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黃浦區永壽路一座商廈底層的台階上，陳朝松在這裏住了一星期。
出方艙後，在上海街頭睡了23天，52歲的陳朝松有了一份包吃住的臨時工作。
在上海市楊浦區控江路街道一個居民小區，陳朝松負責看管一棟封控樓，白天給樓內居民收垃圾、配送快件，對樓棟角角落落進行消殺，晚上睡在底樓一張行軍床上，一天賺400元。
換上一身新行頭，陳朝松很興奮。5月9日，他再次接受記者採訪時，摸摸身上的防護衣說，「我們這些『大白』給樓里居民服務」。
二十多天前，4月15日，陳朝松從上海世博方艙醫院出院。以前他借住在朋友的裁縫鋪里，出艙後朋友婉拒了他，沒了去處，只好露宿街頭。
他搜尋背風的台階，溜進空置的拆遷房，也住過帳篷，碰見各色人等。或許是經歷過風浪，他總是樂觀地解釋自己的處境，「這些天在外面飄，感覺還好，很多人都不容易」。
陳朝松的境遇並非孤例。
一位住家保姆說，出艙前僱主結完工資，告訴她別再來了。一位保潔員與四五人合住一間不足10平方米的屋子，房東問，「這種隔離環境，你回來了我們怎麼辦？」
根據上海的政策，出艙人員由各區通過「閉環轉運」，「點對點」地送回居住地，進行7天居家健康監測。各區村委、業委會、物業公司等不得以任何理由阻擾治癒的出院患者和解除醫學觀察人員返回居住地。然而，由於居住環境擁擠，抑或沒有常住地，屬於流動人員等種種原因，一些人出艙後不得不開始漂泊的日子。
「外面風大，晚上有點冷」
距離外灘兩公里，黃浦區永壽路一座商廈底層的台階上，現在還留着一張黃色海綿墊子，那是陳朝松撿來鋪上去的。
4月18日至25日，他在這裏睡了一星期。4月23日下午記者碰到他時，他的睡鋪旁放着一個黑色行李箱，兩個鼓鼓的綠色包袱，裏面有四季衣物、床單等生活用品，一套理髮工具，一隻小型電飯煲和一袋大米。這是他所有家當，去哪都帶着。
原本，他應該把這些行李帶回居住地。
2022年1月起，陳朝松借住在朋友袁先生的裁縫鋪里，這裏屬於黃浦區小東門的街道東街片區，一月付800元房租。那裏住着8、9個人，他睡在一張稍高的製衣台子上，因為個頭不高，晚上爬上去時要踮着腳。
3月29日，因為感染新冠病毒，陳朝松被收治進入方艙醫院，經過一段時間治療，4月15日他獲准出艙，拿到了《解除隔離醫學證明》，當天被轉運回居住地。
他聯繫袁先生要回家，對方委婉地表示有難處。「因為他們好幾個人，有的人會有埋怨，就是這樣。」陳朝松理解，說他一個人好將就，沒什麼。
無家可回，出艙頭天晚上，陳朝松就近在東街一帶露宿。那幾天恰逢上海下雨，他說其他都好對付，但他沒被子，「外面風大，晚上有點冷」。
東街屬於老城廂，是上海拆違整治的重點區域之一，陳朝松在這有一段奇遇。他說，街上有人告訴他旁邊一間拆遷房有床睡，裏面的工人剛搬走，房門沒鎖。4月16日他就搬進這個簡陋的拆遷屋，有了遮風避雨的空間。
可好景不長，4月17日晚上忽然有人半夜闖進來，搜尋一圈，說陳朝松用來當枕頭的被子是他的，房間的泡麵、雞蛋、花生米被陳朝松吃掉了。借着手機微弱的光線，陳朝松看對方穿着保安制服。他解釋自己沒動過房間的食品，只用過被子，這個陌生男子要他賠200元。
「半夜三更我不想跟他扯皮，我跟他說我身上沒多少錢，給他湊了110多塊。」陳朝松說，他留了電話，沒想到次日一早對方又來電警告，他不想惹麻煩，當天便搬走了。
澎湃新聞記者在東街找到了這間房子，現在房門已上鎖，周圍沒人。附近有許多空置的拆遷房，有的房門和窗戶已被混凝土砌塊封堵。
「想找事做，找一個包吃住的志願者」
4月18日，陳朝松用共享單車馱着行李包袱來到永壽路，落腳在一處凹進去的台階上，「這裏背風，不冷」。
他找到附近一處水泵，解決了洗漱問題，還用電飯煲煮粥，早上煮一鍋可以吃兩餐。大米、糯米是他平時常備的物資。一百米外，寧海東路上一家全家便利店已恢復營業，陳朝松偶爾去買點泡麵、麵包、鹹鴨蛋。
他比劃着圓圈說，「東西很貴，這麼大的麵包就要6塊」。
出艙後陳朝松堅持做核酸，只要在街上碰到居民排隊檢測，就過去一起做，不要錢，這樣他能保證隨時有48小時內的核酸陰性報告。上海封控期間，民警在許多路口設卡檢查和登記，48小時內的核酸陰性報告是必查項。
陳朝松在街上尋找插座給手機和充電寶充電，充滿以後儘量省着用。打開手機，他看得最勤的是微信群里各種招聘信息。
他需要工作。
對陳朝松來說，結束露宿街頭的方式不是簡單找一間睡覺的房間，「我想找事做，做一個包吃住的『志願者』。」
他加了很多招工微信群，每天有通知跳出，比如招聘方艙醫院志願者、物資裝卸工、看管樓棟人員、公廁保潔。可惜，合適的機會不多。有一次，一條方艙醫院志願者的招聘信息吸引了他，一天800元，看到消息後他馬上跟招聘人員私聊。
「兄弟，我來一個可以嗎？」他用微信語音詢問。
「48小時核酸有嗎？」對方問他。
「有。」
「今年多大？」
「52。」
「大哥你再仔細看看招聘通知好嗎——50歲以內。」
52歲，採訪時陳超松經常提自己的年齡，因為許多招聘啟事附帶一條年齡限制：18-50歲。這使他與幾個待遇優厚的機會失之交臂。
在上海二十多年，找工作對陳朝松而言一直是稀鬆平常的事。
1999年他和妻子離婚後，從家鄉湖北鍾祥來上海闖蕩，至今一個人生活。這些年在滬打零工、干外勤、理髮、在餐館端盤洗碗，他都幹過，還跟着廚師學會上海本幫菜。
如果不是因為疫情，廚師會是他的主業。陳朝松自信地說，小籠包、湯包、紅燒肉、素雞、素鮑魚、辣醬、雪菜肉絲、各類蓋飯澆頭，他都會做。
「都是小飯店，私人老闆，老闆人好就做的時間長，不好相處就做的時間短。」他說，工作經常變換。
「萬一他復陽了，整個樓其他人怎麼辦？」
出艙後露宿街頭的不僅是陳朝松。
西藏南路，亞龍國際一樓出入口的玻璃隔間內，唐全睡在一張躺椅上。
4月下旬，離開陳朝松幾百米遠的西藏南路上，唐全住在亞龍國際一樓出入口的玻璃隔間內。4月23日他從方艙醫院出院後先回了租住地，沒能進去。他是亞龍國際一名保潔員，於是又到公司求助，公司也表示無能為力。
哪都進不去，唐全不想鬧了。「我不想給單位添麻煩，也不想給居委添麻煩，我自己在外面找個空地自我隔離，只要有口飯吃。」這個中年男人無奈地說。
亞龍國際物業相關負責人孫先生對澎湃新聞記者解釋，商務樓不具備隔離條件，沒辦法接收出艙員工。他們有4名員工先後感染，出艙後1人已回小區，公司為回不了小區的員工聯繫酒店，費用由公司出。
但疫情期間酒店不好找。「附近一帶的酒店都找遍了，還打了不少電話，都找不到，有的是不營業，有的是滿了。」孫先生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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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區管理者也覺得兩難。唐全住在巨鹿路270號，是一座磚木結構的老房子，裏面住的人多，唐全居住的3樓就有7、8個租戶。樓組長告訴記者，樓內空間狹小、煤衛共用，不是不想讓唐全回來，而是不具備居家隔離條件。
「萬一他復陽了，整個樓其他人怎麼辦？」樓組長說。
樓內居民認為唐全應該由單位接收。4月1日浦西封控前，唐全提出要回公司住，鄰居們勸他留在家隔離，但他堅持去了。此後他在單位感染病毒並被收治。「他自己要出去掙鈔票，憑什麼現在把風險給我們。」一位居民說。
公司給唐全提供了躺椅，他把被子鋪上去睡。上述物業相關負責人稱，會為唐全等出艙員工管飯。唐全自己還留了心眼，在方艙醫院治療期間把早餐吃不完的麵包、牛奶、雞蛋裝進袋子，出艙後以備不時之需。
澎湃新聞記者5月9日去亞龍國際回訪時，現場一名物業人員說唐全健康檢測期結束後已返回小區居住。
「等上海解封後，還是要做回老本行」
陳朝松的微信滴滴地彈窗，每個消息都有可能結束他的漂泊。
4月24日，他看到一條裝卸物資的招聘信息，工資日結、一天300元，包吃不包住。他打電話諮詢，各項條件都符合。唯一的問題是工作地點在10公里外的楊浦區延春公園附近，需要自行前往集合。上海公交、地鐵基本停運，機動車憑通行證才能上路，出行有很多限制。
這沒有難倒陳朝松。在永壽路露宿期間，他注意到附近有一家海友酒店，每天一輛廂式貨車來收運床單被褥。4月25日，他問貨車老闆能不能去，對方說能去，路費200元。
陳朝松把行李拎上車，成交。
在延春公園旁，他和十幾個工友覓得一處，睡在帳篷和廊檐下。4月25日晚上暴雨襲擊上海，大雨斜落進來，陳朝松站起來背靠着牆，把鋪蓋先收起，雨勢小了再攤開。
他們負責為小區居民卸物資。外省市開過來集裝箱大卡車，停在小區門前，陳朝松和工友們把物資一件件搬下，有雞蛋、蔬菜、肉類。陳朝松說，卸貨要用巧勁，猛力會把菜籃子拉壞。一個小區卸完去下一個小區，一天下來腰酸背痛。
裝卸的活不是每天都有，賦閒時他翻出包袱里的理髮工具四處尋人理髮。「帥哥，我這裏理髮、修臉，需要不？」他通常這麼問。理髮店都關門了，他不缺客人。他的價格不高，一次10塊、15塊。「錢賺不完的，做生意都是這樣。」他說。
5月8日中午，他接到一個朋友電話：「兄弟，找事做吧，我們這邊缺人。」
「啥活？」
「看樓，400塊一天，包吃住，想來趕緊來。」
陳朝松說當時心情挺激動，他知道這種招聘不止他一個會收到，去晚就沒了。他開着借來的一輛電瓶車，帶上行李火速出發，當天中午就完成了工作對接。
現在，陳朝松每天早晨穿上防護衣，先帶2個垃圾桶上樓收垃圾，從28樓一層層收到一樓。喘口氣，他配好消毒液，背上電動消毒噴霧器再上樓消殺。樓道、通道、扶手、門把手，對樓棟的公共區域進行地毯式噴灑消毒。每天上下午各一次，要把家家戶戶的快遞包裹送上門。
街頭漂泊二十多天，他的日子變得忙碌踏實起來。「最起碼有吃有住，還可以賺點零用錢，這十天半個月做下來也有好幾千。」他說，看管樓棟預計持續兩個星期。
至於下一步，「邊做邊看，再找活吧」，陳朝松頓了頓又說，「等上海解封後，還是要做回老本行，做廚師，穩定一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