普林斯頓大學政治和國際事務學教授范亞倫（Aaron Friedberg）最近接受美國之音專訪表示，過去的對華接觸政策之所以失敗，是因為美國和西方精英誤讀了中共。
以下是採訪的節選內容：
記者：現在中國沒有變成自由民主的大國，那麼美國應該接下來應該怎麼做？脫鈎（disengagement）是否是可能和現實的？未來應該採取什麼樣的戰略？
范亞倫：首先，我認為美國和其他民主大國必須承認之前的政策失敗了，承認至少在目前，他們對中國制度的演變幾乎甚至毫無影響力。事實上，中共正在朝與他們所希望相反的方向發展。
其次，需要認識到我們的短期目標必須是防禦性的。我們向中國開放了我們的社會和經濟，而中共利用這一點，將我們置於不利地位。我們需要採取措施限制中共繼續這樣做的能力。我們還需要加強我們的軍事地位，並與盟友和志同道合的夥伴合作，努力在印太地區保持有利的力量平衡，以遏制中共在擴大軍事能力之際的咄咄逼人行為...我們已經開始行動，在過去的幾年裏，已經做了不少，但是還未到達所需的程度。
中國的對外政策是其國內政權特徵的體現，我不認為這些政策會發生很大變化，肯定不會在未來5年、10年、15年和20年習近平繼續執政的情況下。但即使習近平被其他人取代，這些政策的勢頭已經建立。我認為，在未來的一段時間內，我們將面對一個非常強硬和非常難以應對的中國。
記者：你在書中說，採取更強硬和堅定的對華政策不會增加戰爭風險，實際上可以幫助減少這樣的風險。不過你在書中也提到，中國長期存在這樣的心態，認為美國或所謂的外國勢力試圖圍堵中國。那麼這種更強硬的做法是否會助長中國的這種心態，導致中國冒更大的風險或採取更激進的行動？
范亞倫：這是一個非常好的問題，讓我試着這樣回答。首先，我確實認為中共領導人有那樣的看法。他們還試圖利用西方圍堵中國這樣的指責來調動國內的政治支持，或是試圖迷惑干擾西方國家。他們有這種看法和擔憂。但即使美國和西方國家在1990年代和2000年代初期儘可能地對中國開放和友好，試圖將中國融入國際體系的時候，他們也有這種看法。
我由此得出的結論是，美國或其盟國不可能在不向中共政權屈服的情況下，採取消除這種不安全感的政策。他們無法讓中共感到安全，他們也不應該嘗試，因為超過一定程度就會很危險。中共領導層確實有那些恐懼和擔憂，但我覺得要減少這些擔憂，我們能做的不多。
我對於未來5到10年最大的擔憂，不是美國和西方會做得太多或激怒中國，而是擔心我們做得太少或是看起來做得不足，讓中共領導人誤判他們可以成功地使用武力改變現狀。他們很可能會發現他們錯了，但那時我們已經陷入了衝突。因此我希望我們採取更強硬的立場，發展我們的力量，加強我們的防務，努力繼續遏制中國咄咄逼人的行為。我認為這是當下的主要任務。
記者：你在書中主張我們應該在經濟上追求部分脫鈎（partial disengagement）。這種部分脫鈎能走多遠？
范亞倫：這個過程主要不是美國推動的，肯定不完全是美國推動的。事實上，一段時間以來，中國出於戰略原因一直在推行旨在減少和部分脫離對美國經濟和其他發達民主國家經濟依賴的政策，以降低中國面臨壓力時的脆弱性，如其領導人所說的，讓中國在技術上獨立自主。
所以我認為，我們已經開始沿着進一步脫鈎的道路前進了。我不認為會是全面脫鈎，除非我們與中國發生衝突，或者中國採取類似俄羅斯對烏克蘭那樣的行動……但是我們對中國進口開放、向中國大量出口技術、或是對中國攫取技術而不會強烈反對的時代，已經一去不復返。
記者：在制衡中國方面，拜登政府非常重視與盟友和夥伴之間的協調合作。俄羅斯的例子表明，可以形成這樣的協調合作來對俄羅斯入侵烏克蘭的行為作出回應。但是美國與其盟國之間，以及美國的盟友之間仍然存在分歧，這種孤立俄羅斯的努力能持續多久還有待觀察。那麼如果是中國，協同制衡中國的努力能走多遠？
范亞倫：對於中國，首先我要說的是，俄羅斯入侵烏克蘭似乎對在歐洲和亞洲的民眾有種警醒作用。我感覺，俄羅斯或中國會入侵另一個國家或實體（比如台灣）的這種看法對大多數人來說是相當抽象的，很多人根本不相信會發生。現在我們看到，這是可能發生的。
如果發生類似的情況，是否有可能對中國實施類似對俄羅斯實施的那種全面經濟制裁，就是一個非常現實的問題。由於一些歐洲國家依賴俄羅斯能源，現在對俄羅斯的制裁併不充分。中國有可能處於更強有力的地位，因為世界上的許多經濟體都依賴中國生產的各類產品，而不只是一種產品。恐怕中共領導人可能會相信，正是出於這個原因，西方國家最後不會真的對他們實施嚴厲制裁。如果他們如此確信，他們更可能會使用武力。
也許更重要的是，他們可以做些什麼來說服中共領導人相信，無論他們願意怎麼想，如果他們真的採取侵略行動，西方將實施協調一致的經濟舉措，而這些舉措將會損害他們的經濟並且可能威脅到他們政治制度的穩定？我不確定我們是否能做到，但我認為我們需要認真思考如何去做，如何說服中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