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於中共嚴格的COVID-19防疫封控,大量的外籍教師離開中國,這可能使中國的國際學校遭受沉重打擊。圖為2022年5月19日,上海封鎖期間,一名男子在街道上騎着自行車。(Hector Retamal/AFP via Getty Images)
由於中共嚴格的COVID-19防疫封控,以及不斷收緊的教育規則,大量的外籍教師正不斷離開中國,經營者也越來越難找到他們的替代人員,這將給中國的國際學校帶來沉重的打擊。
據路透社報導,在經歷了近乎兩年的關閉邊境、繁複的健康檢查與嚴格的防疫規定之後,最近中共當局對上海的嚴格封鎖,正使許多外籍教師感到心力交瘁。
一位35歲、在上海國際學校工作三年的科學教師米高(Michael)說:「現在,在這裏工作的經濟利益已無法彌補缺乏來去自由的不足。」
出於私隱考慮,他拒絕透露自己的全名。
然而,米高只是近來成百上千名出走的國際教師之一,原因是中共的清零政策,以及對民辦教育不斷加強的監管措施。
這種情況正威脅著過去20年來,在中國各地大量出現的國際學校。從長遠來看,這也將危及中國的教育質量。根據教育網站「新學說」(Xinxueshuo)的數據,截至2019年,全中國的國際學校數量已達到821所。
中蒙國際學校協會(ACAMIS)是一個由中國66所學校組成的團體,這些學校共聘用了約3,600名教師。該團體表示,今年約有40%的國際教師將離開中國,遠比去年的30%,以及大流行前的15%要高。
ACAMIS的執行董事湯姆‧烏爾梅特(Tom Ulmet)說,也越來越難找到他們的替代人選。
他補充說:「全世界的人都在閱讀關於封鎖的報導,他們覺得沒有必要讓自己受到這種影響。」
除了教師出走潮,國際學校還面臨着外國學生入學率下降的問題,這可能進一步使國際學校不斷凋零。
路透社稱,由於中共防疫封控,致使許多外國家庭離開,這已改變了許多學校的學生組成。有越來越多學生家長是持有外國護照的中國人。
同時,因為中共當局不斷加強對教育控制,試圖排除外國影響,也使國際學校必須適應不斷變化的法規。
最近,英國名校哈羅公學(Harrow School)已將北京的一所附屬學校,改名為「北京市朝陽區禮德學校」,以因應中共規定。
中共新規下,許多歷史悠久的英國教育機構不得不改變中國分校的名字。圖為哈羅北京校區,現已改名為「北京市朝陽區禮德學校」。(N509FZ/Wikipedia)
根據去年宣佈的規定,招收中國學生、從事義務教育的學校,校名中不得使用外國名字,以及「國際」或「全球」等詞彙。這個規定使得許多國際學校、雙語學校被迫改名。
此前,由於中共禁止私立學校使用外國課程和教科書教授中國公民,英國的威斯敏斯特學校(Westminster School,又名西敏公學)也放棄了在中國各地建校的計劃。
5月份,歐洲商會對歐洲企業進行的一項調查指出,所有來自教育部門的受訪者都表示,日益嚴厲的COVID-19防疫措施,已使中國成為一個不太有吸引力的投資目的地。
據《金融時報》報導,英國私立小學協會(Independent Association of Prep Schools)的行政總裁克里斯托弗‧金(Christopher King)表示,各個學校對參與中國項目「越來越小心翼翼」。
「總體形勢似乎越來越不利,越來越難看出中國如何讓學校放心地在當地表達他們具有歷史意義的願景。」他說。
一些孩子就讀國際學校的家長向路透社表示,由於清零政策造成的限制和封鎖,他們越來越擔心學校的教學品質。
5月份,梅蘭妮‧哈姆(Melanie Ham)的女兒和整班的同學們,都錯過了國際文憑(International Baccalaureate)考試,原因是上海封鎖導致海外試卷無法送達。
哈姆說,學校正盡力而為,但她仍然對未來感到擔憂。
「我認為,就資源、計劃和情感能量而言,他們只是在竭盡所能地勉強應付。」她說。
廣州市一所國際學校的幼教主管阿萊克薩‧莫斯(Aleksa Moss)說,這種困境將敲響一些國際學校的喪鐘。
「這裏有幾所較低級別的國際學校和雙語學校關閉了」,她說,「我確信上海和北京亦發生了這種情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