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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多少人上了中共《約法八章》的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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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共內戰後期,尤其是1949年4月國民黨失去南京後,中共在進攻上海前,毛澤東於4月25日再次以他和朱德的名義頒佈了《中國人民解放軍佈告》,又名《約法八章》,除了向全國廣播外,還四處張貼。此前的1949年12月,中共軍隊在進攻北平前就發佈過《約法八章》。

《約法八章》內容與其效用

《約法八章》的具體內容包括:一、保護人民生命財產,嚴懲反革命破壞。二、保護工商業繼續生產。三、沒收官僚資本,凡願意繼續服務者准予量材錄用。四、保護醫院、學校、體育等文化設施和公益事業。

五、除怙惡不悛的戰爭罪犯和罪大惡極的反革命分子外,凡屬國民黨中央、省、市、縣各級政府的大小官員,「國大」代表,立法、監察委員,參議員,警察人員,區鎮鄉保甲人員,凡不持槍抵抗、不陰謀破壞者,人民解放軍和人民政府一律不加俘虜,不加逮捕,不加侮辱。這些人員中,凡有一技之長而無嚴重的反動行為或嚴重的劣跡者,人民政府准予分別錄用。如有乘機破壞,偷盜,舞弊,攜帶公款、公物、檔案潛逃,或拒不交代者,則須予以懲辦。

六、一切散兵游勇,均應向當地解放軍或人民政府投誠報到。凡自動投誠報到,並將所有武器交出者,概不追究。其有抗不報到,或隱藏武器者,即予逮捕查究。窩藏不報者,須受相當的處分。七、暫緩農村土改,城市的土地房屋,不能和農村土地問題一樣處理。八、保護外國僑民生命財產的安全。

在國民黨敗局已定的大背景下,《約法八章》使國民黨黨政軍各級人員選擇了放下武器,放棄了抵抗,也使許多觀望的包括商人在內的民眾選擇了留在大陸。

中共違背承諾鎮壓國民黨將領

讓很多人意想不到的是,中共1949年建政後卻大變臉,通過發起的一個又一個運動,戕害了眾多國民黨投共人員、企業家、知識份子和普通民眾,其行為完全違背了《約法八章》。

根據百度提供的資料顯示,1946年至1949年國共內戰中,國民黨先後有約177萬官兵「投共」,其中將軍大概有1,400名,包括駐守濟南的吳化文、駐守北平的傅作義等。

對於部分「起義」、「投誠」的國民黨高級將領,中共授以官爵厚祿,以收買人心,比如傅作義就被任命為水利部部長;而對於絕大多數這類將領,中共則通過「鎮反」運動將之消滅。如傅作義等人的絕大多數部下均被鎮壓。

事實上,在中共建政前後,即在中共的所謂新老解放區,從來就沒有停止過鎮壓反革命和反革命活動的做法。據中共官方統計,中共建政初期國民黨殘留下來的潰散武裝曾被統稱為「政治土匪」,約200萬人,另有特務份子60萬人,反動黨團骨幹60萬人,共300萬人。這些人大多數已在清匪反霸中被關、被管或被殺。

1950年3月和7月,唯恐殺得不夠的中共中央先後兩次下達了「鎮壓反革命」的指示。10月,則再次發出鎮反指示,即有名的「雙十指示」,警告各地糾正「寬大無邊」的「右傾」傾向。「投誠」的國民黨將領的厄運自此開始了。

在鎮反運動中,被鎮壓的國民黨將領大致分為如下幾類:一、「投誠」後解職或被俘後釋放返鄉者;二、退役返鄉數年、從事其它職業者;三、打游擊而最終在「剿匪」戰鬥中被俘者;四、其他,如因畏懼逃亡外地者,隱姓埋名而被查出者等。前兩類人數最多。

第二類如國民黨上將宋鶴庚,1923年即隨譚延闓入粵投奔孫中山,並被任命為湖南討賊軍湘軍第一軍軍長。1952年1月,中共「湘鄉縣人民法庭」以宋鶴庚「曾充任匪軍師長、軍長、省建設廳長、上將參議等職,一貫危害人民,反抗革命……」等罪名判處死刑。實際上在1925年,宋就脫離軍界,1931年後就閒居上海,1949年,宋鶴庚還拿出自己私藏的槍支,授意他的侄子組織湘鄉縣花橋警察隊,投奔中共地下武裝。

在此期間,遇害的國民黨高級將領還包括:中央軍校學員教導總隊長王旭夫、中央軍校少將代理教育長肖步鵬、第1兵團副司令劉進、第2兵團參謀長、徐州綏靖公署中將高參韓起功、第3兵團副司令官兼第7軍軍長李本一、第10兵團副司令溫懷光、第12集團軍參謀長周址、第14兵團參謀長兼第7縱隊副司令金亦吾、第17集團軍參謀處長王育成、第2軍副軍長兼第9師師長陳應龍、第2軍副軍長兼宜昌警備司令尹作干、第3軍副軍長兼第7師師長李用章、新編第5軍軍長徐經濟、第7軍副軍長兼師長鍾祖培、第3兵團暫編第8軍副軍長曾憲成、第15軍軍長武庭麟、第20軍副軍長夏炯、第24軍副軍長向傳義、第26軍副軍長、滇西師管區司令曹森、第27軍軍長劉孟廉、第28軍軍長劉秉哲、第29軍軍長、軍事參議院參議張治公、第33軍軍長韓步洲、第34軍軍長高倬之、第44軍軍長陳春霖、第66軍軍長何紹南、第85軍軍長、第15集團軍副總司令李楚瀛、第12戰區騎兵總司令王英、新疆迪化警備司令部少將高參謝靈石、國防部川鄂挺進軍司令部參謀長唐憲堯、國防部中將高參莫致寬、北伐軍左路軍第一路司令鄧玉麟、辛亥起義四川革命軍總指揮夏之時……

除了上述遇害的部分軍級將領外,師級、旅級等國民黨軍官遇害的也不少。因為名單甚長,無法一一列出。他們中絕大多數是「起義」或「投誠」的將領,或許當他們命喪中共槍下之時,才意識到當初自己的抉擇是怎樣的錯誤吧。

而1967年公開張貼的《關於文化大革命中公安工作的規定》(俗稱公安六條)披露了文革前17年內部掌握的政策條款,即「反革命」的標準。其中除了現行罪犯以外,對於敵偽的反動黨團骨幹(國民黨、三青團區分部委員以上)、政(保長以上)、軍(連長以上)、警(警長以上)、憲(憲兵以上)和特(特務人員),雖無刑事犯罪行為,一律按歷史反革命處理。也就是說,從中央到基層,掌握的政策是追究所有國民黨中央、省、市、縣、鄉、保黨政軍各級人員,除了極少數統戰人物,幾乎一律逮捕,並分別實施判刑、處死、勞改、監禁、管制。這其中又有多少人遭遇不測?

鎮反運動究竟「殺」、「關」、「管」了多少人,毛澤東曾說殺了70萬,關了120萬,管了120萬。毛的這個說法自然是有根據的,因為它來自於公安部副部長徐子榮1954年1月的一份報告。

徐當時的報告稱:鎮反運動以來,全國共捕了262萬餘名,其中「共殺反革命分子71萬2千餘名,關了129萬餘名,先後管制了120萬餘名。捕後因罪惡不大,教育釋放了38萬餘名。」以被處決人數71.2萬這個數字來計算,它已經達到當時全國5億人口的千分之一點二四的水準了。考慮到當時各地出現的瞞報情況,實際上全國範圍實際的處決人數很可能要大大超過71.2萬的這個數字。

上個世紀80年代,中共終於局部的承認了「當時被鎮壓的還有部分起義投誠人員」這樣一個事實。然而,由於上述數字還僅僅是由今日仍然在當權的中共所統計,到底有多少人被冤殺、冤判和殘害,依然是個未解之謎。

發動「五反」運動消滅企業家

1949後,中共在農村進行土地改革消滅「地主」和鎮反的同時,在城市中也開始了打着「五反」名義的消滅城鄉民族「資產階級」的工商改造運動。1952年1月,中共提出了針對企業家的「五反運動」,即「反對行賄、反對偷稅漏稅,反對盜騙國家財產,反對偷工減料,反對盜竊經濟情報」。2月上旬,五反在各大城市展開,很快掀起了改造「資產階級」的高潮,其中以上海為第一目標,因為上海作為商業中心,有着眾多的企業家。

靠着種種逼迫方法,在幾年內,中共在全國全面取消了民族企業家和私有制,將商業收歸中共所有。可以說,「五反」實際上就是搶企業家的錢,甚至是謀財害命。

在「五反」運動中,上海到底有多少企業家自殺至今仍是個謎。根據1996年中共中央黨史研究室等四個部門合編的《建國以來歷史政治運動事實》的資料,在「三反五反」中,有32萬3,100多人被逮捕,280餘人自殺或失蹤。在真實的數字無法披露之前,這個大概只能僅供參考吧。

結語

相信了中共《約法八章》中的承諾的國民黨將領、士兵以及企業家、普通民眾,顯然是上了個大當,換來的是中共對他們的殺戮、侮辱、迫害,而這正是由中共嗜殺的本性決定的。諸多被披露的歷史一再告訴我們,千萬不要相信中共的任何承諾,因為其撒謊成性,其歷史就是一部謊言史,換言之,謊言是維持中共統治的柱石。不過,毋庸置疑的是,靠謊言堆砌的政權,其結局只有一個:坍塌。

責任編輯: 李廣松  來源:中文大紀元 轉載請註明作者、出處並保持完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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