互助」這一塊工作承接下來。
針對腫瘤患者遇到的各種共性問題，劉臻和他的朋友們做了一份更有針對性的指南，名叫「上海抗疫期間腫瘤患者就診指南」，對信息查詢、交通方式、轉院治療、買藥配藥等腫瘤患者最關心的問題做了解答和梳理。
他們列出了「可化療醫院列表」，詳細標明了醫院、聯繫方式、是否可以門診化療，是否可以住院化療，是否可以使用醫保，包括備註欄，綜合患者反饋，會寫上：有幾個治療床位，需要什麼樣的核酸報告。
他們還建立了腫瘤患者互助群，讓患者們互通有無。在信息不明朗的4月，許多患者在這裏留下了自己的真實就醫記錄，給其他人作參考——
4月17日。重要信息：目前上海唯一不需要核酸報告的通道：上海第十人民醫院。1.急救綠色通道24小時開放。2.對無核酸陰性報告患者救治不延誤。3.醫院聯絡渠道暢通，第一時間有響應。
4月18日。普陀同濟醫院，提前預約普通門診腫瘤科。醫生會根據之前病歷配靶向藥，需帶好24小時核酸陰性報告。我爸今天在胸科醫院入院治療，據日間病房護士說，周日胸科醫院也能做核酸的，有需要去胸科醫院的參考下。
4月18日。復旦腫瘤醫院（徐匯院區）就診分享：人挺多的，戴了兩層口罩，帶了一瓶酒精，差不多見底了。醫院門口可做核酸，目前是24小時核酸進復旦腫瘤醫院，為了周一上午的病患順利進院，周日上午半天，核酸檢測開放，切記周日下午沒有核酸，別跑空。如果當天做核酸，當天看病，只能掛下午的號。
這些建議都非常的具體，具體到，車停在哪條路上，打車單程一小時大概花了多少錢，一定要記得帶醫保卡，手摸過不確定的東西要馬上消毒，記得帶上水和乾糧，記得不要碰臉部任何地方。
YIN是劉臻的同事，從3月20多號開始，她便開始利用手上的資源幫助一些腫瘤患者送藥，劉臻和她說起互助文檔的事，她欣然加入了。
我和她通話時，是她在辦公室打地鋪的第31天。她講起這些天印象最深的一件事——有一天，醫院臨時出車去接人，可以跨江，她趕緊在群里同步了這一信息，很快，需求傳來：一個小姑娘說自己的外公前列腺癌，藥已經吃完了，全上海只有浦西一家藥店可以買到這種藥。
那天，司機在南京路的藥店門口排了兩個小時，終於買到了藥。事後，小姑娘寫了一段長長的感謝「小作文」，裏面有一句是這樣說的——嘗試了無數方法，今早幸運的事件發生了，我一分思考都沒有就把幾千的費用轉給一個陌生的微信號碼，因為，這是我全部的希望。而它也沒有被辜負。
▲圖/受訪者提供
一位特殊的志願者
在腫瘤患者的互助群里，有一個志願者，名叫張安華，最初，大家都以為他只是一位普通的志願者，他還幫抑鬱症患者聯繫過送藥，直到有一天，他在群里問，「有沒有地方可以做日間化療」，其他人才知道，原來他也是癌症患者的家屬。
張安華是一位「滬漂」，他的父親去年6月末被診斷為肺癌，從老家來上海治療。為了父親住的舒服，他整租了一個一居室，離上海市肺科醫院很近，父親的治療效果不錯，有合適的靶向藥可以吃，吃了五個多月，今年年初耐藥了，3月4日進行了第一次化療。
癌症的化療具有周期性，一般每隔21天一個療程，按照正常的節奏，張安華的父親應該在3月25日進行第二次化療。3月23日，他們所在的小區因出現陽性病例而封閉——而當時，肺科醫院不接收來自封控區的患者，張安華父親若是要就醫，只有一個選擇，去定點醫院上海市浦東醫院。
癌症的特殊性在於，它很少會在極短的時間內致命，但它又時刻吞噬着患者的生命。而由於病程較長，大多數癌症患者都會跟隨熟悉自己病情的醫生治療，這也意味着，即便去到浦東醫院，張安華的父親也無法進行抗癌治療。
第二次化療錯過了，等到4月15日，又過了21天，這本該是張安華父親第三次化療的時間，但第二次化療還沒做上。
化療延期，也被稱為「拖療」——在很多疫情爆發的城市，這是癌症患者們的普遍困境，在上海尤甚。
4月16日，張安華終於成功帶着父親前往肺科醫院，但因為身體太過虛弱，父親的血液指標沒有達標，需要打針，等指標回升達到化療條件後才能繼續化療。
5月6日，這本是張安華父親第四次化療的時間，但因為血液仍未達標，他仍未做上第二次化療。那天，在肺科醫院檢查後，醫生告訴張安華，父親的腫瘤惡化非常快，「增大了許多，唉」。
在張安華講述的治療經歷中，最令人難忘的是他帶着父親去到醫院，再從醫院回到家的過程——
這兩個月，為了讓父親減少被感染新冠的可能，不耽誤治療，每次出門，張安華每隔5分鐘拿免洗洗手液幫父親洗一次手，凡是父親要觸碰的東西，口罩、椅子把手、哪怕是拿就診卡，他都會消毒一遍。疫情嚴重時，他們穿防護服出門，進醫院一套，從醫院出來之後，再換一套新的，兩個人一天要用四套防護服。等到了家裏，防護服扔掉，露在外面的鞋、包全部用消毒水噴濕，穿的衣服全部洗掉。
這不只是一位癌症患者的經歷，也是疫情爆發時，無數腫瘤患者的經歷。
一家特殊的酒店
復旦大學附屬腫瘤醫院有兩個院區，2000多張病床，36個臨床科室，700多位醫生，1200多名護理人員。去年，院長郭小毛教授在建院90周年學術論壇上也說，「復腫」是上海乃至中國腫瘤診療的「橋頭堡」。僅去年一年，這家醫院的門診量達173.4萬人次，在最新的國家三級公立醫院績效考核中，它的考核成績為A，位列腫瘤專科醫院全國第二名。
能去「復旦腫瘤」治療，承載着許多外地癌症患者對生的期盼。在復腫徐匯院區，沿着東安路，許多老舊的居民樓被改造為「癌症旅館」，有的「房間」原來是一個不足6平米的陽台，外地來的癌症患者和家屬願意租住在這裏，因為它們離醫院近，可以做飯，還便宜。
復腫的浦東院區靠近外環高速，老舊居民樓不多，附近的酒店成了患者們的臨時落腳地。雍樂精選酒店距離復腫浦東院區不到3公里，裏邊常常住着癌症患者。
4月初，志願者Mika發現了很多來自這間酒店的求助——3月21日，這家酒店一位客人被確診為陽性病例，開始封閉式管理，近20位外地來滬就醫的癌症患者被「困」在這裏。
吳琦就是其中一位。他是石家莊人，2020年8月被確診為直腸癌晚期，因為妹妹在上海，他的抗癌治療第一站選在了上海，在上海接受了放療，之後在北京接受化療。
今年3月，因為化療效果不錯，北京的醫生建議吳琦再去一躺上海，讓初診醫生判斷一下，是否有條件進行第二次放療。
面對癌症，吳琦和妻子曹盈萱盡了全力。他們去了最大的醫院，為了用上最新的藥，每個月都要花費2-3萬，前一陣，他們剛賣了房子。
這次的上海之行，吳琦一個人來，他掛了3月23號的復腫的門診號，但離就診只剩一天多的時間，酒店忽然被封了。吳琦懵了，遠在石家莊的妻子曹盈萱開始行動，她打了很多電話，「一睜眼就開始打12345」，不停地打，打到最後手機里撥出的全是座機號，都分不清哪個號碼是哪個單位。
就診日到了，吳琦還是無法出門，只能拜託還能自由出行的妹妹拿着自己的掛號信息去找醫生，用視頻的方式完成了這次問診。那天，醫生的建議是，不做放療，按原計劃化療。
按原來的化療節奏，吳琦本該在3月24日進行化療——如果不是因為疫情，他有兩種選擇，一個是3月23日看完診直接去北京，3月24日在北京化療；或者乾脆不走了，讓復旦腫瘤的醫生幫忙開化療藥物，在上海做完這次化療——但現在他被封控在酒店，兩種方案都泡湯了。這也意味着，吳琦這次來上海「白跑了一趟」。
但上海的情況並沒有好轉，沒過幾天，酒店所在的園區被封控，等到3月28日，整個浦東都被封控了，接着浦西也在4月1日被封控。
吳琦拖療了。妻子曹盈萱不知道該做什麼，除了瘋狂打電話求助，只能遠程給他搶食物。
這些被困在酒店的癌症患者們建了一個微信群，和吳琦一樣，許多患者都是一個人來治療。患有乳腺癌的楊女士和陳女士，她們都是一個人住在酒店，楊女士的癌細胞已經轉移了，晚上會在睡夢中疼醒，身上有針扎一樣的放射性疼痛，陳女士患的是乳腺癌中分型嚴重的三陰性乳腺癌，放療的地方都脫皮了，腋下有疼痛感。
被封控在酒店十幾天，她們夜裏基本都睡不着，陳女士曾在接受沸點記者的視頻採訪時說，她最大的訴求就是希望能早點出去看病，「昨晚11點多還在撥打12345」，求助了太多人，她們已經不知該求助誰了，「感覺自己被拋棄了」。
4月7日，在拖療了14天後，在媒體的關注和居委會的幫助下，吳琦和其他十幾位癌症患者終於走出了酒店，前往復旦腫瘤治療。
但又有意外狀況發生，因為着急，吳琦掛錯了科室，醫生開不出來他需要的化療藥物，必須重新掛號，而下一個號排到了幾天後。
那天，吳琦「一下子就崩潰了」，他和妻子雙雙在電話里哭了，他在醫院坐着，從早上一直等到中午1點多，依然沒有找到解決辦法。
最後，在互助群志願者的幫助下，吳琦第二天去一家私立醫院打上了化療——這也是很多拖療患者最終的解決方案，在特殊時期，一些私立醫院成了救命稻草，正如吳琦的妻子曹盈萱在電話中說，「那個時候，只要能打上針，不管公立私立，不管多少錢，就是搭個大棚給打針我們都願意的」。
4月18日，吳琦終於乘坐高鐵離開了上海，在濟南隔離了兩天、在石家莊隔離了5天後，他終於回到了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